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主体意识

宋代是士大夫阶层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宋代的儒家士大夫们所倡导的新理想与新价值，重新塑造了有宋一代文化的灿烂。陈寅恪先生曾举过欧阳修的例子来阐明儒家的价值理想的时代影响，他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禆益耶？”余英时先生指出：“宋代的 ‘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以天下为己任”一语出自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不惟朱熹如此，以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典范，成为了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共识。“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了宋代士人的一种集体意识，不仅表现为经纶天下的高远理想，也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从范仲淹首创“义庄”，开社会慈善之先河；张载在本乡以礼化俗，“验之一乡”及其门人吕氏兄弟设立“乡约”的社会实践；到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力行熙宁新法，都在不同层面和方式上实践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

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宋代是对士大夫最为优容和礼遇的一代。宋代君主，尤其是北宋几朝的君主，在对文官士大夫们实行“异论相搅”的牵制政策的同时，也给予了很大的优待，不仅开放言路，充分保障他们的上书言事权和封驳权，甚至允许谏官“风闻言事”，还给中高级官员以恩荫权和高额俸禄，保证其有较高的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对官员的犯颜直谏等因公而获罪的情形处罚较轻，多为贬官，不久又能得到提升。吕大防在向哲宗讲“祖宗家法”时说过：“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这些虽然还都是君主人治的体现，但相比其他朝代已经大为开明了，既保存了君主的威严，也保证了文官士大夫们的人格，有利于君臣一体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士大夫们主动自觉地参与到这种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运作中来，以得君行道作为士人的最佳出处和最高理想。在这种“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君主与士大夫相互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度，确实有“君臣一体，荣辱共之”之感。帝王需要士大夫阶层帮其治国理政，维护其统治，而士大夫们也需要为君主效忠以保其富贵或实现其政治理想。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个有组织能力的领导阶层为社会中坚，在宋代这个社会中坚历史地选择了士人阶层，士居四民之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和忠君爱国的传统在宋代得到了最大的体现，从范仲淹、欧阳修等文臣的先忧后乐思想，到岳飞等武将的“精忠报国”精神，无不如此。北宋的仁宗朝是宋代士大夫们政治权力最为发达和君臣“共治天下”最典型的时期。由于仁宗天性“恭俭仁恕”，加之开国以来实行的诸如科举等重文政策到仁宗朝时已经见到效果，所以这段时期呈现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和谐局面，不仅是人才最盛，而且文人士气也最为高涨，是士大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有发言权的历史时期。南宋的陈亮对仁宗朝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权力有过评说：

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

其中固然有仁宗顾及君主颜面的考虑，但客观而论，在王朝时代，宋仁宗的这种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体现出了他有公天下的政治意识。如果时空能够转换的话，我们不妨憧憬一下由这样的一位开明君主实现君主立宪的可能性。惜乎宋仁宗仁有余而明、武不够，白白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众多难得的优秀人才。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体现，治理天下的责任并不是君主一人所当，也是士大夫们所应担当的。程颐对此有更为清晰的解释：“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

熙宁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围绕新法以道进退，他们与神宗之间的关系更能清楚地反映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地位。有两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一则是《石林燕语》中关于王安石以道自重，未肯轻易出山的记载：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独留（韩）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而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坚决不肯奉神宗之召，力辞枢密副使。《邵氏闻见录》对此事有记载曰：

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公果辞召命。……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及温公，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

司马光的“义不可起”和王安石的“以道进退”，都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考虑。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曾指出他们两人“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均坚持自己的原则，以“道”或“义”自处，君主若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与之“共治天下”，他们绝不会为官位而招之即来。这种高风亮节在宋代表现得特别突出。

王安石对于这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有更为惊人的表述，他说过“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这是王安石以道自任的自信和抱负。他的弟子陆佃在《神宗皇帝实录叙》中描述过王安石和神宗的关系：

熙宁之初，锐意求治，与王安石议政意合，即倚以为辅，一切屈己听之。……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辄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相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

陆佃是王安石的弟子，但他并不盲从老师，为人耿直，他的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司马光也说过王安石“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可见，王安石表现出了宋代士大夫高度的自尊意识，其贡献不亚于范仲淹。

程颐任侍讲时也在哲宗面前坚持力争坐讲的权利，他还说：“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也是要求提高士大夫地位，缩短君臣政治差距的思想，与范仲淹、王安石的思想是一致的。

总之，北宋士大夫群体坚持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就是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原则，而君主也认可了这一原则，这是北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地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