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么静静地想，十岁以前的童年故事，实在记不起多少了。记得起的都是零零星星的断片。像我这样的人，实在太平凡了；既不是天罡，也不是地煞，一百零八将之中，于我无分；三十四年以前，我总说我是罗亭。
最早的记忆，也不知是谁告诉我的，实在模糊得很。我幼小是以爱哭出了名的，我的小名是“福厅”；他们顺着口，叫我做“哭厅”。不过，我终于不曾成为林黛玉的同志，我的泪泉，很早就干掉了。我只记得祖父的棺材，正在厅东新做，做好了四围的廓，没上底，搁在长凳上，于是，那木匠师父，他就替我过了一次关。“过关”的办法很简单，我妈妈把我放在他手上，他就抱着我，从棺椁过了下去，让我妈妈接了过去就是了。果然，从那一刻起，我就不爱哭了。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就一直不明白。不过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还只有三岁。
其他几件小事，也是和那所大而无当的“福厅”有关。（祖父他们，表示要把蒋畈从废墟中复兴起来，首先建造这所五开间的大厅，我就是在奠基上梁那天生的，因此，叫作“福厅”。）第二年，泥水匠正在铺平厅堂的泥地，妈妈事忙，看顾不到我，尽让我在泥地上玩。那些新翻挖出来的泥土，有着许多蚯蚓；我就玩弄这种小动物，翻来翻去，看它蠕蠕爬动的样子。这小动物，对我可真不客气，它就对我的小××吹气，一天，小××忽然肿痛起来，小便不利了。大人们看了，都在发笑。不知是谁的主意，他抓了一只鸭子，把小××含在它的嘴里，也不知含了多久，果然痛除肿消了。这件尴尬的事，对我印象很深；有一时期，我就有点怕蚯蚓。这一灵验的丹方，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初到香港，听到了“吹胀”二字，不禁连想起这场小苦难来。）
又有一天，我独自到园西池塘边上去摘小花，不知怎么一来，挖破一巢泥蜂（比蜜蜂小而黑的一种土蜂），它们就老实不客气地向我围攻袭击，咬得我满脸肿痛，其痛彻骨。后来，他们就替我用泥浆把头脸封了起来，简直像个泥菩萨。我整天就在厅阶上等着挨痛，挨了几天，也就好了。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看苏联的卡通，有一幕叫《熊与蜜蜂》，那几只小熊不听老师的话，忙着要去挖巢取蜜，给蜂群围袭，挨上了和我一样的痛苦，不禁暗暗失笑。
大概要我一直记住的往事，总是给我一点小苦头吃的。我一生最丰富的经验，倒不是什么革命几十年，而是牙痛了几十年。我也和鲁迅一样，七八岁时就害上牙痛了。“牙痛不是病，痛来要人命！”常是整天整晚地痛，坐立不安，总是捧着肿了的脸在叫喊。到了十岁那年，那可闹大了。父亲一位朋友，看我哭得可怜给我开了一服发散的药，这一来，可真不得了，痛是减轻了，脸可肿了大半边，一直不消下去。又是一位父亲的朋友，他姓章，一位外科医生；他拈了一支油纸捻，替我照看了一回，摇摇头说：“不行，发脓了，这是一个疽！”
“颧骨疽”，跟“对口”、“背痈”一样，外科医生，看作是严重的症候。章永泮师替我开了药方，我记得是“阳和汤”。这帖药真苦，和着糖吃都不行。果然肿得越来越大了，出了脓，流出大半汤碗那么多。出脓以后，收口真不容易，还是章师替我消去了假骨，六个月以后才收口，一直留着光荣的疤儿在脸上，有人还以为我像德国青年人，有过决斗的记录呢！有人就终身不收口，一直流着脓的。牙痛的烙印太深了，我的立志，比孔夫子还早一点；十岁那年，就立志要做牙医，把天下的牙痛都医好来。结果，到了中年，牙痛倒少了；牙齿也残破得可怜；我也并未成为牙医；我也知道天下的牙医，都不能根除牙痛的。在赣州，有一位老牙医，他姓熊，他的谈吐不错，学问也广博，见解也高明，就是医牙痛没有办法。他替我医治最后那颗糟牙，花了许多工夫，结果还是拔掉了事。我之成为虚无主义者，或许和牙医治牙痛的幻灭感有点关系吧！
另外一件小苦头，是我的大哥聚德所吃的，可是烙在我的心头，就比自己身受还要深切些。我们乡间有一种乌桕树（一名栚子树），冬天叶落子白，农人就采下来打油。（栚子外层是白蜡，用以制烛。籽可打油，便是桕油，用以点灯，于今是机油的主要成分。）可是那枝叶间就有一丛丛的毛虫；那毛刺及我们的皮肤，便起了奇痒的风疹块；土法用糠烟来熏，才会平复下去。但家兄那一回，可真受毒很重，烟熏后臀部生了几个大疽，卧床半年，才康复过来。因此我就恨透了乌桕树，连陆放翁“乌桕微丹枫叶黄”的诗句，都引起了我的反感，诗人毕竟不懂得民间的疾苦，他们并不知道“红于二月花”的叶下，就有那种怕人的毛虫。不过，我当年立志要砍掉所有的乌桕树，毕竟也不曾做过。年纪一大，我便知道乌桕树的收入，跟桐树一样，乃是农家主要副产品，看着白花花的栚子时，也颇为快意的。
我所以终于不曾变成牙医生或外科郎中，和我的“早慧”有点关系。“早慧”当然不一定是件好事。但先父心目中，却引以为乐事，他居然养了一个四岁便能念完《大学》《中庸》的儿子。说实话，直到今日，我未必能够把《中庸》说得周全；四岁时，却真的能读能背能讲，在我的戚友面前，变成“神童”了。（神童，命定地会成为悲喜剧中的主角的。）五岁那年，我已读完了《论语》《孟子》，六岁就会动笔了。《论语》对我，并无多大影响，《孟子》却是我的启蒙师。（我一直没念过《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所谓动笔，并不是拼句填字之类，而是写成短篇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到了七岁那年，就读完《诗经》，除了那篇古怪字最多的《小戎》（《秦风》）以外，全书都背得默得，所谓“整本倒”（即是从头至尾全部背完来之意）。
先父曾经出一个作文题：《毋求备于一夫》，语见《书经》。四五十个同学中，只有蒋万城和我，做得成篇，先父还写了一篇范作，我们觉得很好。家兄自幼以拙实驰名，他比我大三岁，下笔却慢得很。他有时给老师骂得厉害，迫得急了，总是我替他来动笔。偏是我替他写的，一定会给老师称赞一回，因此他对我自幼就佩服得很，直到他老年了，还相信天下文章属于他的弟弟的。我下笔很快，替同学们代笔，那是常事。有一位好朋友姓蒋，他碰到了难题，就来求救于我。后来，长嫂（他是我的表姊）在杭州女子蚕校读书，她的作文，总是我替她代笔，几乎没有了我就交不得卷了。她的毕业试卷，作文第一，也是我替她预备妥当的。这一来，文章误我，好似天下事，只要会写文章就行了。我一生只想做科学家，终于爬格子过日子，也就是这么种下了根的。
真所谓器小易盈，九至十岁时期，我便自负天才了。“天才”的最大证据：我一直替先父抄诉状，慢慢也懂得写状子的门子。我写的状子当然比不上先父的老练周到，却比他多些辞藻。记得有一回、先父不在家，有人找他写状子，我就替他写了张。先父回来，看看我所写的底子，也颇为欣赏，从此他更刮目相看，要我拜一位姓叶的门下；我倒不把叶老师放在眼底。我恰好碰上了王船山史论迷的朱芷春师，当时真以为“天下无难事”了。我悟得了自己的“起承转合”的义法，而且专偏锋，把文章写得十分尖刻。我的第一篇堂而皇之的应用文，便是贺大姑母的五十寿文，那是以先父领衔亲友们致贺的文字，文长一千二百字，在那时，也算得一篇长文章了。姑母很早孀居，抚双雏成长，在那么一个家庭中，自有辛酸悲楚的经历，有话可说，本来可以写得好的，我也忘了究竟怎么写的，只记得高高挂在客堂上，大家都在念诵就是了。大姑母也以有我这么一个侄儿为荣的。假使，我十三岁以后不在金华第七中学，受了一场打击，我会以为自己是盖代才华不可一世了！
“早慧”和会做文章，对于我的一生是极重的打击。我的智慧，并不曾平衡发展，尤其在美术方面的知识，几乎近于低能。音乐勉强过得去，手工与图画简直不及格。因此，有人在弘一法师（李叔同）年谱，把我也列在他的入室弟子之列，实在惭愧得很。其实，我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最高，自然科学的知识，平常得很。我所有那一点草木虫鱼方面的知识，还是在农村里成长，身经稼穑工作，耳亲目历得来的。假使要核算我的智慧“商数”，不一定很高的。十二岁那年，同班的同学，有的年龄比我大了一倍还多些，大部分十年以长，而我又矮又小，老是排尾。同学们看我年轻，老是逗着我玩，我老是发气，光了火，因此人缘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