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塾里的先生们

进军徽州、浙东

相比其他诸雄，朱元璋的优点在于他看到了无法通过宗教结社的理念去统一中国的事实，所以他努力建立一种为建设帝国服务的明确的理念。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将其改名为应天，称自己的政权为吴，任用十余名儒家学者参与政权，开始摸索国家形态。

次年1357年，他着手进行了一场成为其政权转折点的战役——进军徽州和浙东。宋代时候，徽州创造了新的儒教，大量传承新儒教的知识分子住在浙东地方。用军事眼光来看，当时还处在元朝统治下的这些地方，正处于朱元璋南京政权的背后，若能控制这些地区，就可以获得向浙江、江西、福建等扩展统治范围的立脚点。但是，对朱元璋来说，这些地方不仅仅只有战略要塞的意义。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亲率军队赶赴前线，攻破浙东中心婺州。有传闻说途中朱元璋在徽州招待儒士，问“汉高帝（刘邦）与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元世祖（忽必烈）一平天下，其道何由？”，被答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朱元璋深以为然。

其实，攻陷婺州后，朱元璋严禁士兵抢劫，并且禁止酿酒以控制谷物的浪费，分配粮食给当地居民，行救济政策。可以说朱元璋已经感到，为实现天下大一统，不能仅凭军事力量，还需要依靠儒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此时已开始做准备。

不过，在继续往下叙述之前，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中国东南部相连地区的特色及历史。这样朱元璋为何在攻陷该地之时亲自出马的理由也会浮出水面，逐渐明朗。

中国东南部的盆地世界

从安徽南部到浙江东部，绵延着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山地与丘陵，小河流水穿插于山脉之间，似乎要缝合所有的空隙。河川造就了大小各异的盆地。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统治华北之时，有汉族人渡过长江移居到这群山之中的盆地。

当时森林之深覆盖了整个丘陵，河流穿过盆地，流向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汉族人从山地到盆地，选择溪流涌出之地为定居之所，引溪流之水修成水田。在这种山地与平地接壤的地区，不但能够确保新鲜的水源，即便庄稼歉收，也可到山中采集山野菜或松子等充饥。人们养育子孙，人口逐渐增多。

丰富的收成，为地主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地主稳定的收入，带来生活的宽裕，孕育出文化。到了宋代，以黄山脚下伸展的徽州盆地为中心，新的儒学学派诞生，即11世纪程颐等开展的宋学。12世纪南宋时期，该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成为后来的朱子学。

新儒学是一门讨论宇宙生成的哲学，同时也是优秀的实践性社会政治思想。宋代担当政治的社会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的人才并非世袭，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提供具备儒教素养的人才这一问题。他们所提议的方法是以顺应当前时代要求的形式，恢复古代周曾经实行的宗法。

所谓宗法，是指将追溯父系祖先最终寻到同一男性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整合到一起的秩序。担当祭祀祖先仪式的人背负有统一全族的责任。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相互合作，完善子孙受教育的条件，培育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向国家输送人才。族人在共同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秩序的感觉，通过官僚反映到国家政治中。生活与政治共鸣，产生了儒教的社会与政治体系。这就是思想家们所考虑的。

但是，这种理想的体系并没有实现。张载等感慨“今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基于宗法统率全族的是为宗子，代代稳定成为官僚的是为世臣。宗法不立，故无法产生稳定的官僚来源。就这样历史发展到元朝。

义塾先生们的关系网

在蒙古贵族掌握政权的元朝，科举制度被废除。通过对儒教素养的考试选拔参与国家政治的高级官僚的体系彻底停止发挥作用。虽然也有过一段实行科举的时期，但对于出身南宋统治地区的文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狭窄的关口。

拥有新儒学的知识分子，为官之路已被封锁，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接受他们的是控制了源自山地的溪流而将势力扩张到盆地的一族。

14世纪，在浙江东部的盆地地区，拥有资产的大族出资为教育同族及乡里的子弟开设了义塾，作为教育设施。在义塾中，开展儒学教育，培养人才，聘用知识分子为义塾的先生。宋代产生的新的儒学传统便通过这种义塾的关系网得以维持。知识分子与义塾的关系，我们在后来成为朱元璋顾问的宋濂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宋濂于1310年出生于金华盆地的潜溪村。他家境贫寒，学习知识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濂的祖父为了自己的几个孙子，将自己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聘为家庭教师。因天生的记忆力与洞察力，宋濂被当做有前途的青年培养，23岁时进入诸暨盆地方氏运营的白门义塾学习。1335年，宋濂被势力扩及浦江盆地的郑氏义塾——东明精舍聘为教师。

招聘宋濂的郑氏，乃为名门，在浙江东部盆地一带可谓家喻户晓。11世纪末，郑氏从金华盆地移居浦江盆地，以郁郁葱葱的山地为背，在一片临河的土地上开垦。南宋初期，郑氏禁止自家子孙分家另住，规定在统领全族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安排衣食住行。全家人按照儒教的秩序约束自己的生活，在他们居住的乡里也一直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逐渐博得声望。

郑文融担当家长时，全家约有200人，在50间房屋里居住。这些情形，全都被宋濂看在眼中。《元史·孝友传》载有“大和文融继主家事，益严而有恩。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这段描写考虑到《元史》的主编是宋濂这一事实，应该可以肯定是他亲眼目睹的实景。宋濂在义塾中接受教育，又在义塾中担当先生，他的思想即使变得与运营义塾的盆地的名门望族的生活有共鸣之处，也不足为奇。

在中国南方的盆地中，这种义塾网络培育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孰优孰劣，大家都有共同的评价。朱元璋想获得建设新国家的必需人才，并想借其力试图创造出维持国家的理念。至正二十（1360）年，朱元璋将在义塾当中评价颇高的四位儒学家招入政权中枢。他们就是被称作浙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章溢、叶琛。

义塾的实际情况

在宋学中恢复宗法的目的明确之后，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是由各代长子世袭执行祭祖的权利，统一同属一个祖先的所有的人，被称作大宗。按大宗的观点，嫡系长房在全族中成为占有优越地位的一方。但是在中国，家产的继承是通过平分给子弟实现的。所以大宗的原理缺乏经济上的支持。

另外一种看法是从祖上至第五代，作为同族共同祭祖，但是第六代之后就分裂组成另外一个群体。这被称作小宗。小宗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不可能由嫡系长房永远统一其他族人，而应该由对故人拥有共同记忆的人祭祀故人。在小宗范围内就能够记得相互的长相与相互之间的亲族关系。

成为宋学争论焦点的大小宗之分，是一个关乎政治统治原理的根本问题。因为是选择大宗还是小宗，会让谁成为正统的政治领导出现完全不同的答案。当只剩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时候，要让其他成员绝对性接受其统治，政治上有必要明确地区分大宗与小宗。

但是，在元朝浙东的义塾中，对于依靠当地有势力的同族群体而生活的教师们来说，宗法的政治性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就义塾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浙东四先生之一的章溢他所经营的龙渊义塾。

龙渊义塾矗立在剑溪河畔——浙江南部流入多山的龙泉盆地的一条河流。该地区远离城镇，当地的孩子们无处学习。因此，章溢的祖先创建书院以作教育之用，但因经济上缺乏支持，在几年后就关门大吉了。章溢对此倍感忧虑，向同族人讲“无田是无塾也”，为了筹措运营费用，捐出了耕地。受这一行为感动，章溢的妻子一家陈氏也将土地捐出，1353年义塾重建。

义塾建筑的中央，供奉着孔子等儒教圣人，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拜仪式。左右四间房屋供学生起居，院子后面布置有讲堂，每月1号和15号，以太鼓为信，教师与学生聚在一起朗诵五伦之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师选择学识丰富行为端正的人。学生当中进步明显的人，每月将被提供粮食津贴。

该义塾由多个宗族运营，所以不仅限于章溢的那一族，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子弟都在这个义塾学习。但是，义塾的基本理念是宗法。龙渊义塾重建的同时，制定了十五条规约。虽然具体内容不明，简单概括为“宗族成员家虽各异，但如手足无法分开”。

如何为国家输送具备儒学素养的有用人才，是宋学所背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课题，这一课题潜藏于义塾中。元朝统治下，通过科举走上高官的仕途几乎被关闭。脱脱担任宰相的那段时间，虽然一度恢复科举制度，但是在1351年开始的叛乱与混乱中，这条道路几乎也未发挥出任何作用。义塾已经算不上是科举的预备学校。

如何以义塾作后援，也就是以那些有势力的宗族为核心在地方创造出社会秩序？这是义塾的先生们所担负的课题。关于对宗法的理解，比起由谁来统率全族，先生们更关注的是同族如何加深联系。朱元璋决心建设新王朝，所以需要儒学，也就是需要浙东义塾的先生们所孕育的社会思想。他从浙东四先生那里学来的儒学的基本命题是“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