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模式的决定

与上述对每个时期的发展模式的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相适应，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也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一是从其他具体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吴宣恭（2012）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所有制，不能根据半个多世纪前单一公有制下（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去解析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必须考虑资本主义私有制引入后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影响。吴老的这个观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对于后人可谓谆谆教诲！与吴老运用政治经济学框架不同，许健康（2011）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框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是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和解放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颠覆、控制是贯穿中国道路的根本矛盾。这就表明，在向西方学习、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时候，存在许多陷阱。照此理论，中国发展模式并不是简单地增加GDP的问题，否则，英国GDP也在增加，那它怎么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对抗呢？它会与美国资本主义对抗吗？中国在选择发展政策、发展道路时如果不了解自己发展的障碍，那就与士兵打仗没有分清敌友一样；如果中国在选择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时不了解这些政策的效应性，那就与一个士兵拿着一支枪对着自己一方开枪无异。应该指出，类似他们两位这样的中国资深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还有不少，都对中国发展模式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一些其他文献已经做了不少回顾，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二 具体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许多学者虽然不是从生产关系角度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但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却因使用西方的制度分析框架而使得分析的价值降低。比如，刘琳娜（2011）认为，中国（1980年后）发展模式的政治制度安排体现着现代政治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但这个政治制度与1949～1980年时期有何差别呢？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有无差别呢？韩保江（2009）同样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不过，他的观点建立在高GDP即证明一切的假设基础上，因而必然对于私有制的作用高估。韩保江、李霞（2009）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动力，在于物质利益的驱动、战略目标的感召、多种经济的竞争和国际竞争的挤压。物质利益的驱动，可以理解为私人利润的驱动，但战略目标感召（了谁）却并不清楚，至少不是感召老百姓，因为不能说最广大的雇佣劳动力和私人老板同时、同等程度地受感召。而且，私人老板对利益的追逐不能说成是“受感召”。关于多种经济的竞争也让人难以理解。请问，国企与私企的竞争是平等的吗？后者正是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之下行贿官员，国企能够行贿吗？国企需要行贿吗？国企官员能够大规模地行贿吗？这样看来，相较于他们的观点，赵凤萍（2009）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就是不断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过程”的观点来得更深刻，而她关于目前中国西方的政策转移存在着照抄照搬、创新不足和绩效评估缺位三大问题的观点就是犀利了。用赵凤萍（2009）来分析段培君（2009）、唐林峰（2012）非常方便。段培君（2009）认为，中国发展首先是在把富强作为基本价值确立起来，形成小康的价值目标和相应的价值实践体系，此后，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建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历史指向。“富强”价值与西方的GDP崇拜、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有什么差别吗？如果没有差别，把它说成是“以人为本”岂不是在玩弄这个词汇、侮辱这个词汇吗？唐林峰（2012）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建构理解为有三个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那么，这三大具有本质性差别的价值体系如何有机混成的呢？真的混成了吗？是否具有并进一步导致其他“照抄照搬、创新不足和绩效评估缺位”问题呢？

刘建飞（2009）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权威政治相结合，有可能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黄祖辉、张英魁（2008）认为，党的领导、执行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中国体制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但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由非均衡发展至均衡发展、由经济转型拉动政治转型、由普遍动力推动向深层利益调整推进、由地方或局部探索向全局推进”与80%的劳动力成为私人资本的雇佣劳动力如何协调一致呢？在这个转型中，党的威权是体现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呢，还是客观上有利于少数人的暴富呢？如果这个模式那么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那还要转型做什么呢？

与上述基于主观、制度性因素的分析不同，姚洋（2009）从客观因素的角度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巨大、城市化水平低、人口抚养比低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和“高投资、低消费”的特点，进而形成了高通胀压力和太多未加利用的储蓄。但中国1949～1980年时期农村人口规模比例更高、城市化水平更低，怎么那时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出口导向、没有通胀、没有太多未加利用的储蓄呢？这说明，姚洋建立的函数关系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