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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内战以前，大城市的上流阶层是紧密和牢固的。至少社会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认为是这样的。范·伦塞勒（John King Van Rensselaer）夫人曾写到，“社会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外部……吸收的外来养分是微不足道的。社交圈子通过每个家族给后代是遗产一代代扩大……逐渐形成了一条像中国长城那样牢固和难以忽略的分界线。”家族血统可以追溯到殖民地形成时期，而上流阶层群体之间的唯一分裂就是教会的分裂。长老会教徒、荷兰归正会教徒和圣公会教徒构成了一个紧凑组织的相当明确的部分。

在每个地方和区域，19世纪的财富都创造了自己的本地家族产业等级。在哈德逊河上游，有以自己出身为傲的大庄园主，而在弗吉尼亚州，则出现了种植园主。在新英格兰的每个城镇，都存在清教徒船主以及早期的实业家。在圣路易斯，法国克里奥尔人的时尚后代们则以经营地产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存在富裕的金银矿矿主。正如狄克逊·威克特（Dixon Wecter）指出的那样，在纽约市，存在一个“由息票持有人组成的，靠父辈的积累为生的冒险家阶层，一个像阿斯特和范德比尔特家族那样尝试尽快与他们发家的源头断绝关系的阶层。”

最富有的人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阶级，他们的财富被视为是永恒的，而他们的家族则被视为是体面的古老家族。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财富，并且没有更新和持有更多财富的人威胁他们，那么就没有理由用家族血统以及财富来区分地位。古老家族与巨大财富的相辅相成为老派上流阶层的稳定性建立了极为稳定的基础。因为新兴上流阶层的进取，已被老派上流阶层包容，后者在保持特性和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偶尔也可能会容许新成员的加入。

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中，古老城市的老派上流阶层被新的财富阶层击败。范·伦塞勒认为，“他们突然受到了那些想翻越社会等级制度高墙的人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此外，来自海外的移民，如南方人以及后来的西部人，到城市中寻找财富。“还有一些人则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们获得了快乐，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从18世纪到19世纪，古老家族与财富新贵之间的斗争在全国层面上进行。在美国内战前就已变得很富有的古老家族，试图阻止美国内战后出现的富人进入他们的圈子。他们失败了，原因主要在于，与老派富人相比，新的富人的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老派富人简直无法与之抗衡。跟不断扩展的国家疆域一样，新的富豪和权贵以家族形式，现在又以企业形式，扩张到全国性的规模和范围。城市、郡县、州都无法容纳这种在社会上拥有巨大权力的财富。财富持有者在到处侵蚀大都会社会中的古老家族的地盘。

所有家族看似都是相当“古老的”，但并非所有的家族能沿袭财富至少两代，乃至三代或四代。在美国，“古老家族”的公式是金钱+执着+时间。毕竟，美国历史总共也只有大约六代到七代人的时间。对于每个古老家族而言，过去一定存在一段时期，某某人属于这个家族，而这个家族并不是“古老的”。因此，在美国，成为祖先跟拥有祖先是同样伟大的。

我们很难想象，血统纯正的家族不会也不曾准许不知名的家族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子，尤其是当不知名的家族已经强占了他们的银行业地盘之后。只有那些仅仅在两代人或三代人之前刚刚进入古老家族圈子的家族才会努力阻止那些跟在他们后面学样的人。老派富豪与新贵之间的这场博弈始于美国建国之初，并且现在仍在小城镇和大都会中心上演。这场博弈的一条牢固规则是，如果持之以恒，任何家族无论财力大小，都能在某个层面上胜出。透明的、赤裸裸的、粗俗的金钱，几乎毫无例外都为它的持有者赢得了进入美国社会任何地方的入场券。

从总是试图将自己建立在家族血统的基础上的地位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阻止人们进入上流社会的高墙一直在剥落。从上流社层的更加开阔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顶层一直在更新中。它还意味着，不管多么虚荣做作，美国上流阶层都只是变得富裕的资产阶级而已，并且不管顶层成员多么有权，他们都不能为自己虚构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贵族历史。一名细心的系谱学者声称，在20世纪初，在纽约的富裕家族或古老家族序列中，其家族祖先的名字曾出现在约翰·杰伊夫人晚餐名单上的拥有耀眼社会地位的家族不超过十个。

在美国，凭借家族血统而获得地位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利用他们真实和虚构的祖先，“出身优越的人”和“出身高贵的人”精心打造自己的血统，并根据他们对这些血统的意识，保持与“出身低微的人”的距离。因而当他们面对低微出身的人会相当自命不凡，但后者似乎以出身低微为荣，随时随地粗俗的笑话不断。

在个人的一生中以及代际之间，已经有很多的追根溯源的活动。即使当这种情感真的能增强上流阶层的要求，但如果它得不到下层阶级的尊敬，那么它也是徒劳的。美国人对家族谱系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并不是那种根据家族血统就轻易兑现名望索求的人。只有当社会结构不会在代际更迭中发生本质变化的时候，只有当职业、财富和地位倾向于变得世袭时，这种傲慢与偏见，以及伴随它们的那种奴性和自卑感，才会成为一种声望制度的稳定基础。

尽管缺少封建制度历史，以及存在人员流动，但由于外来移民的潮流所趋，基于家族谱系的声望而建立一个声望社会还是可能的。移民涌入大城市人数最多的那几十年中，大都会社会在美国达到了顶峰。在北佬控制区，与其说普通百姓不如说那些自称有某个家世并且想要更多的人，凭借血统谋求地位获得了空前成功。这类声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卷入到全国性的地位层级之中。

移民潮停止后不久，北美的每个人不久就成为或者很快将成为拥有土生土长的父母养育的美国人，即当时地位卑微的移民不再抱着这个目标时，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了。

甚至在移民势头正健，并且他们在大城市中的数量超过本国出身的人时，民族主义的自由情绪当时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未受到严格血统的障碍的影响。“移民的美国化”作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作为一种思想，以及作为一个事实，已经使民众对民族整体意识的忠诚超过对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忠诚。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推动的融合了各种族和各民族的国家观，远远超过了只关心“种族”血统以及血缘、家世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此外，从爱尔兰人到波多黎各人，每个全国性群体都慢慢赢得了地方政治权力。

建立一个血统制社会的尝试仍在由相互矛盾的地方性构成的上流阶层中持续：东部海滨是第一个定居的地点，那些原住家族存在时间要长于最近才定居于这个地区的家族。但存在一些在地方很杰出的家族，他们在新英格兰的很多小城镇中杰出的历史跟任何波士顿家族一样长；在南方存在一些小城镇上的家族，他们对血统的延续性的要求丝毫不亚于最狂热的波士顿名门望族；某些早期的加利福尼亚州家族，他们在自己时间框架中，强烈感受到自己比纽约的任何家族都更久远更美好。各地也在经济方面进行竞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采矿家族、铁路家族以及不动产家族，在各自行业、各自的地方和区域都有自己的建树，巨额财富创造着本地家族的层级。

当阶级结构牢固而稳定时，家族谱系就成为声望的一个牢固和稳定的基础。只有这时，各种各样的礼仪约定和模式才能在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中扎根和繁荣。当出现快速的经济变化和人员的流动时，有钱的阶级肯定会有自己的定位，而地位借口将崩塌，历史悠久的偏见也将被一扫而光。从阶级的观点来看，1美元就是1美元；但从血统制社会的角度来看，金额完全一样的两笔钱（一笔是从四代继承信托中得到的，一笔是上周从市场的真实拼杀中获得的）是非常不同的两笔钱。当财富新贵的金钱数额变得非常巨大时，人们将会怎样？在1870年，（嫁给旧式不动产富豪的、拥有荷兰移民出身的）阿斯特夫人遭遇（拥有粗俗铁路财富和更加粗俗的祖父的）范德比尔特夫人时，将会有何感想？阿斯特夫人也将要失败：在1883年，她将自己的名片留在了范德比尔特夫人的门口，并且接受了范德比尔特夫人华丽的化装舞会的邀请。出现这种情形后，你就不必再炫耀自己的家世。可能跟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基于血统的社会要么被时间淘汰，要么被粗俗的新富豪们收买。

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社会环境中，新贵索要地位。他们迫切需要身份地位，而不是轻视它。在同一代人中，一些靠家族成功的男人和女人将新贵看作是侵入者、暴发户和各个方面的外人而看不起他们。但在随后或再往后的每一代人中，新贵就已经被接纳成为上流阶层公认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