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解放军大军的兵临城下，国民党精心构筑的城防防线早已岌岌可危。上海国民党的各个机构，更是早已乱作一团，呈现出一派大溃败、大萧条、大逃亡的慌乱景象。
在逃亡的人群中，那些有大本事的人，已经搞到机票携带家眷、细软乘坐飞机逃走，那些有点小本事的人，则搞船票火车票乘坐轮船火车逃走，而没有本事的人，则只能原地呆着听天由命。昔日的东方明珠，进入了最暗淡的时光。
在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史培林就匆匆忙忙带着老婆坐飞机跑了。他知道自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在共党的眼里，自己属于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人，留下来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必须先行撤离上海。
史培林曾打算带着叶馨一起去香港，把“QF计划”交给邓子良去执行，把上海站的烂摊子交给邓子良来收拾。
怎奈，一心要跟共党战斗到底的叶馨，根本就不肯忍受这个失败的命运，更不肯把花费自己巨大心血而制定的“QF计划”交给邓子良来执行，她还要做最后的挣扎，还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抓住“黑牡丹”和“海棠花”，一举铲除上海地下党组织，以此来证明自己才是上海滩最优秀、最王牌的特工。
叶馨的忠诚和执着，让史培林感动的差点掉下眼泪来，甚至感到自己扔下叶馨逃跑，有些很不仗义，很不磊落。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这么多年来始终在为党国、为老头子卖命，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也对得起党国和老头子了，赶紧走，逃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才是上上策。
为了确保完成毛人凤下达的两项任务，史培林临行前，把上海站的权力全部移交给了叶馨，他还给叶馨下了最后一道密令：在处决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时，如若发现邓子良和邢菲图谋不轨，试图解救，可以当作党国的叛徒当场击毙！同时，城破之日，就是“QF计划”启动之时，由叶馨全权负责，就地潜伏，伺机行动，等待党国的东山再起并配合国军进行大反攻。
再来说邓子良和邢菲在协助游击队解救了部分即将被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之后，迅速返回到上海站里，研究制定下午如何解救那些进步学生的计划。
叶馨在返回保密站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谁在关键时刻，使用狙击步枪阻止了自己的行刑计划？是游击队吗？叶馨哼了一声，认为游击队根本就没有拥有狙击手的这个资格和本事。难道是邓子良和邢菲？叶馨把怀疑的目光，又盯在了邓子良和邢菲的身上。
其实，邢菲有一支德国进口的狙击步枪，叶馨也早有耳闻，虽然她没有亲眼见过，但是她知道“无风不起浪”的道理。而在她看来，没有经过专业的特工训练，不可能熟练掌握和使用高性能的狙击步枪，只有邓子良和邢菲才有这种可能。当然，她把怀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了邢菲的头上。
叶馨想，不管使用狙击步枪的人是谁，下午处决关押的进步学生，都不能再让邓子良和邢菲在一起，必须把他俩隔离开。先要让邓子良亲手处决那些学生，以此证明邓子良是不是共党。如果邓子良不开枪，那他就是保密站里的“内鬼”，等收拾完了邓子良再来收拾邢菲。
回到站里后，叶馨以要给局座发电报为由，把邢菲骗到自己的办公室。邢菲起初觉得其中可能有诈，不想直接去叶馨的办公室。但是她又不想引起叶馨的怀疑，就把手枪准备好，来到了叶馨的办公室。没想到邢菲刚一进门，就被躲藏在门后的一个特务用枪顶住了头。另一个特务则把邢菲已经子弹上膛的手枪给缴了。
叶馨冷笑着对邢菲说：“不好意思，今天要先委屈一下邢处长了。”说完，叶馨一歪头，示意几个特务把邢菲带走秘密关押起来。
叶馨还吩咐看押邢菲的一个特务，严密看管，不得泄露消息，否则军法从事。
邢菲被几个特务带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平时关审讯人员的空房子里，然后把铁栅栏门给锁上了。由于现在执行任务的特务人手不够，只留下一个特务看着邢菲。
把邢菲搞定后，叶馨又打电话把邓子良“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叶馨假惺惺地说：“邓副站长，你我坚守到现在，可见你我都是党国的忠臣。今天下午处决的这些被捕的学生，那可是局座的命令，这些学生已经被共党给洗脑、赤化了，留着就是祸害，倒不如送他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化为恶鬼后，去找共党的麻烦。”
叶馨最后还希望下午的处决计划由邓子良亲自监督执行。
面对叶馨的阴险狡诈，邓子良知道和叶馨再争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枪毙这些进步学生的计划也已经无法阻止。在无助的情况下，他只能跟随叶馨押着十多名学生来到刑场，伺机行事。由此拉开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时邢菲被特务秘密关押后，待在关押室里的邢菲心急火燎。她来回在牢房中转悠，她知道靠邓子良一个人是很难对付叶馨和众多特务的，他需要帮助。可是，怎样才能离开这个该死的牢房去支援邓子良？邢菲急得一个劲地搓手来回走。
这邢菲毕竟也是重庆特训班培养出来的优秀特工，并非普通的谍报人员。她看到牢房外就一个特务值守，就借口口渴让看门的特务给拿杯水来。
由于邢菲平时人比较随和，整个人也没有叶馨那么霸道，她要水喝，看门的特务也不敢怠慢。当这个特务拿着一杯水通过铁门的栅栏递进来时，邢菲伸出双手，一把抓住特务伸进铁栅栏的胳膊，一手伸出铁栅栏抓住特务的脖子，然后摁住特务的脑袋使劲往铁门上一磕，这个看门的特务顿时两眼一花，昏倒在地上。
邢菲从特务的身上找到了钥匙，打开铁栅栏门，然后把特务的手枪带上，悄悄走出了大楼。此时上海站内已经没剩多少人，都跟着叶馨去了刑场。
看到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吉普车，邢菲跳上吉普车开着就冲出了保密站，朝着刑场方向开去。一路上，邢菲把车开得飞快，她要在对后时刻，帮助邓子良把叶馨给彻底解决了。
邢菲赶到行刑现场后，为了掩护邓子良，在开车撞击叶馨时，被叶馨开枪击中胸部，不幸牺牲，这让邓子良失去了自己最信任、最心爱的人。
邓子良在刑场上干掉了叶馨并且救了夏英之后，俩人躲到了乡下一个小村子。靠着邓子良的精心照料，夏英最终醒了过来。
第二天，解放军发起总攻，上海解放。解放后的上海，各个地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保密局特务和国民党残余人员的行动。
由于邓子良失去了自己的“上级”老谢和马师傅、小童等“知情人”，就连知道自己身份的邢菲也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使得邓子良不得不经过深思，决定带着夏英从此隐姓埋名，并且化名“邓永生”和“夏茹菲”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就是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容易。叶馨在刑场上被杀死，而负责计划执行的邓子良却下落不明，消息传到保密局后，被保密局高层认定邓子良已经“反水”，先后派出两批特工高手，在上海附近追杀邓子良。
而邓子良是保密局上海站的副站长，这在上海也不是什么秘密。而当时的军管会和后来成立的公安部门，也认定“失踪”的邓子良就是已经潜伏下来的保密局特务。公安局方面也成立了专案组，在四处搜捕“QF计划”中的潜伏人员的同时，也在撒网展开对邓子良的搜捕行动。
两方面的人马都在寻找和抓捕邓子良，这使得他不得不拿出了他当年善于化妆的本事和技巧，把自己和夏英装扮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妇，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离上海几百里地外的一个小镇上落下脚来，并在镇上的小学谋得了一份差事，邓子良当了学校的体育老师，夏英当了语文老师。
邓子良和夏英虽然安顿了下来，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他知道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他不想在刑场上死里逃生的夏英再次受到伤害
果不其然，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保密局的杀手就闻到了味，循着邓子良走过的地方，一路摸到了邓子良所在的小镇。
一天下午，学校放学后，邓子良和夏英沿着小镇的一条集市街往家走，顺便买点菜。在经过一个卖菜的地摊时，邓子良敏锐地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邓子良透过侧面观察，发现跟踪者的装扮和行为像是保密局派来的人，就对夏英说自己去办点事，让夏英先回家。
邓子良知道保密局派出杀手，绝对不会是一个人，一般情况下，一个是当地潜伏下来的特务做接应，一个是外派来的特务做杀手。此外，因为很多人知道邓子良的身手不凡，面对面，未必对付得了他。要想解决邓子良，无非采取两种手段，一种是摸清邓子良出行的路线和规律后，在半道上埋伏狙击手，远距离射杀；另一种情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大街上突然出现向邓子良打黑枪，然后趁乱逃跑。
邓子良原本想自己把来杀他的特务都给解决了，他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是他转念一想，这镇上一旦出了人命，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公安局都肯定会深入追查的，自己和夏英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小镇上呆不下去了。
怎么办？邓子良经过深思，找到了一个既可以抓获特务又不暴露自己的可行办法，他要来一个反侦察，在摸清杀手的底细后，把情况通报给公安局，让公安局的同志去抓捕特务。
邓子良在大街上装作无事的样子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当走到一个胡同口附近时，他看到前面一个挑着两筐菜的男子和自己的个头、年龄相仿，就悄悄跟上去。
在一个拐弯处，邓子良拦下了这名男子并说：“老哥，我把你的菜都买了，连这担挑和你的外衣和草帽都买了。”卖菜男子一看邓子良出手大方，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邓子良快速换了卖菜男子的衣服，让卖菜男子换上自己的外套先走出了胡同，然后自己挑着担子蹲在一旁装作卖菜的样子。他压低草帽注视着大街上。果然，那个之前跟踪自己的男子跟着那个换了自己衣服的卖菜男子走了。
邓子良随后跟上了那个跟踪自己的男子。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他一直跟着走了好几里地，跟踪自己的那个男子在确定了跟踪目标的住处后，才开始往回返，并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这个跟踪邓子良的男子住在镇上的一个小院子里。邓子良守在附近，密切注视着这个小院的一举一动。没过多久，一个男子坐着黄包车，提着一个长箱子来到这个小院门前，敲门后闪身进了小院。
邓子良判定这是一个特务的窝点。跟踪自己的应该是潜伏下来的特务，而后跟进来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来刺杀自己的特务，长箱子里装的是狙击步枪。
考虑到跟自己换了衣服的卖菜男子会被杀手当作是自己而杀死，存在着生命危险，邓子良心想，绝不能让卖菜男子白白送了命。他立刻赶回家中，饭也没顾得上吃，就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两行字，让夏英从家里的旧报纸上找字、剪字，然后在一张草纸上贴出了一份情报：敌特两人，藏镇上大兴街28号，携狙击步枪一支，预谋刺杀解放军高官。落款是：一位正义者。
看着邓子良在贴抓特务的举报信，夏英很是担心，她问邓子良：“你要干什么？咱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你怎么又去招惹他们？”
邓子良双手扶着夏英的肩膀安慰她说：“这些特务不除掉，我们永远不可能安生。放心吧，我会把握好尺寸的，咱们也不会有事的。”
贴好情报后，邓子良把这封检举特务的举报信装进一个旧信封里，然后挑上菜筐，怀揣着这封信悄悄来到了公安局的门口。
邓子良压低嗓音，模仿浓重口音的农村话对门卫说：“刚才路上遇到一个行人，非让俺把这封信送到公安局交给大领导，说很重要，耽搁不得。”
门卫一听这封信非常重要，也不敢怠慢，其中一个门卫拿着信就跑进大楼去报告。邓子良送完信后迅速消失在了大街上。
公安局领导接到这份送上门的情报后，不知是真是假。问门卫信是何人送来的，门卫回答说是一个卖菜的老头，老头说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行人，行人让他把这封信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的领导看了信后，大吃一惊，特别是看到有潜伏特务要刺杀解放军高官，谁都不敢掉以轻心，连夜层层汇报，并且做出连夜行动的决定。
凌晨3点钟，公安局就调集兵力包围了大兴街28号小院。赶巧的是，这两个准备刺杀邓子良的特务也正准备趁着夜深人静，去刺杀那个被当做“邓子良”的卖菜男子。
可是当他们刚一出门，发现有大批的解放军正赶过来，知道自己暴露了，就开枪射击，迅速逃跑，结果在解放军的追击中被全部击毙。
两个特务被当场击毙后，公安局也无从查起他们究竟承担的是什么任务，究竟要刺杀谁。
后来，公安局还一直在查找送信人和举报特务的人，但是由于情报上用的是剪贴的报纸字体，而黄草纸满大街到处都是，一时也无从查起，从此这一事件就成了当地的一个“悬案”。
邓子良在借公安局的手除掉刺杀自己的特务之后，还曾不止一次地想主动去公安局说明情况，把自己的历史汇报给当地的党组织，请组织上重新调查核实他的身份。
但是当他看到建国初期，各地都在镇压反革命、枪毙保密局特务时，他知道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和材料都不存在了，自己就是有千张嘴、万张嘴也难以说清自己的历史，而当他看到身边熟睡的夏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此把这个念头彻底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