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与富商

黄河改修工程

元朝放弃了通过大运河进行漕运的念头，从1289年开始统一为海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大运河。日渐增长的粮食全部通过海上运输，而其他物资尤其是黄海沿岸一带生产的盐等，则主要通过大运河。

保障国家基础的运输事业牵扯到巨大的利益。支持海运派与支持运河派互不相容，在政权内部各自形成党派。如果装载粮食的船只由于台风沉没，运河派就会强调海运的危险性。而当黄河泛滥毁坏大运河时，海运派又会强调大运河不稳定。由于政策的轴心没有确定，从结果来看其间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事务，而每次又会动用大量劳力，给人民造成负担。

至正四年（1344）五月，阴雨连绵，黄河水冲坏了白茅堤、金堤等，引起大规模的泛滥。黄河的一部分经过开封后往北横冲直撞，在山东半岛北部注入渤海。黄河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夹在这中间的地区被泥土覆盖。灾害波及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山东、河南各地开始爆发饥荒。此后的至正八年、九年，黄河都连续泛滥，带来巨大的灾害。元朝政府内部围绕如何治理泛滥的黄河展开论战，最终没有一个结论。

从维持大运河这一角度提倡须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改修的，是负责大运河运输的漕运使贾鲁。至正四年洪水过后，贾鲁奉命视察河道，考察地形，确认受灾地点，由此确定了改修工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为漕运使他掌握了漕运的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了二十条改革方案。

至正九年洪水过后，他所提出了“塞北疏南”的治水方针。堵住山东半岛北部泄漏出的黄河水，把所有的河水集中到南面，使南流的黄河水通畅，把会招致大运河功能减弱的泥沙冲到大海里。

这一彻底的改修方案在政府内部招来坚决反对。负责改修工程的工部尚书成遵为反对派的代表。成遵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后提出反对黄河改修工程的意见，称“山东一带，连岁歉收，百姓困苦已极，倘调集二十万众，骚扰民间，是顾及民生。将来祸变纷乘，恐比河患更为严重”。

当时元朝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右丞相脱脱的手中。脱脱采取了贾鲁的意见，罢免成遵，提拔贾鲁充任工部尚书一职，负责黄河改修工程。整个工程从河南、河北征集了15万壮丁，又从军队调出两万人填补，整个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旧历四月开始到十一月才最终完成，黄河的改修工程获得成功。但是也是由此，元朝落入了走向自取灭亡的因果关系的旋涡中。

为了稳定国家基础而开展的黄河改修工程，需要举国一致才可进行。由于在连年歉收危机四伏的河南、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所以在工程负责人贾鲁当初设想的计划中包含了向劳力们发放粮食作为每天薪水，为日渐艰难的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口粮的方案。

但是该项工程最终却是在脱脱的强制下获得批准，对此政府内部尤其是担当该项工程的工部内部存在着一股反对势力。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使工程的进行没有获得充足的财政支持。执政者的不和谐，造成无法向劳动者支付充足的薪水，工地上的各种矛盾给劳力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红巾军

有一位叫宋濂的学者，辅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了王朝的制度，并且受皇帝之命编修元朝历史，著成了正史之一《元史》。基于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判断，宋濂对元朝因黄河改修工程而灭亡这样论述：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莫非这才是真知灼见。

宋濂所指“妖寇”，也就是把元朝引入自取灭亡道路的在河南发展势力的宗教团体白莲教。白莲教是南宋时期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该教信仰末世时候弥勒菩萨现身，铲除现实的社会体制，以佛法让理想世界到来。到了元朝，又受波斯诞生的摩尼教影响，进一步发展，比以往更加强调改造社会的意志，称毁掉旧体制后明王将建立新的秩序。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信仰下，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那里恰恰是为维持大运河而被牺牲掉的地区。

白莲教的组织特点在于举行仪式的场地尽量选择不被地方官员所察觉的地方，并以此为中心聚集周边的信徒。各个组织联系松散。这样一种关系网式的组织形态能够保证即便某一地区的信徒组织被揭发，其他的组织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元朝政府无论如何执著地搜查，依然无法完全消灭其组织。信徒起义不断在各地发生。

有一个组织就把这项条件还未成熟而强制进行的治理黄河的工程看做领导叛乱的好时机。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以头戴红巾作为标志，占领了当地的政府所在地。“红”色乃是被蒙古帝国灭亡的宋朝王室的颜色。按阴阳五行，宋朝是火德。

起义军倡导复兴宋朝，明确以颠覆元朝为目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并且失去了教主。但是通过关系网络所普及的路线，叛乱的火种迅速传播，在中国各地开始出现。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红巾军起义之始。

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扶持白莲教主的遗孤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其定名为被元朝灭亡的“宋”，在于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拥戴白莲教教主之子做皇帝，确保了对白莲教反叛势力的宗教权威。刘福通政权以开封为都城，将势力扩展至华北一带。

元朝为何瓦解

翻阅有关明朝的历史书，会发现有关元朝崩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时的皇帝顺帝妥欢贴睦尔对政治毫无兴趣，宫廷内部沉溺于藏传佛教；由于财政困难，大量增印纸币交钞而没有相应的白银支持，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官吏剥削严重，地主相互勾结，从农民那里征收各种毫无道理的费用；自14世纪中叶开始频频发生洪水、地震、台风等天地变异；还有元朝鼎盛时期暂时变温暖的欧亚大陆东部气候这时也开始变冷；由此饥荒增加，世态不稳。

但我们知道，13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增印纸币等现象，而剥削的严重以及饥荒等也在中国时有所见。为何1351年开始的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仅凭把这些状况串联起来是无法看出其原因的。

把问题做一下限定。为何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如果剔除时机成熟这一托词，答案应该在叛乱发生的地点。

刘福通他们发动叛乱的颍州位于淮河中游。叛乱军没有顺势走出淮河下游，而是选择在这一地区扩张势力。其间，当时位于黄河边又是大运河要塞的徐州发生了土豪起义。次年的至正十二年，安徽省定远也发生叛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运河陷入了被叛乱威胁的境地。与此同时，元朝出于军事目的征用船只，利用大运河运输军用物资，这就降低了大运河运输其他物资的作用。

于是从江南运输物资不得不完全依靠海运。以浙江台州为根据地的方国珍抓住了元朝的这一弱点。方虽然是海运业从业者之一，但1348年时就因海盗身份被元朝官府追究，曾在海上袭击过政府驶往大都的货船。对付这些海盗，元朝只有一个办法，即怀柔，赐其官位，让其负责海运。方国珍看到元朝已经没有镇压自己的力量，大谈自己的不满欲背离元朝。元朝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再次让他升官职以作抚慰。

至正十三年（1353），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这个地方无论是对大运河还是海路都处于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失去了这块土地对元朝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物资以及从黄海沿岸造盐场征收盐的路径。

元朝试着对张士诚采取怀柔政策，未见成效。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1356），张士诚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张士诚、方国珍与元朝之间，相互帮助与被帮助，关系微妙。至正十九年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停止，海运也不尽如人意，大都陷入饥荒状态。于是元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给张士诚以示拉拢，与其达成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方国珍这才准备好在海路运输的船只，运至大都。

对张、方两政权来说，消灭元朝不可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被张、方两政权控制了海路的元朝，从统治层面来看可以说回到了攻陷南宋之前的状态。元朝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与蒙古高原相连的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过去忽必烈攻陷的云南了。

而且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所拥有的游牧民族的气概，也没有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征收纳贡的意志和实力，甚至连回到南北分立体系都已经不可能了。

江南的巨贾传说

在今天的江南依然还流传着一个元末时筑起巨万财富的富翁传说。在苏州近郊，有一位名叫沈万三的农民。有一天这个男人得到了一个破损的陶盆。他把米放入盆中，不一会儿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米自己变多了。他的老婆把金耳环放进去后，竟然堆满了整整一盆的金子。而且这些金子取之不竭，装满车船依然不尽。就这样沈万三转眼之间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这就是所谓“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传说中他一直活到明朝初期，被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盯上，没收了他的财产，发配到云南。但是根据留下来的墓志铭等分析，他在元末时候就已经死去，想来应该是把他家族的相关事情都假托到沈万三一个人身上，才造就了这个说法。

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移居到苏州近郊，把一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水田，积累家产。据估计，他应该是在经营农事的过程中雇用了大量的农民，让佃户进行耕作，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经营地主的地位。除此以外，他可能还通过高利贷增加了资产。但是仅凭这种一点一滴的经营，恐怕还无法说明他为何能够迅速积累起足以在传说中留名的巨额财富。

到了沈万三和他的弟弟沈万四这一代，他们在苏州东南的周庄，在那个被溪水环绕的水乡置业。从所选的地方来看，四周布满的水路与南运河水路直接相连，同时向北还与苏州及其外港浏河港联结。对于江南物资集散而言，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同时因复杂的水路也具备了易守的条件。

沈万三兄弟有效地利用父辈作为地主积攒下来的粮食，从这种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政权时，沈万三已经去世。据说他的儿子沈茂和沈旺曾秘密地通过海路把大米运到大都。沈氏一族很有可能是通过把江南物资通过海路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沈万三由于“通番”而积累了财富。所谓“番”指的是穆斯林商人等外国商人。若这一传说反映了某些事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把东南亚产的香木、波斯的玻璃器皿等奢侈品运到江南，向江南的财主兜售而获得财富，并且还出口江南产的丝织品等。

追溯沈氏一族资产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的地主阶级有把粮食等物资运往华北的需求。张士诚得到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富人们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权。从这种维持政权的基础也可以推测出张士诚希望南北分立而无意打倒元朝的缘由。相反，如果要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就将成为最危险的社会阶层。

江北的乞丐僧

在江南百姓看来最贫穷的地区是长江以北的内陆，即被称作江淮的地方。有时也笼统地称之为江北。进入近代以后，那里成为向上海输出劳力的供给地，所以对上海人而言他们是平时经常所见的社会下层百姓，不少人对他们带有歧视的眼光。近代以前也曾出现过挑着花鼓、走街串巷的艺人。江北总是脱不了乞丐故乡的印象。

元朝时代也是这个地方遭受了最为残酷的命运。因为南宋与金朝交战使得土地荒芜，而因战乱变成了荒无人烟的这片土地被编为官有后课以重税。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覆盖了这片土地。

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那年，江北一带遭受饥荒。成为半流民状态的一户贫农家的第四个男孩，在饥荒中失去了父母，又在十月末寒冬逼近的时候进入寺庙成为一名见习和尚。这个人就是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那一年他十七岁。不过虽说是和尚，但其实就是托钵的要饭僧。

他托钵的地方淮河流域，正是遍布白莲教网络的地方。刘福通揭起反元旗帜的第二年，即1351年的春天，朱元璋很自然地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他集合乡里的青年形成一个团体，在战乱中逐渐崭露头角。在聚集到朱元璋身边的人中间也包括一些负责守卫乡里的在地地主，也有后来建立明朝成为他左膀右臂的人物。

朱元璋从乞丐僧登上皇帝的宝座，其过程简言之就是元末诞生的群雄，不断进行着淘汰赛，优胜者获得与拥有正统统治权力的元朝进行决战的权力。这一淘汰赛分成内陆与沿海两大块。在内陆，白莲教派的各个势力相互交锋；在沿海，张士诚、方国珍等围绕海运路线相互寻找漏洞伺机而动。

至正二十三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华北的刘福通政权遭到张士诚的进攻，刘战死（对此也有其他说法），被他拥作皇帝的韩林儿寄身朱元璋政权。由此使朱元璋政权得以确保宗教权威成为可能。在内陆的长江中游扩张势力的陈友谅成为朱元璋的强劲对手。

元末群雄的抗争充满了宛若《三国演义》般的智略与战术。在朱元璋手下谋划战略的是刘基，他看透了张士诚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向朱元璋进言首先干掉西边的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朱在鄱阳湖进行决战。

陈友谅编组了水军，据说拥有六十万军力，攻占了江西南昌。朱元璋动员二十万军队把陈引到鄱阳湖，同时封锁了湖的出口。面对占满了整个湖面的陈友谅巨舰，朱元璋等待东北风的到来，派装满火药的小船前去靠近。决死队乘风点燃火药，无法移动的陈友谅的舰队接连引火上身，大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陈友谅在败走途中遭遇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埋伏兵而被杀害。

就这样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一跃成为内陆部分的最高首领。1367年他又消灭了沿海的张士诚，掌握了把元朝从中国驱除出去一统天下的决战权。

朱元璋能够在内陆胜出的理由，其一应该是其所在的根据地乃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既可以转战华北亦可以转战江南。1356年他占领了当时被称作集庆的南京并将此地作为据点，而在战略上变得更为有利。

南京正是中国的肚脐。顺长江东下能至江南，往西溯流而上经武汉可以进入四川盆地和湖南。往南从徽州盆地出浙江（钱塘江）上游，可以瞭望杭州、江西、福建。且四面环山，地理位置非常利于防卫。如果不考虑其夏天的炎热与武汉、重庆并列喻为“中国三大火炉”（湿度高，晚上完全没风）之一的话，在地政学上南京不失为一个最好的地方。借用上面的这个比喻，朱元璋在内陆板块的淘汰赛中，成为头号种子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