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梅岩思想的公共性

韩立红

一 石田梅岩思想综述

石田梅岩（1685—1744）为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石门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以广泛的庶民为教育对象，提倡神、儒、佛三教一致，主张以“正直”与“俭约”的实践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求得“知心”，并以此为商人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因此，日本研究者对其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研究者普遍认为，石门心学无论从思想史角度还是从教育史角度，皆对日本近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石田梅岩的“商人道”思想确立了“町人”的道义，强化了忠诚、孝行、无私及献身职业劳动的观念，对日本近代社会产业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庶民儒学者，梅岩生前不为人所知，死后其思想却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从思想史角度来看，石田梅岩提出以“正直”“俭约”的方法追求“知心”的“心学”思想，为日本德川时代的下层农工商阶层提供了简单易行的伦理道德的修养方法。商人作为等级身份制度下“四民”当中的最下层，他们与士、农、工一样，同属“君”下之“臣”。商人在身份上虽然与其他阶层有着上下之分，在为臣的“职分”上却是平等而没有区别的。这一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石田梅岩的思想及石门心学，在日本庶民教育史上意义重大。从德川时代庶民教育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寺子屋”在庶民教育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石门心学的心学校舍对庶民教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石川谦的统计，从1789年开始，日本德川时代的心学校舍在各地逐渐增加，到1830年为止，在日本34个藩中，建立了近200所心学校舍。近200所心学校舍，不能不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当时德川时代最大的教育机构——藩校，其数量也不过223个左右。从这一点来说，拥有独自的教育机构和独自的教员体系的石门心学，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从经济史角度来看，梅岩的思想对德川时代后期的产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梅岩主张以“正直”和“俭约”的方法追求“知心”“知性”。由此，普通的商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与日常商业工作的实践，达到与“天”“合一”的理想境界。次之，梅岩的“俭约”与“正直”的理论为德川时代的商人提供了商业道德伦理规范，对日本近代经营理念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再者，梅岩的“由形之心”思想、“四民观”思想以及“商人道”思想，为德川时代的商人树立了良好的职业劳动观念，肯定了商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职能。这种敬虔、献身的职业劳动观念为日本近代产业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笔者认为，梅岩思想之所以在思想史、教育史、经济史意义上，皆能够对日本产生积极影响，是因为梅岩思想是一种实践性的哲学，其思想中包含了公共哲学所具备的特点。

所谓公共哲学，根据不同的理解，定义有很多。有日本学者提出公共哲学是“共媒、共动、共福”的学问。所谓“共媒”，就是尊重相互不同的观点，相互联结、追求共生。所谓“共动”，就是相互、相关、相辅地行动，共同创造公共世界。所谓“共福”，就是既不单单追求一个人所谓“私福”的幸福，也不是单单追求集体所谓“公福”的幸福，而是追求共同的相互无缺的幸福。

本文将从“共媒、共动、共福”的角度来考察石田梅岩思想中所包含的公共性。

二 共媒

石田梅岩思想中所包含的“共媒”性体现在其学问观与教育对象及教育手段方面。

对于学问观，梅岩在《都鄙问答》中是这样阐述的。“知性为学问之纲领”，“故，知心为学问之初”。可见，梅岩认为，“知心”与“知性”为学问中最重要的课题。

接着，梅岩又叙述道：“然，除心性之修养外，不知学问尚有何要事。万事皆由心成，心为身之主。”因为，“心”乃身之主，所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此心后，见圣人之行可法之。圣人之道由心成之”，学问之道乃是“求放心”。而“求放心”就是恢复人的本来良心，以达“知天”的境界。

何谓“知心”？梅岩论述道：“天之心人也，人之心天也。故，通古今为一也。”所谓“知心”就是“知天”。所以，“弃私欲而一心为公，为教之本也”，摒弃世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物欲与私利，达到“一心为公”的状态，就会感到“我为万物之一也，万物为天之子也”，这样就能做到“天之心”与“人之心”的合一，即“与天合一”的境界。对于梅岩来说，以“知心”“知性”追求“天之心”与“人之心”的合一，便是学问的目的。

学问的目的是摒弃个人的“私欲”，追求“一心为公”的境界，梅岩的学问观思想中包含了公共哲学的特征。

同时，为了使学问达到上述“与天合一”的境界，梅岩认为，应该采取道德实践的方法。他指出：“曰，然知心即为贤人否。答，否。不身体力行则不为贤人。知心虽为一心，心与功不同。中庸所谓，安而行之为圣人也。如我等力弱无功之人，所苦乃知心不行之困，行则功。”梅岩认为，不“行”亦可做到“知心”的只有“贤人”，作为普通人，应以“行”之“功”来达到“知心”，以求达到“贤人“的标准。在这里，梅岩道出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

继之，梅岩论述道：“圣人之学问，以行为本，文字不过枝叶也”，“如能尽心行五伦之道，一字不学，亦实为学者也”。可见，梅岩认为，不识字的人如果能够“行五伦之道”，也能够达到学问的目的。关于“五伦之道”，梅岩曾说，自己平生的志向便是“以五伦五常之道，教化不及于吾之人”。“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所谓践形，行五伦之道是也”。梅岩认为，只有圣人能够自然地“行五伦之道”。可见，梅岩将“行五伦之道”视为达到与“天”“合一”后的自然状态。

在这里，要注意梅岩将“文学”“文字”与“五伦之道”进行对比，并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虽然，在追求与“天”“合一”的过程中，圣人与普通人有着不同的到达过程和努力付出，但是无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是根据个体所具备的天性，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来追求到达同一个境界的。这便是学问的真正目的。

梅岩承认人的能力和天性有差别，承认普通庶民需要教化，但是，无论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上层阶级，还是没有学问没有能力的下层庶民，每个人通过“五伦之道”的实践，便能够到达同一个学问的境界。梅岩的学问观体现了尊重相互不同的观点，通过相互连结，追求共生的共媒性特征。

在这个学问观的基础之上，梅岩所针对的教化对象主要是庶民，当然也囊括了上至大名的统治阶级。梅岩本人出生在贫困的农家，因为是次子，在11岁的时候，梅岩背井离乡，去城里的商家做学徒。在漫长的商人生活实践中，梅岩一直坚持读书自学。在他35～36岁的时候，方开始寻师问学，遇见小栗了云先生，并通过一系列的“见性体验”达到“知心”“知性”的境界。在梅岩45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商家的生活，开设了自己的讲席。

开办讲席的梅岩，从一开始便将庶民作为自己的教化对象。梅岩表示，即使是不认字的妇人儿童来参加听讲，也愿意讲述。梅岩为自己从属的商人阶级，提出了通过“俭约”“正直”的道德实践方法来追求“知心”的学问观。

梅岩的弟子中，大部分为商人和普通农民。被称为“石门孟子”的手岛堵庵是商人，中泽道二是商人，斋藤全门、杉浦止祭、木村南冥等有名的弟子也是商人。

梅岩死后，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将梅岩门下统一起来，加强管理，将梅岩的“心学”进行了系统化、组织化，在各地设立了固定的讲座场所，即心学校舍。讲座的内容围绕着如何做人、如何治家、如何向善弃恶等与人的日常生活极为相关的通俗伦理道德。

心学校舍，让处于不同环境、不同立场的人们同坐在一个讲席上，听众从上层阶级的统治者到下层的庶民，不是靠着知识的积累，不是靠着圣人的简单说教，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超越彼此身份的差异，超越“私”的个人立场，达到相互联系，相互信赖，相和相生，这体现了梅岩思想中的公共特征。

中泽道二是堵庵的弟子，他开拓了包括江户在内的关东地区，使石门心学波及日本全国。道二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心学与武士阶级及幕府的关系密切。道二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武士学习石门心学，还使许多大名对石门心学产生兴趣，帮助心学机构建立了校舍。道二还以心学道话的形式解释幕府的布告，宣扬忍耐顺从，得到了幕府的支持。

综上，梅岩超越士农工商身份制的学问观，简单易行的道德实践方法论让四民摒弃身份的差异，谋求共存共福，表现出“共媒”特征。

三 共动

如前所述，所谓“共动”，是指虽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因着相互、相关、相辅的作用，共同创造公共世界。这里强调了两点要素，一是实践性，再一个是协同性。

梅岩的学问观主张的是道德的实践性。他所主张的道德实践，提倡处于不同环境、不同立场的人们积极互动。在这里，笔者以梅岩的万民“俭约”论为中心，考察梅岩思想的“共动”性特征。

首先，梅岩所主张的“俭约”不单单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家庭的财富积蓄，而是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进去的共同实践活动。“所谓俭约，与世间所言俭约异也，非为私我之吝啬也。为公之世界，本应使用三而使用二，谓之俭约”，而梅岩的万民“俭约”理论的基础建立在梅岩的“道是唯一”的世界观之上。梅岩说：“商人之道，岂与士农工商之道有别。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士农工商皆为天之一物也。天岂有二道。”因为“道”是唯一的，所以作为“天之一物”的士农工商之“道”亦是相同的，随之，“四民”作为皇家之“臣”是平等的。

“道”是唯一的，所以，无论贫穷富贵、男女老少，每个人皆以梅岩所提倡的“俭约”与“正直”的方法约束自己的日常生活，便可以渐渐达到“知心”“知性”而“知天”。因为天下所有人的“心”是唯一而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梅岩又说：“倡俭约，无他义，为恢复天生之正直是也。天降生民，万民皆为天之子也。故人一小天地也。心乃天地，为无私欲之物也。”就是说，通过“俭约”的实践活动，可以消除私欲，达到人与天的本来“合一”状态，即“天生之正直是也”。

所以，梅岩所提倡的“俭约”“正直”，不只是受统治的庶民的生存方式和修养方式，而是天下所有人应有的生存方式和修养方式，是运行天下的“道”和“天理”，是所有人的能动的行为和思考方式。

因此，天下之人，无论是谁，都应该遵守“俭约”之道。上自尊贵的将军、大名、武士阶层，下至卑微的百姓商人，根据自己的身份与职分，各有适合自己的“俭约”实践活动。

将军作为人君，所遵从的“俭约”是减负减税、爱护民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民食物足，为其本也。故，为人君者，可使民薄纳年贡，俾民丰足。譬如，民本应纳三石年贡，可使纳二石。百姓应收五石之田，即便只收四石五斗，亦因年贡已由三石减为二石，百姓所余二石之粮变为二石五斗，此五斗便是百姓的润泽。若遇饥馑，应收五石之田，即便只收三石，因年贡为二石，尚余一石，亦可解一时之苦”。如何让百姓吃饭活下去，是统治者应当实践的“俭约”。

对于普通的农工商阶层，梅岩认为要根据自己的身份，履行“俭约”的实践。平民的“俭约”是“节用财宝，根据身份，无过不及，无所浪费，合时适法（顺其自然），使用财富”，而所谓“合时适法”的“俭约”，在梅岩看来，大致如下。平民穿应穿棉织无纹之布，食应食米饭酱汤咸菜，节日可食烤鱼。食用器皿应使用陶瓷器，居室的屋顶应不糊顶棚，家具应是不上油漆的原木制品，等等。

当然，梅岩对自己也提出了“俭约”的要求。“先生衣服，夏，日常着布，正装着奈良晒布。冬，日常着棉，正装着绸。饭为上等白米。然食粥类时多。每日食一次酱汤，食一素菜。（中略）先生洗米时，将一二遍水储于容器中，以作鼠食，将釜底所残饭粒以沸水冲饮，再将所残收集为鼠食。食菜汤时，汤食尽后，再以茶水涮而饮之”。可以知道，梅岩亲自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将“俭约”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实践活动，表面看起来好像过于严谨，有些教条，但是，梅岩强调作为非圣人的普通人，可以靠着积极的努力，超越自己，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

梅岩的“俭约”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的吝啬行为，而是为了消除“私欲”的“公”之道德行为，为了“天下”共同幸福的“共福”行为。

基于日常生活而简单易行的实践活动正是梅岩思想具有公共性的一个体现。每个人虽然身处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立场，却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参与到公共世界相同的实践活动中，这一点体现了梅岩思想的“共动”性。

四 共福

最后，笔者将考察梅岩追求“共同、相互”的幸福的“共福”思想。

如前所述，关于“道”，梅岩主张“道”是唯一的。但是，随着具体事物的不同，“道”的具体内容又是不同的，“总而言之，道一也。然士农工商应行各自之道，四民之外，乞丐尚自有道，况商人乎”。即“道”虽然是唯一的，但具体到士农工商，“道”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

关于武士之“道”，梅岩进行了如下的论述。“臣，牵也。心常牵于君也。（中略）臣之饭汁，乃事君之俸禄也。将身委于君，丝毫不惜己身，为君献身，乃武士之道也”。即武士和主君之间存在着俸禄关系，因此，武士应当丝毫不惜己身，为君献身才是武士之“道”。

商人作为“四民”之一，“道”亦相同。从具体内容来看，“治四民为君之职也。佐君则为四民之职分也。士原为有位之臣也，农人为草莽之臣也，商工则为市井之臣也。臣佐君为臣之道也。商人之买卖亦为佐天下也”。即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应当使财宝流通天下而辅佐君主。在“农本商末”、商人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时代，梅岩能够为商人的存在寻求根据，具有划时代意义。

然而，梅岩在主张“四民”平等的同时，对既成的身份秩序抱有肯定的态度。“形色天性也，有形即有则。松为绿，花为红。士为士，农为农，商为商。若于职分之外有非分之望，则为以有心违无心之天也。违天即违天命也。吾人若能从天命，尽职分，即可达心不为动之境界”。梅岩认为，“有形即有则”，根据每个具体事物“形”之不同，适合其“形”的“则（即心）”便有所不同。所以，松树应是常年青绿，花儿应是姹紫嫣红。武士应该忠于君主，视死如归；农民应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为天下人提供粮食；商人应该尽商人“职分”，“弃欲心，存仁心而勉之”，掌管天下之物资的流通。归根结底，梅岩认为，天下万物应尽自己的本分，天下人也将自己的“形”视为天命所赋予的，积极践“形”。

德川时代天保改革（1830～1844）时期，幕府曾下令禁止一切聚会娱乐，但没有禁止心学、神道讲座、军事讲座及历史故事说书等四种形式的聚会。而且，1845年到1867年，幕府在每年的一月一日都公布说，（手岛）心学是非常有价值的，应受到商人阶级的支持。

可以知道，后期的心学，也就是说经过手岛堵庵与中泽道二改革后的心学已发生了某些变化，作为受到幕府认可的思想，心学所宣扬的忍耐精神、如何安分守己、怎样遵守“上下尊卑”的秩序等不仅渗透到庶民生活当中，也对武士阶级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梅岩一方面主张“道”是唯一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唯一的“道”具体到士农工商时的表现内容不同，对既成身份制度给予了肯定。而梅岩死后，其弟子们强化了服从体制的色彩。

当然，我们不能把是否对体制进行了批判作为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一方面积极肯定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对庶民思想者的包容精神给予充分的理解。

梅岩思想构筑的理想世界，就是“四民”能够身处不同的环境和立场，无论是作为官方的“公”，还是作为个人的“私”，是士农工商，是男女老少，皆能够相互尊重差异，共同追求“知心”“与天合一”的境界，即共生的世界。

综上所述，梅岩思想的公共性建立在“道是唯一”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因为“道”是唯一的，所以作为“天之一物”的士农工商之“道”亦是相同的，作为皇家之“臣”的“四民”是平等的。这也是梅岩公共哲学的核心。

作为同是“天之一物”平等的“四民”，虽然身份不同，职分不同，但是追求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与天合一”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因此，皆应该摒弃个人的“私”之立场，为了“公”之幸福，相互联系，相互信赖，相和相生，共同参与公共世界的实践活动，通过“共动”建立共生的“共福”世界，这是梅岩所追求的公共世界的实质。

中国当今社会，虽然经济迅速发展，精神世界的构建却相对落后，巨大的贫富差异，“私”字当先的观念带来了国民的道德滑坡。如何超越“私”的利益，超越个人立场，调和各阶层的差别，通过“共动”，谋求“公”之幸福，建立“共福”世界，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柴田実編“石田梅岩全集”清文堂、1956。

2．石川謙“石門心学史の研究”岩波書店、1935。

3．唐沢富立太郎“日本教育史”誠文堂新光社、1968。

4．金泰昌編著“公共哲学を語りあう：中国との対話·共働·開新”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