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对象

一 “编辑”概念和表现形态

编辑概念的界定，是编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编辑思想研究的基本前提。早在编辑学诞生之初，学界就围绕编辑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不同观点。归纳起来，这些观点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种：一种认为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密不可分，仅指出版业中的书报刊编辑活动；另一种认为编辑活动并不隶属于出版活动，具有独立性，其内涵不仅包括传统的书报刊编辑活动，还包括影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编辑活动。前者以刘光裕先生为代表，他给编辑下的定义是：“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与刘光裕先生观点相近的，还有林穗芳先生。他认为“编辑”是：“收集和研究有关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针制定并组织著译力量实现选题计划，审读、评价、选择、加工、整理稿件或其他材料，增添必要的辅文，同著译者和其他有关人员通力协作，从内容、形式和技术各方面使其适于出版，并在出版前后向读者宣传介绍。”很明显，持此观点的共通之处是，他们都认为编辑活动是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出版活动中进行的，且仅存在于书报刊之中。后者以王振铎先生为代表，他给编辑下的定义是：“编辑，审选设计精神产品，编构传播媒体的文化缔造活动。根据社会需要，按照指导方针，开发人文资源，策划、组织并取得精神创作品，进行鉴审、优选和编修整合，缔构成文图音像等符号模式，作为传播特定讯息的媒介载体，即为编辑活动。”与王振铎先生观点相通的，还有青年学者靳青万。他在《编辑学基本原理》一书中对编辑下的定义是：“编辑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与传播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即人类在其先进文化的创造中，对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创型产品，加以收集鉴别、择优汰劣、加工改造、整理提高、组合编次、规范定型等再创造，使之优化成为适宜人们共同使用或传播的完善型产品的实践活动。”很明显，持该观点的学者都是“大编辑”观，强调编辑对作者稿本进行的文化创构特征，认为编辑活动是一项独立的文化创构活动，并不隶属于出版活动。在他们看来，编辑活动不仅包括图书编辑，还包括新型的媒介编辑；不仅包括现代编辑活动，还包括古代编辑活动。

编辑概念的这两种不同认识，在编辑学研究初期影响甚大，后来被学界分别冠以“狭义的编辑概念”和“广义的编辑概念”之称。阙道隆先生就曾在《编辑理论纲要（上）》指出，编辑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生过编辑概念‘泛化’与‘狭化’和‘两种编辑’的争论”。其实，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编辑概念，都承认编辑活动的社会文化创构特征，都承认编辑活动的“再创造特征”。狭义的编辑概念认为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有着本质区别，是“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出版前期准备工作，是一种再创造性精神劳动。广义的编辑概念认为，编辑工作是在精神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鉴审、优选和编修整合”，是“对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创型产品，加以收集鉴别、择优汰劣、加工改造、整理提高、组合编次、规范定型等再创造”。这也是强调编辑活动与著作活动的本质区别，是不同于著作活动的再创造性精神生产。由此可见，两者在把握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方面并无二致，都承认编辑活动是在著作活动基础之上的再创性精神生产劳动。两者认识的差异，在于对编辑活动范围的界定：前者认为出版活动出现之前或者编辑职业化之前，并不存在编辑工作，后者认识则截然相反。笔者认为，造成这种认识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编辑”概念本身的变动性、发展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编辑活动亦不例外。它的形态和表现方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段，编辑活动具有不同形态和不同发展方式。这就要求在对编辑概念进行界定的时候，要具有历史的眼光，全面地把握编辑发展流变的形态和方式，多维地分析编辑概念的变动性、发展性。拘泥于一个阶段的编辑形态，或囿于一个时期的编辑方式，来总结编辑定义，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二是“编辑”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抽象性。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把握。《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概念”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受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比如从白雪、白马、白纸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得出‘白’的概念。”可见，概念的界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复杂性，需要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外在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编辑活动具有历史性和变动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方式。要对编辑概念进行界定，就需要透过编辑活动的历史性和变动性，总结出一以贯之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三是认识主体思维的差异性。人的主体思维具有差异性。不同的认识主体，由于社会经验、知识结构等的不同，在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上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认识主体思维的差异，必然导致认识的不同。

笔者认为，以上三点是导致编辑概念出现两种差异的原因所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第一种编辑概念以现代的编辑概念来认识具有变动性、发展性的整体编辑概念，无疑在思维逻辑上犯了历史和逻辑割裂的错误。按照这一观点，编辑职业化之前，根本就不存在编辑活动，有的只是著作活动。这样的话，“中国编辑的历史至少要丢掉两千年”。同时，把编辑活动仅限定于出版活动之中，也无法解释当下数字出版时代的诸多编著合一的现象，如博客出版等。这既不符合科学的认识逻辑，也不符合编辑历史的真实面貌。第二种编辑概念，认为编辑活动具有独立性，编辑活动是一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化媒介创构活动。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注重从编辑活动的历史源头出发，抽象、升华蕴含于古今中外编辑活动中共同的本质的必然的内在联系，遵循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但是，笔者认为，在对古代编辑活动范围进行界定之时，也不能把古代一切书籍生产活动都视为编辑活动。应该把握编辑活动不同于著作活动的“加工”特征和“再创造”特征，注重“编”“著”分离，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古代编辑活动的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古代编辑活动主要表现在对已有作品和资料的整理、加工活动中，包括鉴审、选择、修改、加工、编次、编校、定型等工作。

综上所述，在本书中笔者采用了胡光清先生在《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一文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编辑活动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作为“编纂”形态的编辑活动；二是作为“校雠”形态的编辑活动；三是作为“注释”形态的编辑活动。作为“编纂”形态的编辑活动，主要表现形式为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既有著作成分，也有编辑成分。其编辑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和书籍体例的设计，因为任何一部史书的编纂都是对既有史料的剪裁运化，是对现有作品或资料的整理加工，有着再创造的编辑工作特征。作为“校雠”形态的编辑活动，主要表现形式为书籍内容的校对、校核、校改工作。作为“注释”形态的编辑活动，主要表现形式为经部书籍、史书及其他书籍的注释之书。这些注释活动，无论是注、解、训诂、章句，还是集解、义疏，从成书过程来说都需要对既有材料或原来版本进行审定、编选、勘误，最后汇合原书，成为新书。这些工作无疑也具有编辑工作的再创造特征。与此同时，笔者以为，古代的佛经典籍翻译和整理活动，也包含着编辑活动的范畴。因为，早期的佛经译品是对既有文献的一种转换、整理加工，是一种新型的书籍类型。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包含着如何对这些译品进行规范、定型等整理加工工作。这些都是编辑活动的范畴，显现着编辑活动的特征。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典籍的编译和整理活动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之一。

二 编辑思想的概念和特征

什么是编辑思想呢？学者吴平认为：“编辑思想是编辑观念的集中体现。编辑观念则是人们对编辑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一般看法和基本观点。具体到每一位编辑的编辑思想，是指他对编辑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作用、运作过程以及与作者、读者关系等的一般看法。”这一观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指出了编辑思想的内涵，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是没有对编辑思想的本质特征进行界定。在本质特征上对编辑思想进行界定的是学者靳青万。他认为：“我们不妨将‘编辑思想’界定为‘编辑活动的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就是编辑思想’，或‘人们在对编辑活动的客观事实的认识上所具有的独创性见解，就是编辑思想。”在这个定义中，他明确地指出了针对编辑工作的独创性见解，才是编辑思想的本质特征。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在此基础上对编辑思想的内涵进行阐述。

笔者以为，编辑思想作为编辑主体的观念和独创性见解，其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编辑家对客观编辑的认识，二是编辑家对编辑工作的认识。编辑家对客观编辑的认识，是编辑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编辑家对编辑过程和编辑发展的认识。这些认识体现着编辑家如何看待编辑活动这一客观活动，如编辑发展的观点、编辑停滞的观点、编辑循环的观点。二是编辑家对编辑发展原因的认识。如自然发展观、英雄发展观、读者发展观、社会决定论等。编辑家对编辑工作的认识是编辑思想的核心，具体地体现着编辑家编辑思想的内容。编辑家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工作的问题；二是为何工作的问题。前者体现为编辑家的编辑原则和方法，包括书籍资料取舍的方法、编注的原则、书籍体例、书籍设计理念等。后者体现为编辑家的编辑价值论和编辑社会功能论，包括编辑目的、编辑工作价值的认识等。编辑家编辑书籍，总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对编辑工作价值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中国编辑思想史上，诸如“经世致用”“沉思翰藻”“宣扬大统”“寓禁于征”等思想，都是对编辑工作目的和价值的认识。

编辑思想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反映客观现实的主体意识、思想观念，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实践性。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编辑思想作为一种主体认识，同样离不开实践，只不过是编辑实践而已。编辑实践是产生编辑思想的丰厚土壤。任何一种编辑思想都是编辑家编辑活动的产物。如同靳青万所言：“编辑实践活动，同样也是编辑思想的‘首先的和基本的’来源。人们在长期的编辑活动实践中，会对编辑活动产生直接而深刻的认识，既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失败的教训。这些认识集聚于人的头脑中，就会激发人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常常会导致理性认识的结果，常常会导致某种突变性的感悟，产生种种与众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见解。这种关于编辑活动的独创性见解，便是我们所说的编辑思想。”同时，编辑实践，尤其是编辑家的编辑成果，是编辑思想的最直接体现。研究编辑思想的最好“钥匙”，就是研究编辑家的编辑成果。通过对编辑成果的分析，包括书籍的序、跋、体例、内容等，总结、概括出编辑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书籍编辑观念。因此，研究古代编辑家的编辑思想，其编辑成果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线索。

二是开放性。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编辑思想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具有承继性。任何一种编辑思想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表现出一定的承继性，是在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的发展。前人的思想，构成了后人“九层之台”的“垒土”，“千里之行”的“足下”。例如，“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在中国编辑史上就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继承性。它起源于孔子编六经的政治鉴戒思想，经过了司马迁编辑《史记》的“志古之道，所以自镜”的“资鉴”思想，到魏晋南北朝的“正一代得失”的“垂训”思想，再到现在书籍编辑的“突出政治”思想，前后发展表现出了脉络清晰的继承性。再如书籍编辑的“传世意识”，起源于孔子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到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传诸后人”，到白居易的“身后文章合有名”，再到现在强调书籍编辑的“常销意识”“精品意识”。这也表现出了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其二是具有发展性。编辑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编辑思想总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富有创见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思路的。正是因为编辑思想的开放性，编辑思想才成为一条永不停息、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既有厚重的历史色彩，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是社会性。编辑思想的社会性是指编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思潮的影响，具有时代风格、时代特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编辑活动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编辑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的影响、制约，表现出深刻的社会性。王振铎先生认为：“编辑活动，不单单指编辑职业、编辑工作、编辑人、编辑成果，而是指整个以编辑为主体的创构文化媒介活动。整个编辑活动，是运转在一个大的文化结构的背景之上，并创造更新着这个文化结构。”他从编辑活动的内外联系来探究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将其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他认为：“编辑活动不可能是孤立的，像其他事物一样，编辑不仅同文化结构场景内的种种矛盾要素扭结互动，它还同文化结构场景外的种种事物相互矛盾相互统一地关联着。比如，编辑活动跟社会相联系，如果没有社会，编辑活动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中间有政治、有宗教、有经济、有法律、有教育、有科技等，编辑活动跟这些活动都有联系。”编辑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编辑活动主体思想的社会性。一个时代编辑思想的整体特色和价值倾向，总是与这个时代的政治发展、学术思潮密不可分。以魏晋南北朝为例，总集编辑中的“辨体”“选本”思想，是与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经部书籍编辑中的“儒道融通”特色，则与这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倾向相通相应。

四是价值性。编辑思想的第四个特征是价值性。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柯林武德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蕴含于历史进程中“行动过程”的“思想过程”才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柯林武德的看法，无疑对思想之用有夸大之嫌，但纠正了过往人们忽视历史思想之价值的偏颇。历史思想是这样，编辑活动中的编辑思想也是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来源于实践的认识，总是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编辑思想作为编辑主体的认识、观念，必然会对编辑工作产生影响，显现价值。这些价值、影响，具体地体现在编辑作品在书籍演变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上。比如，南朝萧统编辑的文学总集《文选》，只保留文学作品，而删除了此前总集编辑中“属于文学批评范畴的文体辨析、作家小传、作品品评等内容”，这样“它就较早地将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区分开来”，而开创了一种总集编辑体例，或者用王振铎先生的话说，是创造了一种“文”体。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实践性、开放性、社会性和价值性，构成了编辑思想的基本特征。实践性、开放性，是讲编辑思想的来源；社会性和价值性是言编辑思想的影响。本书对魏晋南北朝编辑思想的论述，将围绕这四个特征展开，力求在分析总结编辑思想的过程中，充分考察编辑思想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编辑思想的渊源流变，并在此基础上对编辑思想的价值、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