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奶奶夏英又起了个大早，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旁边是一个茶几式的小石桌，还有几个小石凳，小院子里也是鲜花锦簇，别有一番景致。
奶奶虽然已是满头银发，但是身板硬朗，精神雙烁，生活上的一些事儿一点都不糊涂。
邓嘉起床后发现奶奶已经早起，就走到院子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奶奶，您起得太早啦。”
奶奶说：“老了，不贪床了。哎，我说孙女，昨个咱讲到哪里啦？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邓嘉说：“奶奶，别着急。昨天讲的是‘大虎’和‘二虎’的故事，说它俩可能耐啦，还立了大功。但是昨天没讲我爷爷被保密站内部调查的故事，今天是不是该讲讲了？”
“对对对，瞧我这脑子，不好使了，才过了一晚上，昨天的事儿就忘光了。你爷爷的故事要是再不讲给你听，我自己恐怕都快记不住了。好，一会儿吃过早饭，咱们就开讲你爷爷怎么智斗敌人‘苦肉计’的故事。”
邓嘉随口说了声“好嘞”，然后高兴地洗漱。吃过了早饭，邓嘉把笔记本电脑放在石桌上，然后给奶奶的茶壶里续了点热水，自己则坐在石凳上，像小学生一样望着奶奶。
奶奶边喝着茶，边开始讲起邓子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新的传奇故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把手伸向了之前的敌占区，开始全面接管各地的党政军及财政司法大权，特别是派出了大批接收大员前往那些曾经沦陷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并且迅速挂出了新的政府招牌。
军统局在城市接收的过程中也不甘落后，其中更是利用之前在各地建立的军统站等优势，冲在了接收的最前头。
实际上，早在日本投降的前夜，各个城市的军统站就奉戴笠之命做好了接收城市的准备。因为他们手上都掌握着日伪时期鬼子和汉奸留下的房产、财宝、汽车、工厂等重要信息，甚至一些重要把柄。
军统的名字对一些大汉奸及日伪时期的军警宪特等人员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也知道军统的行事作风和手段。于是，为了“自保”，这些人也积极主动与各地军统站联系，并以金钱、豪宅、汽车、美女等为筹码，希望军统能够帮助“洗白”自己并且换取新的身份。
上海原本就是堪比法国巴黎的一座大都市，达官贵人众多，金钱美女遍地，号称“十里洋场”。因此，上海站在接收过程中，得益最大，也最为阔气，尤其是那些从重庆来的接收大员更是个个赚得盆满钵益，肥得流油。
自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之后，虽说作风上已经没有过去军统时期的强悍和霸道，但是各级大小官员搜刮财富之风并未停息，由此也引发了保密局内部的新一轮权力争斗。
新任保密局上海站的站长史培林少将，就是权力争斗中的一个胜利者，把在抗战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徐克强给排挤走了。同时，这个史培林还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从“四一二”到“反围剿”，再到“皖南事变”，十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积极从事反共、防共、限***共、策共、渗共的工作，深得戴笠的赏识。
最重要的是，这个史培林在重庆的特工培训班当教官时，培养过不少的得意“弟子”，而这些“弟子”均分布在各大城市的保密站里，且大多数已经成为了骨干分子。
然而，史培林建立起来的这个“师生圈”，早就引起了毛人凤的注意，把史培林招入自己的麾下，也早已纳入毛人凤的计划之中。
史培林本身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在当特训班教官时，又从美军教官那里学到不少先进的东西，包括战略谋划、战术策划、特战训练和侦听刑讯等手段。后来，史培林培养的学生在抗战中屡建奇功，史培林的价值凸显，这更让毛人凤刮目相看。
毛人凤是看人、用人的高手，他知道自己在原来的军统局中，长期从事军统内部事务，人脉虽广，但缺少行动方面的实战经验和绝对实力，根基还不够深。
为了牢牢掌控保密局，毛人凤开始着手培植一些自己的势力。他之所以看中史培林，是因为史培林死心塌地反共，本质上没有大的问题，特别是他拥有不少的学生，提拔重用史培林就等于把他和他的学生捆绑在一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得自己对保密局的掌控更有力。
随后，毛人凤就找机会把史培林调到自己的身边，让他给自己当了高参。这史培林的能力，没有让毛人凤看错，史培林为后来毛人凤在保密局内部的权力争夺中大获全胜，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也办了不少的实事。
看到保密局上海站是全国最有油水的地方，史培林就打上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这个位置的主意。而毛人凤也想在上海建立起个人的威信。
于是，在毛人凤的暗中支持下，史培林以抗战时期徐克强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过密为由，打了不少徐克强的“小报告”，最终想方设法排挤走了徐克强，然后带着自己的心腹干将叶馨等人掌管了上海站的全部权力。
史培林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上任伊始，为了在局座面前露一手，同时也体现出他和徐克强完全不同的工作作风，他一到任，就狠狠地烧了“三把大火”。
史培林的这第一把“火”，是烧向了三十多个曾经与日本人勾连的富商，以及一些在伪政府中任高级官员的大汉奸。史培林派出自己的心腹，按照事前拟定好的名单，挨家挨户进行“敲打”，逼得这三十多人乖乖奉送上房产、金条、美金、汽车、名贵字画、瓷器等财物。其中一些极为贵重的财宝，史培林除了“孝敬”他的顶头上司毛人凤之外，还孝敬了其他一些力挺他的上峰官员。当然，他自己从中也着实捞了不少。
史培林的这第二把“火”，则烧向了保密局上海站内部，他以上海站在抗日期间与共党过从甚密为由，对上海站进行内部整肃。通过罗列各种名目，相继清理了不少徐克强班底的人，然后提拔了几个自己信得过的人。由于邓子良、邢菲当年在重庆受训时，史培林当过他们的教官，在史培林眼里，邓子良和邢菲都比较能干，又没有什么更加特殊的“背景”，经过暗中调查，他俩与徐克强也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交集，因而被史培林视为自己人，不仅没有排挤走邓子良和邢菲，反而重用了邓子良和邢菲。
史培林这第三把“火”，就是烧向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各级组织。他命令上海站全体出动，四处寻找中共上海地下党，而且还开出了丰厚的奖赏，令上海站里的大小特务个个摩拳擦掌，兴奋异常，每天都玩命地在大街上找共党、抓共党。而一旦发现目标后，他则立刻命令叶馨带着大批的特务去实施抓捕。自他上任之后，在他的带领下，已经破获和查抄了好几个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站，也抓了不少的中共地下党员。
史培林这“三把火”烧起来后，取得了突出的战果。他既从此牢牢控制住了上海站，而且还搜刮了巨额财富，同时，还有效打击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毛人凤对他的工作成效十分满意，多次致电上海站明令嘉奖。
看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联络站一个接着一个被破坏，自己的同志一个又一个被抓，邓子良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向老谢及时发出预警，他想配合组织营救自己的同志。但是，面对复杂的环境，他却有心无力。
邓子良第一次感到孤独，他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会不会从此和组织上失去联系。
尽管邓子良想尽一切办法想暗地里捕捉获取情报的机会，但却仍然难以参与到上海站的全部行动中来。因为有些重大行动，为了防止泄密，史培林对他这个副站长也保密，不到出发的那一刻，谁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史培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叶馨给他灌了不少站里有“内鬼”的迷魂汤，而老奸巨猾的他，也隐约感到站里有敌人的“影子”。为了防范行动失败，在叶馨的建议下，史培林经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式的行动，行动之前，命令站里的所有人员不得外出，与外部联系的电话全部切断，出发后，一切行动都由新任上海站行动处的处长叶馨全权负责。
叶馨是史培林从重庆带来的得力助手，她也是史培林最得意的学生，生性刚烈，杀伐果断，手段残忍。在史培林的影响下，叶馨还由过去一个普通的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逐渐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一切唯史培林马首是瞻。
叶馨的身世有一番来历。她的父亲是国军的一个中将师长，毕业于黄埔四期，在抗战中也率部参加过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其中打过不少的攻坚战，也算是一名响当当的抗日名将。抗战结束后没多久，他就奉命随大批国军开赴了东北战场。
生长于国军军官家庭，叶馨从小就养成了心高气傲、十分要强的性格，平时还喜欢舞刀弄枪，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会了骑马、开车、打枪。
在叶馨16岁还在上中学时，秘密加入了军统，后又经过了特训班初级、中级的封闭式培训，还曾到美国接受过为期一年的高级班培训，几轮培训下来，她几乎成为了一名“全能”特工。
叶馨除了公开拥有保密局上海站行动处处长的身份之外，她还属于国民党中的青年团派系，是蒋公子“朋友圈”里的人，骨子里充满了对蒋总裁的衷心拥戴和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由于她有个中将师长的父亲做后盾，再加上她聪明能干，身手不凡，无论在军统还是在保密局，都一路得到晋升，才24岁出头，就当上了上海站行动处的上校处长。
在上海站里，除了站长史培林，叶馨几乎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对邓子良也是不太“恭敬”，认为邓子良是前站长徐克强培养起来的人。而在几次抓捕行动扑空后，叶馨开始怀疑上海站里有“内鬼”，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子良。
叶馨向站长史培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提议对上海站的内部人员进行全面甄别，查清谁是“内鬼”。
对于叶馨的提议，史培林是持赞成态度的，但是他又不想把事情搞大，就对叶馨说：“叶处长，查‘内鬼’，我同意。如果真的有‘内鬼’的话，这‘内鬼’一日不除，对我们来说就是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但是站里可能有‘内鬼’这件事，还是不要太声张，动静搞大了，对我们上海站的名声也不利。这怀疑归怀疑，还要证据确凿。毕竟，现在站里的这些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多年斗争考验的，千万不要冤枉了好人，放过了坏人。还有就是你年轻，大家可能对你还不太服气，这件事一定要讲策略，否则你会树敌很多的。”
叶馨连声说：“是，站长提醒的对，我会精心安排的。不过，站长，委员长可早就说过，对共党，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只要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就应该一查到底，我可不会顾及他背后有没有人，过去立过什么大功。”叶馨的话，实际上直指邓子良。
其实，史培林深知叶馨要查“内鬼”的真实目的。因为邓子良在抗战时期屡建奇功，在上海站里有很高的威信，而叶馨初来乍到，缺少这方面的功底，感到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在邓子良之下，就想通过查“内鬼”搞倒邓子良，自己坐上上海站的第二把交椅。
但是，史培林又经不住叶馨的百般劝说，因为他在很多方面还指望着叶馨给他打头阵，不想打击她的这股热情。最终，史培林同意了叶馨的请求。在史培林的授权下，叶馨开始秘密调查上海站里的所有人员。
叶馨怀疑的第一“对象”自然是邓子良。在叶馨看来，邓子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身为年轻英俊的男人，平时不喝大酒、不找女人、不喜歌舞、不贪钱财，这样的男人实在是太完美了，而太完美的男人背后一定“有问题”。这是叶馨自己总结出的识人方法。
实际上，叶馨凭着女性的直觉，也隐约感觉到了电讯处处长邢菲在偷偷喜欢邓子良，不过，邓子良似乎并没有全身心投入，而是与邢菲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让叶馨感到邓子良不像是“同道”中人，既然不是“同道”中人，那么就有共党的嫌疑。
叶馨虽然把甄别“内鬼”的矛头第一个对准了邓子良。但是如何甄别邓子良是否是共党，还不引起邓子良的警惕和反感，这让叶馨感到了棘手，也为此费了不少的心思。
思来想去，叶馨最后设计了一个专门针对邓子良进行甄别的陷阱。她向史培林回报后，得到了史培林的支持。
叶馨还请史培林与自己合演这出“苦肉计”的“戏”，由史培林把邓子良引入圈套，然后由叶馨来以试真伪。
叶馨是史培林最信任的下属，老奸巨猾的史培林不得不全力支持她。为了在邓子良的问题上尽快有个结论，史培林帮助叶馨完善了这次甄别的“试探”计划，他向叶馨提供了一个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抗战后期用过的接头暗语。
这个接头暗语是两句诗。上句是“行到水穷处”，下句是“坐看云起时”。史培林也想借此验证一下邓子良是否真的有共党的嫌疑，以彻底拨开他心中对邓子良充满的一团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