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的转移
- (美)阿尔文·托夫勒
- 5530字
- 2021-03-25 02:09:13
第二章 暴力、财富、知识
蔚蓝的天空,远处的青山,“嗒嗒”的马蹄声,一个孤零零的人从远方骑马而来,黑亮的马背上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任何坐在漆黑的剧院痴迷美国西部牛仔影片的人都清楚,权力来自牛仔腰上的那把左轮手枪。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都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骑马而来的牛仔,单枪匹马地和坏人决斗,然后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独自骑马奔向远方。于是,人们从中学到:权力来自暴力。
在很多这样的电影里,也总有个穿着体面、大腹便便的背景人物(反面人物),他坐在大木桌后面,既软弱又贪婪,但他拥有权力。正是他资助铁路修建,攫取土地,豢养马匹。如果牛仔代表暴力性权力,那么这样的人物则代表着财富性权力,其典型形象是银行家。
在很多美国西部影片中,还有第三个重要人物:一位正义的报纸编辑、一位老师或者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这样一个粗鲁的男人们都“先开枪再理论”的混乱世界里,这个人物不仅象征着善恶之战中的好人,也代表着拥有文化和知识的权力。这个人物最后总会得胜,因为他与持枪英雄结成同盟,或者突然好运临头,如在河里发现金子或者继承了一笔意外财产。
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在西部影片里,知识想要赢,就必须和暴力或财富结盟。
当然,日常生活中,暴力、财富和知识并非权力的唯一来源,而且权力本身亦无好坏,几乎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事实上,权力与欲望相辅相成,人类欲望各有不同,任何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东西就可能是潜在的权力源头。对吸毒的人来说,毒贩控制毒品货源的能力就是一种权力。对需要选票的政客而言,握有选票的选民就是拥有权力。
虽然权力的来源有很多种,但西部影片中,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来源,而且每个来源在权力游戏中都有不同形式。例如,就暴力而言,有时不必真正诉诸行动,通常恐吓就能令对方服从,甚至法律也隐约含有暴力胁迫的成分(此处“暴力”是一种比喻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既包括身体胁迫,也包括心理强迫)。
事实上,和现代电影一样,古代的神话故事也指出暴力、财富与知识是获取社会权力的工具。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就是剑、珠宝和镜子,直到今天依然是日本皇家权力的象征。
剑和珠宝所蕴含的权力意义非常明显,镜子则需要解释一下。当天照大神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面容、对自己的容貌了解时,代表了一种能力。镜子可以象征她的神圣,但也可以视为想象力、感悟和知识。
在剑或暴力、珠宝或财富、镜子或知识这三个权力来源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互动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每个权力来源可以转变为另一个。一把枪可以抢到钱或从别人嘴里逼出秘密;钱可以买到信息,也可以买到枪;信息可以用于获得的财富(如伊凡·博斯基),或者让掌控的权力成倍扩大(这能解释为什么克劳斯·福克斯要窃取核弹的机密资料)。而且,社会的每个层面——从私密的家庭到公开的政治舞台都可以使用这三种权力来源。
在个人层面,大人可以打小孩(使用暴力),或减少零用钱、用钱奖励或塑造孩子的价值观,让孩子服从——这是最有效的方式。在政治层面,政府可以监禁或折磨异见者,用金钱惩罚批评者或买通支持者,甚至可以操纵事实真相来制造所谓的“共识”。
这三样法宝像生产机器的机床一样,如果运用恰当,就能带来更多、更大的权力。不论政治精英和个人使用其他什么工具,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样法宝都是最终的操控杆,它们可以称为“权力金三角”。
当然,并不是所有权力的转移都是这三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许多自然事件也是肇因。例如,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时,无论是否拥有权力,人们都同样被送进坟墓,结果精英阶层空出了许多席位。
机会也会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但当我们关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叩问是什么让人们和整个社会默认“有权人物”的意愿时,我们会再次看到“权力金三角”的作用。
为了尽可能简洁清晰,以下章节中所讨论的“权力”均表示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能力。这一定义排除了抗击大自然或具体事情的权力。然而,这一定义也足够宏观,包括各种行使权力的情况,如妈妈不让孩子在一辆冲过来的汽车前奔跑、IBM决心提高盈利、马科斯(Marcos)和诺列加(Noriega)等独裁者让家族和与家族有关的人富甲天下、天主教徒集会反对政府允许堕胎等。
最赤裸的权力形式就是使用暴力、财富和知识来迫使他人按照指定的方式来做事。
聚焦于“权力金三角”、以这种方式定义权力,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分析权力,更清楚地揭示出权力如何控制我们从生到死的所有行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识别那些旧有权力结构,思考如何变革,如何顺应未来。
高品质的权力
对权力最具争议性的假设总把重点放在“量”上(起码西方文化是如此),但这种分析方法漏掉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权力的品质。
权力可分为不同的等级,了解其品质会获得一种战略优势,更好地应对即将席卷学校、医院、企业、工会和政府的激烈争斗。
没有人怀疑暴力,无论是体现在弹簧刀里还是核弹里,它们都能够产生令人敬畏的结果。暴力或武力的阴影隐藏在法律条文中,而且每个政府都依靠军队或警察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当然,这种无所不在、必要的官方暴力威胁有助于社会体系正常运作,让正常的商业合约具有约束力,减少犯罪,提供争议的和平解决机制。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意义上,这种隐藏的暴力威胁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免于暴力。
但是,暴力通常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首先,它鼓励我们挥舞权杖或者进行军备竞赛,却增加了所有人的风险。即使暴力是“有用”的方法,也会有反弹,暴力的受害者或幸存者常常会伺机反击。
暴力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完全没有弹性,只能用来实施惩罚。简要地说,暴力是一种低品质的权力。
相对而言,财富这种工具就好得多。钱有多种作用,不仅限于威胁或实施惩罚,还可以提供奖励。财富既可以积极使用,亦可以消极使用,比暴力更有弹性。所以,财富属于中等品质的权力。
最高品质的权力来自知识的运用。在一部以巴西巴蒂斯塔时期为背景的电影中,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饰演一名英国的雇佣兵。其中有一幕令人难忘,暴躁的军官说:“少校,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武器,我给你弄来。”康纳利回答道:“头脑。”
高品质的权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影响力,它不单是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别人哪怕有其他想法也能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儿。高品质的权力有更深的内涵,效率是其中的必要成分,也就是使用最少的权力资源实现一个目标。你可以将知识运用得当,能够让另一方喜欢你的行动议程,甚至说服他人放弃自己的想法。
因此,在这三个社会控制的根本权力来源中,用途最广的就是知识,它可以产生五角大楼里的官员所说的“最大收益”。知识可以用来奖惩、说服甚至转化。它可以化敌为友。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知识可以让人们规避很多危险,从而避免浪费暴力或财富。
知识也是暴力和财富的增值器,在实现某个既定目标时,可以用来增加可用的暴力或财富,或者减少所需的暴力和财富。这两种方式都提高了效率,在最终对决中,可以使用更少的权力“筹码”。
当然,有权使用这三种工具的人可以聪明地将惩罚的威胁、奖励的承诺、说服和巧用智慧进行搭配,将权力发挥至极限。真正高明的权力玩家本能地(或经过训练后)知道如何组合使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因此,在评估一场权力冲突(是谈判,还是战争)中不同的争夺方时,可以厘清哪一方掌控了这些基本的权力工具。
暴力、财富和知识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的权力分配。培根将知识等同于力量,却没有关注权力的品质以及知识与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预测过“权力金三角”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每秒100万次推论
在当今的后培根时代,一场革命正席卷全球。从孙子、马基雅维利到培根,这些天才都无法想象如今正在发生最深刻的权力的转移——暴力或财富都必须依赖知识发挥其真正的力量。
以前,军事力量基本上就是无须动脑地挥舞拳头,而今天,任何军事行动几乎都在依赖“智慧结晶”——知识被嵌入武器和监视技术。从卫星到潜艇,现代武器都有信息丰富的电子零件,如今的战斗机就是会飞的电脑。即使“愚笨的”武器也依靠超级智能的电脑或电子芯片的帮助下制造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军方在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电脑化知识——“专家系统”。由于亚音速反舰导弹的速度是每秒1000英尺,所以有效的防御系统必须能在10毫秒内做出反应。但“专家系统”内存有人类专家归纳出的1万~10万条规则,电脑必须在瞬间扫描并权衡这些规则,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做出如何反应的决定。《国防科学》(Defense Science)杂志指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曾制订了一个长期计划,设计一套能够“每秒做100万次推论”的系统。逻辑、推断和认识这些人类和机器的脑力工作,才是当今军事力量的先决条件。
在商界也盛行财富越来越依赖于脑力的说法。在先进经济体,如果没有电脑,整个体系的运营会在半分钟内瘫痪。复杂的新生产系统融合了多种(且不断改变的)技术;市场不断细化,整个体系需要大量优质的信息来产生财富。今天,我们只是处于信息时代的初始阶段,现在使用的最先进电脑和辅助设计/制造系统在未来看来都是石器时代的原始工具。
因此,知识不仅演变成当今品质最高的权力,而且成为暴力权力与财富权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知识已经从暴力权力和财富权力的附属物蜕变为它们的精髓。事实上,知识是最终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正因如此,世界上才爆发了知识控制战,人们才如此热衷利用传播工具。
事实、谎言与真相
知识与传播系统并非自带免疫能力,或可以不受权力的影响。企业、政府和日常人际关系中所采用的每一个“事实”几乎都来自先前权力结构有意或无意形成的其他事实或假设。于是,每个“事实”都有它的权力历史以及权力未来(或许可以这样说),都会对未来的权力分配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虚假事实和有争议的事实既是社会权力斗争的产品,也是武器。无论是虚假事实、谎言,还是真正的事实、科学定律,抑或人们接受的宗教“真理”,都是当今权力游戏的弹药,也是本书所说的“知识”的一种形式。
当然,有多少位自认为是智者的人,就有多少种对知识的定义。当“符号”“象征”“图像”等词语被赋予高深的技术含义时,事态就更加复杂。当我们发现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定义“信息”时,只注意发展信息科技的技术用途,却完全忽略这个词的语义学意义或传播“内容”。
总的来说,接下来几章中出现的“数据”代表彼此不相关的“事实”,我们所说的“信息”是指经过整理、分类的数据,而“知识”则是信息经过进一步提炼后形成的结论。但是,为了避免重复,有时这几个名词会交替使用。
为了让事情更简单,避免陷入过度定义的流沙陷阱,虽然可能不够严谨,但在后面的章节里,知识将泛指信息、数据、图像、态度、价值观和其他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成果,而不论它们是否“正确”“大约”或“错误”。
所有这些“知识”从来就是权力角逐者在使用或操纵的,媒体更是不断重塑由它们传播出去的知识。因此,我们将用“知识”这个词囊括一切。
民主的差异
知识不仅具有极大的弹性,还有其他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使它优于未来世界的其他权力来源。
因此,暴力在实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在摧毁我们想要俘获或防御的事物之前,能够投入多少力量是有限的。财富也是一样。金钱不是万能的,金山银山也会用尽。而知识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总能从知识中得到更多。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曾指出,如果一位游人每天只走到目的地的一半就停下,那他永远都到不了终点,因为永远都有一半路途没完成。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成对所有事情彻底了解,但我们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加深对某些现象的了解。因此,知识至少在原则上是无限延伸的。
知识还有一个内在特性使它有别于暴力和财富。一般来说,如果我在用一把枪,那你就不能同时使用这把枪了;同样,如果我在使用一块钱,那你不可能同时使用这一块钱。然而,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同一种知识来相互支持或反对,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可激发更多的知识。不同于暴力和财富,知识是用之不竭的,这告诉我们,知识权力的游戏完全不同于使用暴力或财富实现意图的准则。
在进入信息时代后,知识的最后一个也是更加关键的不同于暴力和金钱的特点:在定义上,暴力和财富都是强者和富人的权力,而知识,弱者和穷人都可以掌握它。
知识是权力最民主的来源,使得知识成为当权派的持续威胁,虽然他们也用知识在加强自己的实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个当权派——家长、企业总裁或国家总理都想在自己的领域内控制知识的数量、品质和分配方式。
“权力金三角”的概念最终演变成一个特别的嘲讽。
在过去至少300年间,所有工业国家之间最根本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财富分配展开的:谁得到什么。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
虽然这个世界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但与权力的另外两个来源相比,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一直是最不严重的。相对于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受过良好教育者与文盲之间的鸿沟,财富的分配不均只是小巫见大巫。
今天,在瞬息万变的富裕国家里,虽然有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未来的权力斗争会越来越集中于知识的分配和获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能保护自己免受权力滥用的冲击,也不能依靠技术创造更好的、更民主的社会,除非我们清楚知识如何流动、最终流向谁。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细看权力本质的改变如何彻底革新商界的各种关系。从资本的转变到“高文化素养者”与“低文化素养者”之间的冲突,从网上超市的出现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新组织形态产生,我们将绘制权力的新轨迹。这些在产业与经济领域的深层变化也带动政治、媒体发生巨大变革。最后,我们将探讨今日庞大的、扭曲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贫穷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未来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因为所有这些都会被今天权力的转移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