三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借助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追求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政策手段，实施起来比较方便，容易被决策者接受。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教训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都显示这些政策非常可能引起扭曲，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通常要求长期的努力。但是，中国经济出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说明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遇到的挑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进一步的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中包含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制度和管理创新。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TFP是驱动潜在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现有模型基础上，我们假设：2011～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能够提高1个百分点。例如，假设目前全要素生产率为3.01%，那么提高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为4.01%。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8.19%;2016～2020年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提高到7.07%。总之，如果中国平均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将提高0.99个百分点。图5是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又来自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即劳动力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也是一种“低垂的果子”。随着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所吸纳，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已经放缓，这种获得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机会开始减少。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变得更小，因此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提高TFP将变得越来越难。

因此，中国需要寻找到提高TFP的新途径，从而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事实上，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更接近于新古典增长框架，因此对中国来说要想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的TFP增长率是相当不容易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政府决定完成这项任务时需要注意从哪里获得额外的生产率。对中国来说，除了获得TFP的一些传统来源之外，例如，技术赶超发达国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还有很多获得配置效率的机会。

第一，部门内部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异，特别是第二部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能够改变总体经济效率。第二，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同样提供了配置效率，因为在细分部门的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巨大差异。所谓的创造性毁灭机制可以允许更加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并减少那些长期无效率的企业。这一机制可以产生第三种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学文献中已经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例如美国，资源配置效率涉及细分部门企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扩大和限制”，这个过程可以对生产率提高产生1/3或1/2的贡献（Foster等，2008）。基于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Hsieh和Klenow（2007）发现，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再配置并使其与企业间的边际产出相同（从美国观测到的事实），中国制造业部门的TFP能够增加30%～50%。

为了获得上述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就应该自由流动。但是，中国仍然存在制度壁垒阻碍了投资者自由进入国有企业控股的部门，这就损失了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界定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功能，并把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范围限定在必要的和有限的领域，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非公有经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