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己酉辛亥之间

一自我有了知识,懂得一点世事,已经是清末民初,二十世纪初年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总留过辫子的;假使辫子就是过去那一世代的影子,我们总是属于旧一代的人。我们的思想、人生观、社会观和世界观,也和我的嫂嫂那一辈的小脚一样,虽是放掉了,还得前尖后跟塞上了棉花,不成样子的。(一个天足的小姐,要她想象祖母时代的小脚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条散乱的索子,我姑且从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己酉)说起。那年冬天,我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家,独自寄居到相隔五华里的石埠头的大姑母家中去。这五华里的间隔,就像万里投荒那么远;虽说是大姑母的家,表兄表姊比自己的兄弟姊妹,还亲密些;却满腔想家的念头,简直无法消解。那一个多月的寄居,就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那一场虚惊,虽是“虚”的,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上。说是张山土皇帝造反,那个穿戏台上龙袍登基的草寇,叫作杜以勇;他啸聚了百来人,有如《水浒》上陈达、朱武据了少华山,要称孤道寡了。(我后来了解,那是从台州来的烧柴客,有如南宋的方腊的。)从刘源垄传来的消息,说是这位草王,要动兵下山,来割两个人的头,一个是白沙镇陈义泰的老板,又一个便是先父梦歧先生。诚所谓一夕数惊,家父就把我们分寄在几处戚友家中,我年纪小,叫我跟表姊一起。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从刘源垄那边传来的一片枪声,接着又看见半山一片火光。汪家老亲翁对我说:“张山打仗了!”到了第二天,消息传来,张山攻破了,草寇杜以勇也擒来了。再过几天,这位土皇帝就在白沙镇市墟上斩头示众,成千的人去看热闹。这阵造反的罡风就这么吹过去了。大概杜以勇斩了头的第三天,先父就叫人来把我接回去的。一路只听得往往来来的人在谈斩头的事,一直谈了几十年;抗战初年,我从战地回家乡去,还有人说起这件大事呢?在他们的印象中,好似台儿庄之战还比不上张山那一仗的热闹。

也就在抗战初期,我回到了家中,第一次上了张山(那时,我在刘源上面,买了一所小房子,恰好在张山底下)周遭走了一转,不觉失笑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螺蛳壳,如何做得了道场呢?从军事观点说,霸守了龙门山(黄大仙的家),倒比张山有发展余地,可见所谓草寇根本不懂得什么军事形势的。(后来,日军攻占了金华,就在龙门设炮兵阵地,并不投入张山的死谷中去的。)假使太平盛世,筑室张山隐居避世,有如魏叔子(禧)兄弟上翠微峰(宁都),那倒是不错的。不过,隐居的梦,也不容易做的。

其后二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看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我们那儿,只有蒋鹿珊是那一党的头儿。

我们那山谷村落,实在太偏远了,视野实在太小了,像阿Q所看见过拿打狗棒的假洋鬼子,连影子都没见过。所以,革命消息刚传来时,先父并没什么反应;他虽是康梁派维新变法的信徒,要他造反,还是不敢的。一天下午,先父的知友,孙子翼先生来了,这位孙先生,那时在杭州两级师范念书,带了一番新道理回来,跟先父畅谈了一番,先父才豁然贯通;他虽是考中了秀才,在种族革命观点上,用不着那个“忠”字。第二天,便叫我们剪了辫子,他自己也剪了辫子,变成革命党了。“造反”一变而为“革命”,我那小脑子是想不通的。不过剪了辫子,倒是好玩的,带上了鸭舌帽,站在床上给妈妈看,我们就像一个小兵丁了。

辛亥那年冬天,乡间真是乱糟糟得很,比张山造反那年还要可怕。四近村庄,都办起团练来;先父是我们那一“都”的带领人,团丁的枪枝火药,都摆在我们的厅堂上。育才小学临时散了学,团丁就在我们的操场上操练。那些武器,有鸟枪,有抬枪,都是前膛枪,从枪口加火药和铁子,火信就安在枪的脚跟上,发了一枪,就得重新加火药加铁子,得有五六分钟的间隔。有人有一支双筒的短枪,好似西部片中的猎枪,已经算是利器了。此外还有几支毛瑟枪,是老式毛瑟,后膛,一弹一发,也算是新武器了。谈起来,连抬枪都是神威惊人,老毛瑟当然看作是厉害家伙。其他的武器可多了,斩马刀、朴刀、长枪、标枪,一大堆。巡哨时候,所有武器一齐出动,看起来威风凛凛。好在那个冬天,谣传虽多,并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快就转了民国,知县大老爷滚了蛋,民事长以公仆姿态出现了。知县大老爷出巡,鸣锣喝道,那场面够威风呢!我还跪在堂楼前阶石上迎接过大老爷。一成为民事长,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那就毫不出奇了。民初的地方行政官要转点政治作风,所以有点朝气,颇有民主作风。不过,民国一来,我这个现现成成快要到手的“秀才”,也跟着不见了。——清末学制,小学毕业相当于旧制的秀才。育才小学第一班,刚好辛亥那年毕业,而我则是第二班。那时,大中小学都是春季始业,跟后来的秋季始业,也不相同。

那时有一个新名词,叫作“瓜分”,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头,想起来似乎比“革命”深刻得多。我记得庚戊那年,有人到我们育才小学来讲话,我已记不起是谁,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只知道他说了一番以后,大家都哭起来了,说是要瓜分了。“瓜分”究竟怎么一回事?照他说瓜分以后,亡了国,我们都要变成外国人了。变成外国人,又怎么样呢?大家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大家哭得那么伤心?我们年纪小当然更不懂了。后来,我推想,这位痛哭流涕的志士,一定是卖“九龙票”的革命党,他是危言耸听,要鼓动大家起来革命的。我们年轻时,宇宙很小,杭州就像天边那么远;说到上海、苏州、南京,那就像到另外星球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说到了“瓜分”,好似天就要塌下来了。

在我们乡间那一角上,育才学堂是一堆新的火种;自从先父办了这间小学,便日新月异,一天一天不同了。种种新名词接连地灌输进来。第一件大事是劝女人放脚;小脚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也说不出来。不过乡中有一句古话:“买牛要买两只角,讨老婆呢,讨一双脚!”脚一大,那位小姑娘,就失去了风韵,好似花朵失去了香味。先父既然要维新,就要我们来劝亲戚朋友的女孩子们赶快放脚。我们唱那首“缠脚的苦,最苦恼”近于山歌的歌,又响又起劲。不过,要人家放脚也真不容易。他们第一句话,是:“是不是你们蒋畈曹家,一定会娶了做媳妇?你们不要的话,嫁不出去怎么办?”这就难住了我们了。先父以身作则,舍妹一直没缠过脚自不必说。我们的表姊后来是我们的长嫂也开始放了脚。还有一位我们称之为大姊的女同学,也放了脚。那位G姓女孩子,她的脚本来裹得不怎么好,可是,我们不曾答应她的婚事,那就不敢放起来。从提倡放脚到小脚绝迹,先后也得经过三十年的悠长历程,可见除旧立新,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第二件事是种牛痘,就是那位W小姐的父亲,他先到我们那一带来推广,印了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到处在分发,他就开始在那一带替幼童种牛痘了。(单就发传单这一点,已经打破农村社会的传统了。)反正一年之中,只有春天这一季,得种牛痘;种了牛痘,的确可以避免天花。我是第一个种牛痘的农村孩子。(先兄种了好几回牛痘,都不曾发过;后来出了天花,可真危险万状,几乎死去呢!)我们乡间,本来通行吹鼻苗的,牛痘一通行,也就绝迹了。臂上小小刀痕,一点也不痛。而且,种了痘,就有时鲜笋尖、鱼汤可喝,孩子们开心得很;我的痘是大发了的,臂上就留着大颗痘疤。说起来,一般民众都是现实得很;利之所在,也就有人愿意接受了。

接在牛痘之后,洋油、洋灯、洋布都进来了。究竟这些洋货怎么来的?洋货来了,土货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全不明白。我的一生,上半段养成了这么一种观念:凡是新的,总是好的。那时期,我们还不曾听到过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一类名词,也不曾看见过一个洋人。后来我从文明小史一类小说,看到洋灯初到苏州的耀眼文字;跟我们小时候的心理,也正差不多呢!

我说过的那位陈义泰老板,他是白沙镇上一位地方绅士;他家中与众颇不相同,他家造了三层楼,南向的窗镶的是玻璃片窗,乡人称之为玻璃镜屋。还有一架嘀嗒嘀嗒会响的自鸣钟。后来,先父也从兰溪城内,买了一座自鸣钟回来,这可把我们乐死了。它就整天嘀嗒嘀嗒走着。哪知走了八天,它却停住不走了。后来才知道要它走是要替它按时上发条的,慢慢地,这件新奇宝贝也就平淡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