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看海南移民文化

刘显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通过研究地名，可以获得有关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地名带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名是人类文化史的活化石。一些民族在某地区迁居或消失后，但遗存的地名往往会继续沿袭使用，从而为该民族的活动提供历史见证。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都重视对地名的研究。“地名”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夏官司马》：“邍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之后，《尔雅》《说文解字》《释名》《地理风俗志》《越绝书》等书也都对地名做了研究。南北朝时，在地名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的是北魏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不但探索了地名的来源，还尝试对自古以来的地名命名原则作总结。此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清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的《历史地名志韵编今释》、近代臧励龢等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都对地名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中国现代地名学的真正建立，最早只能推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谭其骧、曾世英、王际桐、褚亚平诸先生的成果为代表。

海南岛上本没有人居住，一部海南岛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海南移民史。海南岛的历史，是最早住民黎族和中原以及后来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移入的汉族、苗族，以及海外移入的回族等多民族长期融合、汇通的历史。不同民族在移民海南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极具特色的地名。今天，我们通过对海南地名的研究，可以窥见海南历史上移民的大体情况，从而为海南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一份佐证。

一 黎族移民

黎族是移居海南最早的民族，也是海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120万左右，大多聚居在海南岛的中南部地区。据考古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学者研究确定，这些新石器遗物的主人是黎族的先民。由此可以推断，是黎族先民首先开发了海南岛。黎族源于古代百越族，与壮、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在秦汉时期，其中的一支以独木舟为主要渡海工具，从现广西、广东高雷地区迁移至海南岛。

黎人作为海南岛移民中的拓荒者，最早将他们的足迹留在海南的众多地名之中。经过对比，海南岛许多黎语地名与广西、广东高州与雷州地区的地名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非常地接近，虽然黎族从大陆移居海南之后，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旧完全可划入壮侗语言系统。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黎族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湳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等。”这些地名皆据壮侗语读音、用汉字音译而成。

其中，“那”是壮语“田”，“湳”是“水”，“陀”是“河”，“抱”是“村”等。这些地名中，以“那”字最多且分布集中，广西有1200多处，遍布大部分县市。云南有170多处。广东有150多处。越南60多处。海南岛地名中，“那”字地名为数亦不少，如儋州的那大镇，三亚的那孟村、那受村，澄迈的那板村，东方的那等村，白沙的那光墟、那查村，等等。而“抱”字地名，在广东的高州、雷州、阳江、化州、信宜等地也有较多出现。这充分说明黎族居民与大陆的广西、广东等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证明黎族先人是从广西、广东渡海迁徙而来。

依据分布地区不同和方言、服饰等的差异，先后移居海南岛的黎族可分侾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和加茂黎五支系。侾黎，移居海南时先在文昌、琼山、临高一带登陆居住，后再进入乐东、昌化江流域和三亚、陵水。杞黎，先移居海南北部地区，后再进入琼中、保亭。本地黎，先移居海南东、西和北部地区，后直入白沙县。美孚黎，移居海南后进入昌化江中游一带。加茂黎，移居海南后，进入陵水、保亭。五支黎人移居海南后，首先在文昌、琼山、临高一带登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步从东、西、北部向中、南部原始森林山区迁延，从岛内的地名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迁徙路径。

如侾黎语中，习惯以“抱”表示汉语“村”的意思，现在海南岛北部已无侾黎居住，但地名中仍保留有他们曾在那居住的痕迹，如文昌有抱罗、抱功、抱兰等地名，临高县有抱瑞、抱才等。杞黎的村落多以“番某”“什某”“毛某”命名。如保亭县的番根村、什立村、毛定村、毛岸，琼中县的番沟村、什茂村、毛西村等，除以上两县外，这类地名在万宁、屯昌、儋州也有分布。这表明杞黎登陆后，先在岛北部居住，后迁居至五指山地区。本地黎多以“方某”命名其居住地，如白沙县的方香村、方平村等。这类地名在白沙县有10处，琼中县有13处，琼海、琼山各有4处，儋州有1处。由此表明，本地黎过去活动范围是从岛东、岛北向五指山区收缩的。加茂黎多以“芬某”表示汉语村名。据《道光府志》和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在临高、儋州、万宁、定安、琼山等县均有这样的地名，这说明加茂黎同样经历了从岛北部，西北部向东南迁徙的过程。

二 临高人移民

临高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语言与壮语可以认为是同一种语言，地位相当于壮语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以外的另一个方言，可称之为临高方言。临高人的祖先是从中国大陆南方的广东、广西经由琼州海峡渡海到达海南岛，并于2500年前定居于现在海南岛东北部地区的，这一时间晚于黎族先民到达海南的时间，早于汉族等其他民族先民到达海南的时间。学者认为，临高人在语言和体质上与壮泰语支民族具有同质性，他们应该和壮泰语支民族同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的百越民族集团中的骆越、西瓯。所以20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建议将临高人划归壮族。

在临高人分布的地区，存在大量以“临高语”命名的地名，其中以“那”“多”“美”“博”“南”“兰”“和”等字题首的地名最多。今天，雷州半岛上也有很多与临高话地名相同或相近的地名，如湛江的麻章、麻斜，徐闻的迈陈、迈陈（其中“麻”“迈”与临高语地名中的“美”相同），而以“那”“博”等字起首命名的两地相同的地名就更多了。由此证明，临高人古代是从广东南部一带渡海迁入海南岛的。

临高人现居住于海南东北部地区临高县、海口市西郊、澄迈县和儋州市部分地区，但如果从地名来考察，历史上临高人活动和居住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据刘剑三先生对以“美”字领头的临高话地名进行统计，当时临高人分布的地区比现在要大得多，不仅覆盖了原琼山整个县，还往东部和东南部，推进到定安、文昌、屯昌和琼海。但现在这四个县市都没有临高人了，可能是当时那些地区临高人还比较少，迁琼闽人大规模进入之后，他们撤回到临高人大本营临高和琼山，或就地被闽人同化了。

三 回族移民

海南回族多是唐宋元时期的穆斯林在海南的后裔。近年来，在海南岛南部陵水和三亚濒临海滩地带发现的唐代穆斯林墓葬群，印证了早在唐代，穆斯林就来到了海南岛。海南回族不像其他地区的回族来源于中亚或西亚，而是来源于越南占城，多是于宋元间占城的穆斯林因躲避战乱，举家驾船渡海来到海南岛定居的。海南回族现在绝大多数聚居在三亚市凤凰镇的回辉、回新两村，现有人口8000余人。但从地名看，历史上海南回族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通常在海南凡曾有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留下若干带“番”字的地名，为历史上穆斯林的活动、分布留下了遗迹。如今海口的琼山，元代称“番营”，是因为元初当地曾立营籍安置投降的占城番人及其眷属，故名。海口的“攀丹村”，即《正德琼台志》上所载之“番诞”。相传为唐时番舶疍人聚居之地，《琼台志》卷1“琼山县境图”有番诞村的记载。三亚黄流乡有“番塘”，藤桥镇龙海乡有“番园村”，番园村边至今还保留有“番人井”，番园村北面的峒田，当地称“番人田”，崖城区大蛋乡旧称“番坊”“番坊里”。陵水有番坊港、番人塘，陵水英州与三亚藤桥交界处有“番岭”。万宁有“番村”。儋州有“番元”“下番”“下番”。琼海有“攀丹园”。

从地名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海南岛的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岛北部的海口，西北部的儋州，东南部的万宁、陵水和南部的三亚等地，其中以南部海岸为主，这与他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海洋捕鱼有关。《正德琼台志》卷7载：“其在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今皆附版图，采鱼办课。”在今天凤凰镇回辉村清镇寺内，还有一块乾隆年间所立“正堂禁碑”，真实地记录了海南回族历史上以海洋捕鱼业为主的生涯。现在，除了三亚外，其他地区的回民多被汉化、黎化或再迁他地，但在历史上，海南回族分布范围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四 儋州人移民

儋州话又称乡话，是一种来自于粤语的海南方言，在海南岛，使用人口在100万左右，仅次于海南话和黎话。南朝梁大同年间（535-545年），世居高凉郡（今广东高州）的冼夫人领兵出征海南，冼夫人及其军队的官兵把融合了古代南越语的古粤语带入海南岛。经过和本地流行语言的结合，到唐代时形成了儋州话。

儋州地名最主要的特征词主要有屋、坊（方）、栏（兰）、地四个。以这四个用字煞尾的地名共276个，占儋州市总自然村数1508个的18.3%。且以这四个字煞尾者，几乎全集中在沿海地区，越往纵深方向越少，县城那大以南则完全看不到。此外，在与儋州毗邻的昌江和白沙，也有部分类似地名，如昌江有王地、老羊地、老古地、红薯地、沙地、小鸡地、流水地等，白沙有七坊镇等，这大致说明了儋州人早年的分布范围。

五 其他移民

移民在地名上最直接的反映是，把原居住地地名直接搬到新居住地。这样既能使自己和后代子孙永远不忘原来的居住地，又能让原籍的居民或其他人寻找到。海南岛福建移民人数多、入住早、活动范围广。据统计，在海南岛万分之一的行政区划地图出现的527个地命中，有87个可以在福建省地图上找到，占海南总地名的17%。

文昌的铺前、东坡、东阁、南阳、湖山、东郊、蓬莱等，在福建省的福清、莆田、闽侯、晋江、长乐、漳浦等地都可以找到。文昌铺前是一个港口，而在福建的闽侯、同安也有铺前港。儋州、昌江等沿海的海头、海尾、光村等港湾，也出现在福建龙溪、莆田、晋江等地。又如定安县的龙门，在福建的漳平、安溪、长乐等县都有。文昌的蓬莱在福建的永春、长泰、闽侯均有。这些相同的地名，在福建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在海南也主要集中在岛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和东南较少，这充分反映出其移民特征。

军事移民也表现在地名上。在海南岛的不少地方，历史上曾是驻军之地，海南岛有不少以所、亭、都、堡、军、台、营等地名起首，这来源于明代为巩固统治，保卫边疆而设立的卫所制。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采纳刘基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卫所兵制。洪武十七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卫所遍布于京师和地方，约5600人为一卫，其长官为卫指挥使。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为1120人，设千户负责统领。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约112人，设百户负责统领，其下还有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卫所大部分军队在各地屯田耕种，称为屯军，少部分驻守操练，称为旗军，定期轮换。明代的卫所制度在保卫领土，巩固边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东方的“八所”“九所”“十所”，乐东的“新营”“前营”“九所”“十所”“四所”，昌江的“军田”“军屯”，儋州的“三都”，保亭县的“保亭”，海口市古代的地名“海口卫”“海口所”“新营”“东营”，陵水的“军田”“军屯”等均是军事移民留下的痕迹。

海南岛的苗族便是典型的军事移民，其祖先是明代从广西作为兵士征调而来，后落籍海南的。清光绪《崖州志》记载：“又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常迁徙于东西黎境，姑偷郎、抱扛之间，性最恭顺。时出城市贸易，从无滋事。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定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外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犹善用药弩。”《琼州府志》《感恩县志》等也有类似的记载。

此外，翻开地图还会发现，海南有一些以“亭”（或停）和“场”为尾字的地名。如琼山的亭坡、扬亭、玉场，文昌的三亭、茂亭、西亭、马亭、文场、下场，琼海有茂亭、三多亭、文场、黄场、万宁有礼亭、乌场，儋州有接官停、刘停、东场，澄迈有大亭、令尾场、北刹场、下坡场等。据刘剑三先生研究，岛上以这两个字煞尾的地名是汉唐时期古地名的留存，带“亭”的地名多出现于汉代，而带“场”的地名则出现在唐代。带这两个字的地名在岛上的分布，基本上集中在与雷州相望的北部沿海地区，这说明移民进入海南岛时多居住在岛北部沿海地区。

此外，海南岛还有些地名反映了岛内移民，比如“十字坡”和“翰香”。据曹锡仁教授介绍，海南历史上，东部曾经向西部移民，在资讯、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步行到了十字坡路口，犹豫起来。朝南还是朝北，往左还是往右，一时拿不定主意。而一旦决定之后，就得往老家写封信，让家人知道自己到了何方。当时识文断字的不多，有个老秀才顺应市场需求，在路口摆下代人书信的摊子，于是，这才有“十字坡”和“翰香”两个似乎互不搭界的地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海南岛开发力度的加强，海南又有一次大移民的高潮。这次移民，使岛上又增加了一批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地名。较大的地名如琼中的和平、长征，琼山的红旗，定安的永丰，通什的畅好。新地名中以带“红”“新”二字为多，如红旗、红卫、红星、红光、红田、红岭、红岛、新风、新进、新华、新海、新丰、新民，等等。另外，海南岛自20世纪50年代至1979年，先后安置了来自印尼、越南等国的华侨共2万多人，安置他们的农场就以某华侨农场命名，如万宁的兴隆华侨农场、文昌华侨农场、澄迈华侨农场等。从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地名，基本上集中在中部山区，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深入山区垦荒的新移民起的。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