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发展模式的指导理论

为了科学确定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法、手段，必须首先确定分析经济发展模式的框架。对此，颜鹏飞等（2011a）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跳出西方学者的模式中性论和价值中立论，努力挖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经济学提纲”中所蕴藏的思想，颜鹏飞等（2011b）还提出，是依据西方主流派学者采用的库恩和拉卡托斯“范式”理论，还是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逻辑体系学说，是涉及中国经济模式的提炼、梳理和表述的重大问题。王今朝、龙斧（2012b）根据西方经济思想史所做归谬数理分析表明，新古典生产函数不具有逻辑的合理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中国发展模式具有指导性。关于具体的政策主张，张志勇（2011）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得到明确和界定。然而，二者怎么确定呢？是让政府退出完全竞争领域吗？那垄断领域是否也要退出呢？

龙斧、王今朝（2011）识别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西方经济理论的“偏向性”影响，也识别出在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理论伪命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核心）阻碍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当前激励机制的建立。他们还对中国60年的实践进行了大量基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人口学、政治地理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的交叉科学研究。许健康（2006）指出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之争，认为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南；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人企图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企图将改革开放引上邓小平讲的“邪路”。而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人，则一直在与其做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当前集中地表现为对改革开放的激烈反思。

程耀明（2012）认为，凡勃伦的“制度趋势”理论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理论范式。沈湘平、孙亮（2009）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建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击中现代性本身并对其前提进行哲学与资本的双重批判，这对于后形而上学时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国外智库认为，中国急于创造经济增长数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制度，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经济的增长，否则数百万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将因为失业、饥饿等问题而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危及国家政权。不过，这种人为地刺激经济增长，希望拖延至全球经济稳定的做法，犹如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是否可以避免大量借贷带来的泡沫危机，则是未知数（钟心研，2010）。而王积业（1990）早就提出适度增长的概念，可惜的是，面对政策上的上述“需要”，适度增长理论很容易为高增长的实践打下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