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在人们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的同时，教育对人们的收入提高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绝大多数现代工业社会，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往往收入较高，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收入较低，这也成为人们不断追求教育的主要动力。在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受极左政策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影响，个人的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Parish, 1984）。但是，经济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教育的经济回报率持续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计量经济学研究所在1981～1987年对30个行业的企业职工共12万人进行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1981年城镇的教育收益率为2.5%, 1987年为2.7%（Xin Meng, 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1988年和1995年两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988年城镇的教育收益率上升到3.8%, 1995年提高到5.7%（赵人伟等，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2年五城市的调查所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上升到10%（China Adult Literacy Survey Team, 2002）。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教育回报率高达11.8%（李春玲，2003）。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2011年和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估计的教育回报率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分别为11.6%、12.2%和11.4%。

表3-6是采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根据Mincer方程估计出的教育回报率。结果显示，2013年全国范围的教育回报率为11.4%，即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11.4%。不过，教育回报率存在城乡差异和体制内外的不同。城镇的教育回报率远高于农村，在城镇，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9.5%；在农村，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5.2%。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说明，城乡产业层次导致收入分配机制有所不同，城镇中的产业层次较高，专业化水平较高，相应地需要专业性和技术型劳动者，高文化水平的就业人员将获得较高收入，而低文化水平就业人员收入较低。而我国农业的专业化、机械化水平较低，还处于低技能的简单劳动状态，高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并不一定能获得较高收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的教育回报率远低于城镇，但是近年来农村的教育回报率在逐步上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的教育回报率几乎接近于零，2001年农村教育回报率不到1%（李春玲，2003），而2013年提高到5.2%。这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专业技术化水平在逐步提升，农业生产者也需要文化技能，高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在农业领域和农村地区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回报。

另外，教育回报率的体制内外差异反映了公有部门和非公有部门的市场化水平的差异。体制外的市场化水平更高，教育回报率也更高，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9.8%；体制内的收入分配还保留部分计划经济体制分配原则，市场化水平较低，导致教育回报率低于体制外，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8.3%。体制内的教育回报率低于体制外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这是由于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是由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的。

教育除了有助于人们提高收入以外，还有助于人们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图3-5显示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与教育之间的相关程度。调查中有一项提问：“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回答选项有五项：上、中上、中、中下、下。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等级，自认为处于“中上”层的人平均受教育年数最长，达到10.58年，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社会地位等级的人，平均受教育年数只有8.07年。职业地位的状况也存在相似情况，职业地位越高的人，教育水平越高。白领职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长于蓝领职业群体，三个白领职业——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13.44、14.71和12.61年，而且“中上”层白领（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又长于“下”层白领（办事人员）。蓝领职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比白领少3～5年，小业主、商业服务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只有约9年，而农民的受教育年数更短仅为约6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地位等级的最高层（上层）和职业地位等级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并非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虽然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也很长，但短于其次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等级群体。这说明，要达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高的职业地位，仅仅依靠文化水平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具备其他能力素质，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的顶端。同时，还需要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虽然较高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数长于较低地位群体，但是高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人群的平均教育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社会地位“中上”层白领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接近11年，而“上”层和“中”层大约为10年，即社会地位“中上”层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大约是高中毕业。白领职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在13～15年，大多数的专业人员接受了高等教育，约半数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完成了高等教育，但是接近1/3的专业人员、半数的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是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

教育水平与人们从事工作的性质之间也有明显的关联，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可能获得管理岗位和从事专业性工作。图3-6显示，管理人员比非管理人员平均多受2年教育；中高层专业人员比低层专业人员多受1.5年教育，比半技术工作人员多受约3.5年教育，比体力工人多受5年教育。与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群体一样，虽然管理岗位和专业岗位的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较高，但他们当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半数的中高层专业人员和2/3的低层专业人员没有接受高等教育，3/5的管理岗位从业人员没有接受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