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思想逻辑是思想历史的理论性凝结，思想历史是思想逻辑的经验性展开。思想史研究就是要对二者的互动过程进行历史性梳理和理论性提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程中所进行的自主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性存在，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过程的实践和理论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首先是一个经验性的历史展开过程，这个过程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逻辑展开的外在体现。要想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就不能不对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有一个深度把握。结合本书讨论的主题，在此集中地阐述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是必要的。

从基本内涵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从静态的构成要素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发展主体、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运动过程。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构成要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一般性的学术观点存在，其内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凝固不变，出于传播的原因或实践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观点会突出地展现在前沿，甚至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中国实际，是由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外部环境、时代特征等构成的总体性的客观存在。从动态运动过程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过程。

从发生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和中国实践的客观需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基础。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向实践，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相结合，在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既展现其当代价值又获得其当代形态，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和价值。特定阶段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及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自身发展，实现救亡图存发展复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照中国和世界大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变革中的思想结构，都必须在一种总体性的革命中进行重建。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交锋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此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传播和被接受，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觉悟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产生，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展开，构成了多方面的现实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随着各种构成要素的产生及其矛盾关系的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从矛盾运动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它不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一个自觉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历史必然性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核心矛盾，这个核心矛盾的展开构成了运动本身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就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大众需求，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包括政党主体、领袖主体、理论家主体和群众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不断发展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成熟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就是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这两类客体是被结合的对象，它们之间的结合不是自然自发的，而是通过理论主体自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主体性的过程，两类客体也都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而不断更新和发展。正是在主体、客体不断变化，以及二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走向深入，主客体本身的变化发展及其互动关系的不断推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开放的运动，在开放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形成阶段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从历时态的纵向展开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植入、融合、再生、发展”四个前后相继的逻辑环节，四个环节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译介和植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或整体观点，通过语言转换，从另一种文化形态移入中国的文化系统当中，增加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就是理论主体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积累的优秀成果，经过历史检验的实践经验，为开展理论创新奠定正确方向和知识积累；理论主体通过由外而内的头脑武装，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方法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主观世界的根本改造，实现外来理论向自身思想结构的转换，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生成过程。融合与再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的良性互动，将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带有中国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风格上的空间转换，在理论应用域上的时间转换，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中国经验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升，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形成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追随当代人类实践的步伐，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发展的趋势，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突破传统文化中已经过时的内容，已经不适应当代实际要求的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空间局限性的个别观点，在坚持基本原理和结合转化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推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创造，共时性地推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从共时态的横向展开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四个理论维度，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时态逻辑。首先，世界性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但是这种世界性的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其次，经典性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使之总能够展示出其当代价值。再次，普遍性真理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同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严密性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完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完备的学术性、理论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使理论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具体地展现为发展主体推进实践和理论的创新进程、生成创新成果的动态机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过程中，以发展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科学机制。具体说来，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机制、实践动力机制、思想交锋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共识机制等。信仰引领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坚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理论信仰和理想信念的引领下，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克服各种阻碍，利用各种条件，展开深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形成开拓性的实践成果。实践动力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着眼于实践本身和客观形势的新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新的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的素材，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破解和回答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实现理论创新。思想交锋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向，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在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阐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集体智慧机制，就是指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分别从自身的角度和层面展开探索，提出自己的建议、思考、观点，这些创新成果通过有效的渠道和平台融合，经过核心主体的总结提升，经过不断的实践检验和理论再提升，最后形成符合科学规范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体系。思想共识机制，就是通过理论武装、统一思想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深化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使其日益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觉追求，转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发挥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功能，并通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实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而展开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展开之中，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没有形成成果形态的东西。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与成果的统一体，漫长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而不同的阶段产生了阶段性的成果，以这些阶段性成果为基础，新的探索过程继续展开，再形成新的阶段性成果，如此构成了阶段的连续性和成果的不断积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发生以来，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结出了丰硕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成果，这些成果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化的实践道路、中国化的制度体系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文化，从而打通了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的联系，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外来者的角色定位，使马克思主义内在化、民族化，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能够在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了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它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用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来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是错误的，用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来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同样是不正确的，所谓儒学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行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不是抽象地栖息在思想家头脑中的主观构制，而是生动地展现在思想进程中的客观存在；这个思想逻辑更不是在历史展开之前就先验地存在的“绝对理念”，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和展开的。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并从中获得对当代理论发展的启迪，就必须回到历史本身。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撰写了这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论》，力图综合性地把历史、文献、理论研究整合起来，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

当然，本书并不是要做成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而是把侧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逻辑的生成和展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合性构成要素及其演变、主客体系统的核心矛盾及其展开、多维度的内容体系及其不断发展完善、特殊的发展机制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段上的功能发挥等。这也正是笔者用“思想史论”而不是“思想史”或“思想通史”的原因。

为此，笔者选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十一个历史节点，即早期译介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西柏坡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选择这十一个历史节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历史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它们分别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史，初步奠基、开始探索和起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激烈交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及基本理论框架的形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历史转变时期的理论创新高潮，新的创造性结合的启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第二次飞跃的实现与推进，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理论新进展；二是这些历史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逻辑链条上的枢纽，分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本质的揭示、主体系统的形成和完善、客体系统的理解和把握、结合程度的提升或进程的推进、理论创新成果的积累和系统化构建、不同发展机制的功能发挥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对这十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分析及衔接，虽然不能完整但也能够相对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通过这种梳理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逻辑的形成和展开状况，从而为系统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奠定基础。

不管怎么说，这部书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得到学界朋友们的批评指正。特别是，本书尚未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贯通性研究，距离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研究要求还有很大距离，需要再进一步深入展开。目前，笔者已经申请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研究，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