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一生心力，放在办新学上；从晚清到一九五〇年，那六十多年中，先先后后，学生人数，总在三千人以上；这三千多人，就是四边五六十里中的年轻人。他生前那二十五年中，亲炙他的教训的也有一千多人。他的弟子之中，他究竟期望谁来继承他的衣钵呢？到了后来，究竟谁在继承他的事业呢？先兄聚德，一心一意要想做大企业家，完全失败了；连做乡绅，也不及陈福熙，既不能为恶，也不敢为善。我呢，看起来是先父的儿子，实在是先父的叛逆，我是反孔孟，反程朱，反礼教的属于五四运动时代的人；最主要的是时代太伟大了，社会环境变动得太快了，尤其是在先父逝世后这二十五年中。先父生前，从我们家乡到杭州去，还是属于帆船的时代，到了他死后第五年，杭江路（后来的浙赣路东段），已经通车了；先兄聚德铺成浦钟路，进入汽车时代了。我们回看那一段时期的浙东社会，仿佛看了一部西部影片。
似乎，我应该说一说，邻村塔山脚王家幼子王位诚，他是我的至亲，也是先父的最器重的入室弟子。他有一回奉命到龙泉浙东去工作，中了山谷间瘴气，患了重病，势甚危殆。先父星夜伴着王家长兄，同到龙泉去，一路夜不安枕，食不甘味，比对自己儿女还关切些。位诚原是王家所宠爱的幼子，他进金华中学第二年，受着爱国狂潮的激动，一心一意，要到杭州进陆军小学（清末宣统元年）。辛亥革命后，他毕了业，又到保定进了军官学校。这在王家，乃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王家老父，当然不让娇儿去冒险的。先父却明以大义，认为献身也是青年人应有的气概。和位诚同一期的保定同学，如顾祝同、余汉谋、上官云相、白崇禧，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陈辞修还比他迟了一期），独有他，任了炮兵团长以后，便带了一笔财富回到家乡，置田园，享福养老去了。顾将军在上饶主一方面军务时，还和我提到过他。他的人生、社会观，几乎和先父完全相反，也真是先父所不及料的了。
我称他为王位诚，那是他晚年的名字，他在保定军校，学名“王鹏飞”，从“鹏飞”到《位诚》，也可见他的志趣的转变。照“位诚”这两个字看来，我们这位老学长，他是回到理学的路上来了，可是他走的，并不是先父的程朱理学之路，而是段正元的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路。段正元乃是四川那个天府之国的“妖道”，跟张鲁一流的人物。他们称段正元为段师尊，朔望两日，必斋戒沐浴，向师尊的玉照行跪拜礼（那时段正元尚未去世）。段正元的底细，我们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四川来的神秘人物，住在北京，徐州、南京、上海、杭州，每处有道德学社，仿佛他的行营。我住过他们在杭州的道德学社，场面很宏大，仿佛是一处寺院，这都是他们这些弟子所募化来的，他的弟子有男有女，就在我们乡间也有七八十人。我看过刘铁云的《老残游记》，段正元好似黄龙子一般。
有一回，我在香港碰到张大千先生，和他谈到了段正元，他们都是四川人，这才知道这位怪人的底细。段氏自幼失学，以牧牛为生，有一天，忽然有一幽灵附其身，就此得道了。（如大千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左道旁门都是从四川山谷中来的。）那幽灵对他说：“你只有到北京那人文荟萃的地方去，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就带了五百个小钱，从四川乞食到了北京，居然在北京生了根了；第一个信他的道，拜他为师的，乃是北洋三巨头之一的王士珍。有一回，王士珍的母亲病了，正向西山去求佛，那幽灵叫段正元去医治王母的痼疾，疾愈以后，不收王氏的酬劳，而要王氏奉段正元为师，这便是段正元成为段师尊的来由。王士珍在北洋派虽不当权，却有一部分潜势力，段正元组织了道德学社，入社的门弟子大都是北洋军人和保定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这位教主就隐然有一份越来越大的潜势力了。据段自己说，蒋介石也是他的门弟子，他还劝过老蒋做皇帝呢！不过，他南下到南京，却望老蒋到浦口去接他，老蒋却理也不理呢！不过，他的门弟子满天下，倒是真的。杭州、上海、南京的道德学社，客厅上都挂着段师尊的照片，那是真的。“师尊”所到处，他的弟子们都要到车站去跪迎，有如西藏活佛之东来，连蒋介石也没有他那份威风呢！
王位诚家中，也供奉着段师尊的玉照，我是眼见的。他还拉了许多亲友，做段正元的信徒，也是焚香跪拜，朔望讲道如仪；他们所讲的道，大概是“一贯道”一类之道，我只看过一部《论语恒解》，那是道德学社所印行，四川双流刘沅所注，并没有什么新义。在我这个讲训诂学的人看来，真是不值一笑。段师尊到杭州那年，先父也曾随着位诚去听过一回道，一回到旅馆，便说是野狐禅，不再去听了。有一位程朱派理学家夏灵峰先生，他也曾到湖上和段氏谈过一次道，更是意见不相投的了。这位段师尊，大概懂得一点佛家密宗的教义，密室传道，乃是他的最高法门。好几位女弟子，都是斋戒沐浴，在密室传过道的。她们都像圣母玛丽亚一样，以童贞必受孕。我们也不知怎么解释才是。所有道德学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跟“一贯道”一样命运都给清算掉了，但在先父心意中，他的有点期望的弟子们，都给迷惑去了，实在有点不可解的。
当然，我们兄弟姊妹，都不曾进段正元的道德学社。王家老亲家母虽信了幼子位诚的话，向段正元叩了头，但位诚的长兄林森丈，就不信那些鬼话，他决不向师尊叩头，他不相信，活在世上的人会成神的。到了我们这一代，位诚的侄儿也都不相信妖道的话。有一位叫王琳的，他成为晓庄乡村教育创导者陶行知先生的信徒，主张生活与教育合一，主张农村子弟不要脱离生产，主张社会教育以改进农民生活为中心工作，这倒和先父办学三十年的一贯主张相符合了。新中国成立，先母久住南京，她看了种种设施，对我们说：“这都是你们父亲所做的社会工作呢。”
先父创办育才小学以后，结识了几位浦江城里的读书人。这句话并无语病，因为我们那一乡虽说属于浦江县，却和兰溪县贴邻，从蒋畈到横木，只有一里半路，便是兰溪县境了。和金华相去也不远，只有二十华里，便是洞井。倒是离开县城有五十华里那么远（近十多年来，浦江已改变了建置，我们南乡，划归兰溪县，东西二乡，改属义乌，北乡改属桐庐），生活习惯，也不完全相同；我们下杭州读书，便从兰溪下船，乡间商店，也向兰溪办货，决不入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语言，和兰溪相近。其他三乡的土话，属于绍兴音系，和诸暨最相近。因此城里读书人，要到我们那山谷间来教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了。但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只好付之于缘分。先父二十八岁那年患了重病，十分危殆。最后到城中请了朱有德先生来诊治，这才挽救过来。于是，先父和他成为知交，他的弟弟朱宗照先生，也长于医道，却愿意到育才来教数学，这一来，便在育才生根了。他们的幼弟朱宗取隨着次兄到育才来读书，后来毕业金华中学，又在育才教了十多年书。朱氏兄弟，就和育才结了近三十年的因缘。说起来，先父对人诚恳，人缘很好，这才留住了几位好教师。
且说，清宣统元年夏天，有一晚，一位金华师范学生，也姓朱，也是城里人，突然到我们家中来借宿。他从金华动身回家，过了太阳岭，到白沙陈时，已经天黑了。村间无地可借宿，别人指引到我家中来。父先招待了他，彼此谈得很投机；朱师那一学年毕业，先父就预请他到育才来教文史。这一来，也在育才住了六七年。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乃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关键。在我们这么乡僻地区，要找寻儒家经典以外的知识，实在太难了。塘里壁陈家有一部石印本《百子全书》，算是奇珍异物，可是连句都断不了，只能算是装饰品，什么都不相干的。芷春师却在历史课中，在黑板抄了王船山《读通鉴论》给我们读。那时，我只有十来岁，当然接受不了这份卓越的史见；但我知道了王船山这位大学者，这是二千年来的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们那一小圈子，吕东莱的《东莱博议》，该算是最闪眼的史论，我呢，当然不知道有金圣叹、李卓吾那些怪论名手。朱师让我跳过了“怪论”阶段，懂得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以和司马迁、司马光接席倾谈，该是多么重大的机遇。我到了杭州一师，单不庵师把《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知识，和《读通鉴论》结合起来，《东莱博议》便不值一顾了。朋友们，很多是“怪论”好手，我却从看不来下去，连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内。我是从《读通鉴论》来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是五四第二年的事，后来才知道在湖南长沙有船山学社。我离开家乡，在杭州读书，在上海做事，也在各大学讲授文史课，在历史观点上，毕竟是王船山的门徒。可惜，我已没机会和朱师来谈王船山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