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西夏是中世纪一个由党项羌族为统治民族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唐初党项八大部落不断迁徙,以拓跋部为首的夏州小藩镇,在五代藩镇割据的纷争中,接受中原汉唐先进文化,向西开拓发展,逐渐壮大,成为以河套与河西地区为中心,掌控丝路古道两万余里,拥有数百万民众的封建王国。西夏先与辽和北宋,后与金和南宋鼎足而立190年,直至公元1227年(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为崛起的成吉思汗蒙古军所灭,归并到大一统的元朝版图之内。

西夏以兴庆府为都城,称帝的李元昊用党项语自称“邦泥定”国,汉语意译为“大白高国”。西夏是以党项族为统治民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其境内还有被统治的回鹘各部、吐蕃各部、契丹各部和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建立和社会文明的进程,体现这一地域各民族的伦理思想、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宗教情感、审美情趣的西夏建筑活动,始于立国前夏州藩镇政权时期,盛于立国之初,贯穿于王朝始终,并影响到元、明建筑。如都城、宫室、陵墓、城池、寺庙、佛塔、衙署等建筑,成为西夏王朝立国的象征,是西夏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物化载体。西夏宫殿、衙署、庙宇等官式建筑大都毁于蒙古灭夏的战火之中,被历史所掩埋。但西夏创新发展起来的建筑文化,被元代吸收改造成更高层次的建筑文化。它所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建筑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建筑文化的一部分。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及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梁思成文集》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第3页。文化是建筑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建筑深蕴的内涵;其外在审美的表现,则是风格;风格的确立,是艺术趋向成熟的标志。而建筑则是文化的载体和风格的物化体现。西夏党项人在与相邻和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中,学习、借鉴、吸收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在实现民族自强与发展进步的同时,将各民族各地区的建筑文化元素引入该地区,首先继承和传承发展了中原的建筑文化,结合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加以糅合和创新,沿着中国西部地区的文脉,构建出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建筑体系,彰显出西夏建筑文化的时代风格、地域风格和民族风格,并深刻影响到元、明、清三朝。西夏建筑在中华民族古代建筑文化艺术史中,是中世纪后期的中国西北地区对中国传统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一枝奇葩。认真抢救保护和发掘研究曾被尘封的西夏建筑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谐性、包容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传承创新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就是我们研究西夏建筑的宗旨和目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保护,也是对西夏建筑文化遗产的一种抢救保护措施。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各大建筑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与象征。西夏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是一个时代、一定地域的各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西夏历史文化的凝结物,也是西部地区各民族图强发展的历史载体。从建筑体系和风格上探究,与唐辽宋金相比,尽管在总体布局、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每个构件的式样和技艺,有许多不同变化,但在建筑的理念上、建筑的环境观上、单体建筑的营造法式上,基本上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法则与规范,在总体上与唐辽宋金的建筑一样,是同脉相承的华夏建筑体系中的一种地域风格。这是本课题研究提示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我们结合文献记载,将历年来在西夏故地发现的西夏建筑遗迹遗址,作为研究的重点,运用文物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梳理,参照古文献对西夏建筑的记载和西夏文献中建筑词汇、版画建筑图像、其他绘画中的建筑图像等资料,按照始建年代与传承使用、功能效用、流传变异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建筑结构布局、构筑特点与前后变化的规律,找出它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实例,探究它们的个性特征和地域、时代特点。我们的研究首先借助于文物考古中各类西夏文物的新发现,和诸多学者与同仁已经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撷取成熟的结论,摒除被文物考古新发现所否定的过时观点,从时代的横向和历史的纵向,对西夏建筑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揭示归纳,找出它们传承创新的轨迹和风格流变的特征。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西夏官式建筑和公共建筑,因为它们代表了西夏建筑艺术成熟的体系和技术水准。本书分六章进行分类阐述,最后从西夏建筑的伦理、环境观、组群布局、单体建筑的构造特征、装饰特色等进行概括性总结,全面系统揭示西夏建筑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第一章系统回顾了历年来各类西夏建筑遗迹、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依据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公布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资料及各种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专著,梳理出前辈与同仁们对各类各项西夏建筑研究的成果,作为本书立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对前人付出的辛勤劳动的尊重与礼敬,我们是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作出的一次全面系统探究。

第二章西夏陵墓建筑遗迹的研究。因为陵寝制度是封建社会政体礼仪与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官式建筑的一个典范。西夏陵又是西夏王朝保存至今最大的一处建筑文化遗址,尽管遭受蒙古军队毁灭性的破坏和后人盗掘,但陵区原始地貌、陵园各单体建筑的基址、夯筑台墙等,仍屹立在贺兰山下,其群体建筑的布局呈现特殊规律,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其陵区各建筑单元内单体建筑如陵园的角台、阙台、碑亭、月城、神城、神门、城角阙台、献殿、塔式陵台的平面布局等,有别于唐宋陵寝,成为揭示西夏官式建筑内涵尤其是宫廷建筑与寺庙建筑最好的样本。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已取得较大成就,提供的建筑信息资料丰富,有助于为其他西夏建筑门类的研究提供参考实例。实际上前辈和同仁们在调查考证西夏故地地上、地下建筑遗址时,已经拿西夏陵发现和出土的建筑材料如屋面瓦当、脊饰件等类构件,作为断代分期的标准使用。因此我们将其作为西夏建筑研究的重要对象重点进行剖析研究。

第三章西夏佛寺庙宇的研究。西夏是一个以佛教立国的王朝,其境内在历史上又是佛教盛行的传统地域,佛教建筑与西夏皇室及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佛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佛寺庙塔等宗教建筑无疑也是西夏官式建筑与公共建筑的代表与典范。考古调查发现,西夏故地保存下来的佛寺遗迹较多,建筑遗址、遗迹与门类的实例齐全,凝结着西夏建筑文化的诸多信息,是我们研究西夏建筑的又一重点门类。

第四章西夏佛塔的研究。西夏故地保存下来的古塔和古塔遗迹较多,其中有西夏传承唐宋维护使用的实例,也有西夏独自建造重修的实例,还有受西夏遗风影响的元、明、清三朝在西夏建筑原址重修的实例。这些塔的类型齐全,形制繁杂,传承流变系列清楚,文化内涵丰富,成为研究西夏佛塔乃至中国古塔建造传承史的重要标本。我们将它独立列为一章,进行深度探索和比较研究,揭示它多元文化成因与和谐交融的特征。

第五章西夏城池堡寨和建筑的研究。城池堡寨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而兴起的社会公共建筑,是人类从蛮荒的氏族部落,步入定居的王国时代最先的构筑物,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必然产物,也是民族发展进步的象征。它们既是人居的活动中心,又是社会与地区之间彼此交流的地方,还是人们社会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党项人在迁徙的过程中,从逐水草的毡帐栏栅到构筑定居的城池堡寨和房屋居室,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型,步入封建社会,实现了民族的进步和发展。遍及西夏故地的城池堡寨,与其内部的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房屋设施,便是最好的文化历史见证。尽管构筑的这些城池堡寨,从布局形制到构筑方式与唐辽宋金的同类建筑无大的差异,但它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反映了西夏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建筑习俗。

第六章西夏官式建筑中的宫殿和衙署建筑研究。目前这方面的资料较少,给研究带来局限性,但因此类建筑反映了作为统治中心的行政机构的某些特征,故单独成章,尽可能地给予描述和揭示。

在最后的结语中,总结了西夏建筑的构造类型系统、装饰艺术的特征和所体现的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及有机的糅和,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影响。西夏建筑所反映的各种文化的兼容并包,体现了西夏社会的开放性以及对建筑艺术的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文字不是历史的唯一载体,一座建筑、一座土塔、一座城堡、一座陵墓、一幅壁画,都是历史的无言述说者。这些不可移动的西夏文物古迹,其饱经风霜的苍凉面容,向世人展示着曾被尘封的传奇,见证着王朝的兴衰和时代的演进。以往对西夏建筑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是个薄弱与欠缺的环节,但愿我们的这项研究,对这个薄弱环节是个弥补,使世人能从文献记载及不可移动的西夏文物——西夏建筑的类型面貌中,全面窥视到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