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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地位斗争并不是发生在某个特定时间，又随后消失的东西。老派富豪在不断尝试依靠家族血统保持高人一等的地位，这种尝试总是失败。他们失败，因为在每一代人中都会产生新富豪；而这种尝试继续下去，是因为上流阶层一直在进行斗争。并不存在拥有真正固定成员的稳定的上流阶层，但上流阶层总是存在的。一个阶级中的成员不管改变得多快，都不会摧毁这个阶级。阶级中胜出的并不是同一个体和家族，而是相同类型在生生不息。

人们已经进行过众多尝试，用一种常规的划界方式来确定这个类型。甚至在美国内战前，当财富新贵不像后来那样有推动力时，社交圈需要中间人帮助主妇们面对社会决策。在1850年之前的两代人的时间里，纽约社会要依赖于一个名叫艾萨克·布朗（Isaac Brown）的人。他是纽约格雷斯教堂的司事，根据狄克逊·威克特的说法，这个人“对姓氏、家族谱系和绯闻有着一种完美的记忆力。他随时准备告诉女主人们谁在服丧期间发出了邀请、谁不幸破产、谁有朋友到访、谁是城镇和社交圈的新面孔。”他会乐于充当派队的主持人，甚至有些观察家说他“拥有一个为排队举办者准备的一份‘会跳舞的年轻人’的名单。”

美国内战后的一段时间，对财富奢侈消费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选择，而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 McAllister）就曾短暂地充当了选择人。为了让“社会获得抵抗浮华的投机商的入侵所需的坚固性，”麦卡利斯特希望能承担必要的工作，让拥有地位但不时尚的旧家族与“为了排除困难前进而必须请客和变得聪明的‘社会名流们’”联手。据说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任务，并“夜以继日地研究家徽以及关于宫廷礼仪、宗谱和烹调的书籍……”在1872年冬至1873年春，他组织了族长会（Patriarchs），“这是由25个人组成的一个有权创造和引导社交的委员会，邀请4名淑女和5名绅士担负各自的责任，而麦卡利斯特强调这种责任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最初的族长会成员都是至少拥有四代历史的纽约旧家族的继承人，根据麦卡利斯特的美式慷慨，他认为这“能让绅士变得非常优秀和真挚。”

到了80年代，麦卡利斯特已经向报纸界的人说，“在纽约社交界只有大约400个入流的人。在这个数字之外，你碰到的人要么是在圈中举止拘谨，要么就是让其他人不自在。”在1892年，当族长会的独占欲和沃德·麦卡利斯特的受欢迎程度都在严重下降时，他公布了他的“400人名单”，而名单中实际上只包含了300个姓氏。这个名单只是族长会的花名册而已，美国内战前纽约家族的一个内部圈子，这个名单被那些喜欢跳舞却又没有社交经验的少男少女过分渲染了，麦卡利斯特认为适合加入的财富新贵中只有极少数。当时的90名最富有的人中，只有9位出现在他的名单上。

对麦卡利斯特“400人名单”的关注，以及他随后从上流社会的退隐，都反映出他尝试巩固的老派上流阶层所面临的不稳定。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其他城市中，人们也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捍卫“保守派”，阻止财富新贵获得社交许可。麦卡利斯特的退隐标志着所有这些尝试的失败。唯一可行而明智的做法就是接纳财富新贵，或者至少也要从他们中挑选成员。《社交名人录》的尝试最为成功。

在19世纪80年代的镀金时代，一名已经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以及一个可靠但不起眼的社会地位的”纽约单身汉，决定出版“最杰出的人物名册”。《社交名人录》体现了新旧权贵的明智结合，在Calumet和Union等纽约俱乐部的衷心支持下，它立即获得了成功。第一份纽约《社交名人录》包含大约881个家族；并且随之其他城市也出版了《社交名人录》，而汇编和出版这类工作得到了社交名人录协会的支持。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发布了针对21个城市的《社交名人录》，但其中有9个“因为人们缺少兴趣”而稍后不再参加。到1928年，每年秋天新增12册《社交名人录》，共计有：纽约和波士顿社交名人录（始自1890年）、费城社交名人录（始自1890年）、巴尔的摩社交名人录（始自1892年）、芝加哥社交名人录（始自1893年）、华盛顿社交名人录（始自1900年）、圣路易斯社交名人录（始自1903年）、布法罗社交名人录（始自1903年）、匹兹堡社交名人录（始自1904年）、旧金山社交名人录（始自1906年）、克利夫兰社交名人录（始自1910年）和辛辛那提社交名人录（始自1910年）。

《社交名人录》列出了“社交入选名流”以及他们的地址、子女、学校、电话号码和俱乐部。每年12月份和1月份发布增刊，并且会在每年6月份出版一份暑期版本。协会建议读者购买一个索引，上面包含名流的相关姓氏，这对于了解各个不同城市的家族之间的联姻和迁徙情况很有帮助。

《社交名人录》描述的是“那些从血统或社会地位或从其他条件来讲都自然被包含在任何特定城市的最佳社交圈中”而有资格被列入名人录的人。然而进入名人录的条件很难识别，因为可能正如威克特宣称的那样，“在《社交名人录》周围围绕着一种有效客观的、秘密调查取证的氛围，必要的隐姓埋名对持续成功和声望来说是有必要的。”现在，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名人录协会看起来像是由贝莎·伊斯特蒙德（Bertha Eastmond）女士在运营，她从早期开始就担任协会创始人的秘书。她对所有的名字进行判断，有些会加上，有些因为没有价值而被否决，而有些则会在将来进行考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她可能需要某些社交顾问的建议，并且在拥有名人录的每个城市中，她都设有代表处，持续追踪新兴姓氏、地址和电话号码。

现在《社交名人录》中所列出的大约38000对夫妻，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包含在内？居住在12个城市中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申请，但他们必须先要获得多个位于名单中的家庭的推荐，以及申请人所属俱乐部的名单。但是只靠金钱，或者只靠家族，甚至两者同时具备，似乎也不能保证立即入选或者最终保留下来。古老家族的人有时会落选，而第二代财富新贵也并不能总是保证成功。也就是说，出身和财富不是万能的，但是缺少它们又是万万不能的。

略有成就的公司高管们一旦致力于进入这个名人录，就可能会被告知已入选名人录。但《社交名人录》不过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890年至1920年的30年间是《社交名人录》的黄金时期。实际上，从20世纪的头十年开始，新兴家族进入《社交名人录》的比例已经在直线下降，至少在费城这个主要城市是如此。在20世纪的头十年，新兴家族以68%的速度增加，而到30年代，增长速度已经降到6%。

那些被从《社交名人录》中剔除的人通常很清楚他们被剔除的原因。《社交名人录》的这种“任意”特征随后被用来嘲弄它的社交意义。实际上，狄克逊·威克特已经得出结论，“负面的舆论似乎过于关注被驱逐的理由，但这种行为本身靠的更多是直觉，而不是逻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只要他的名字不出现在报纸专栏中，不管是他的私生活怎样，或者谣言可能会怎么说，都不会与名人录相冲突。”

虽然选择看似任意和武断，无不笼罩着势利和痛苦，但《社交名人录》仍是一份有一些严肃意义的名单。它是一种尝试，尽量将那些暴发户和拥有恶名的人排除在圈子之外，是识别和团结圈中人的工具，保证既定社交圈的方向，确保被选中者的价值。但毕竟，它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份名人家族名单而已，是这个国家接近上流阶层核心的通行证，被这个没有贵族历史、没有皇室家族、没有真正首都的国家所拥有和支配。就个体而言，进入名单是不可预测的，甚至有些武断；但作为一个群体，《社交名人录》中的人们是由于他们的金钱、家族和生活方式而被选中。因此，这神奇的12册里的姓氏必然代表着某个特定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