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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英本质和权力的真相，并不是当事人知道却不愿说的秘密。这些人对自己在事件和决策因果关联中的角色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往往不确定自己的角色。不管他们的实际权力有多大，与其他人在使用权力时的执着和认真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此外，大多数美国精英擅长公共关系辞令，有时甚至在独处时也在不断使用，并进而逐步相信它。为了理解上流社会，精英的个人意识是几个因素中唯一必须要考察的。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存在精英，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这个观点是基于精英对自己的认知，或至少是凭借公众的认知而下的断言。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有些人认为，尽管是模糊地认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紧密又强大的精英阶层如今确实盛行于美国，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时代的历史潮流。例如，他们感觉到了军事事件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推断，陆军与海军上将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决策者一定有权有势。他们听说，国会又顺从于少数人做出的显然和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的决策。他们知道，虽然落在日本的原子弹丝毫没有与他们商讨，但是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掷的。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被重大决策左右的时代，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做出任何决策。因此，他们把现今看作和历史一样，并由此推断，无论决策有没有做出，这当中一定存在权力精英。

一方面，那些对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这种感觉的人，认为存在握有重权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那些细心倾听显然来自于决策层报告的人，往往并不相信存在其权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精英阶层。

尽管这两种看法都不充分，但都必须要加以考量。理解美国精英权力，既不能只从历史层面理解，也不能仅接受公开决策人的个人认识。在精英和历史事件的背后，并使这两者产生关联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政府、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手段。他们的影响力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顶层现代社会的那些主宰者们，更为我们理解美国上流阶层的各种角色提供了一把社会学钥匙。

美国社会的主要国家权力现在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其他机构似乎滑向现代历史的边缘，而且偶尔还要适当地从属于主要部门。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哪个家庭的力量能大过大公司；在年轻人阅读的肤浅传记中，没有哪个教会的力量能大过军队；在重大事件的形成中，没有哪所大学的力量能大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宗教、教育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相反，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受到这三大巨头的塑造，并且其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

家庭、教会和学校正在适应着由政府、军队和企业塑造的现代生活，而且与此同时，这三巨头还把这些次要的制度变成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随军牧师，为杀戮增加道德上的有效支持。学校为企业和军队的特殊任务挑选和培训人员。当然，豪门望族早已被工业革命瓦解。现如今，只要军队发出召唤，父亲和儿子会不得不因需要而离家入伍。而且，所有这些次要制度的符号都被用于使三大巨头的权力和决策的合法化。

现代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而且越来越取决于他奉献了大部分最好年华的公司；不仅取决于他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学校，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与他一生相关联的国家；不仅取决于他偶尔聆听上帝之言的教堂，而且更取决于他接受严格训练的军队。

如果中央集权政府不能依靠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宣传效忠国家的思想，其领导人会立即寻求改变非集权化的教育制度。如果五百强企业的破产率与3700万已婚人口的总离婚率一样高，就会发生国际性的经济大灾难。如果军人不再像信徒坚守信仰那样甘于奉献生命，就会出现军事危机。

在三巨头内部，典型的机构单位已经扩大化和行政化，而且其决策权已经集中化。在这些进展的背后，存在难以置信的技巧，各结构单元结合并指导运作这一技巧，甚至塑造和加速其发展。

经济体 曾经分布着众多的小生产单位的自主平衡的经济体，现在已经被两三百家企业巨头用行政管理与政治手段左右，经济决策的钥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 曾经权力分散、由一个脆弱中枢维系的几十个州，现在已变成一个集中的行政体系，它吸纳了以往诸多分散的权力，并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缝隙。

军事秩序 曾经在缺少信任的氛围中，以州国民军的形式维系的军事部门现在却已成为政府最庞大和最昂贵的部门，与它那带着微笑的公关外表相反，军队已成为一个随意扩展的官僚制度领域中冷酷而龌龊的机器。

在上述每一个制度领域，决策者使用的权力手段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的集中行政权力增强了；在每一个制度内，都精心构造和强化着行政当局的程序。

这些领域越大越集中，其活动的影响就越大，而且其与其他层面的交往也急剧增加。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依赖着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局势。军事部门的决策既依赖又严重影响了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水平。政治领域的决策制约着经济活动和军事计划。在许多方面，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机构及其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沿着中欧和亚洲边缘地带分割的世界两级的每一边，其经济、军事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在不断增多。如果说企业经济活动中存在政府干预的话，那么政府事务中就也可能有大企业的插手。从结构上来说，这种权力三角关系是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联合董事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如衰退、战争和繁荣，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每个关键时刻，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认识到了各主要机构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世纪，所有机构的规模都比较小，它们的自由整合在自发经济中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实现的，在自主政治领域，整合则是通过谈判和投票实现的。那时人们有一种假定，失衡和摩擦是有限决策引发的，之后一种新的平衡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出现。如今这种假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三大主导性等级阶层顶部的人压根不作此想。

因此，顶层决策要么趋向协调一致，要么趋向迟疑不决。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当众多小企业者构成经济时，即使当中有许多人破产，其影响仍是地方性的；政治和军事当权者不会插手干涉。但是现在，鉴于政治期待和军事责任，他们承受得了让私营经济的关键环节在大萧条中崩溃吗？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事务；当他们这样做时，每一种秩序中的控制决策都受制于其他两种秩序，于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个扩大了和集中了的领域的顶层，已经出现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处于经济顶部的，是总经理级别的公司富豪；处于政治秩序顶部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处于军事机构顶部的，是聚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周围的军界政治精英和“梯队系统”上层。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大权力领域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领导和政府要员走到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