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宋易学的发展与创新

宋代在文化繁荣、儒学复兴的同时，易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宋代易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汉易并称为易学之双擘。这是因为：一是整理和研究《周易》的成果显著，易学名家众多；二是《易》学的两个重要流派——象数派和义理派都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易学的两派六宗到宋代才完全齐备，宋代易学据其中两派三宗，为易学半壁江山。

1．宋代易学之繁盛

徐芹庭先生在谈到宋代易学时描述了其盛况，他说：

宋代易学，一面沿汉唐易学之源流，王弼易乃受重视，……而汉易沿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之绪者，亦颇盛焉。其占筮祥之术，或沿立古说，亦极一时之盛。惟由于佛道之兴起，而激发理学之成长，由是援理学入《易》，因而以理学解《易》，实宋易之主流。由道之行，有援佛理与老庄入《易》者，有就心性谈《易》者，有集数家之《易》解者，盖彬彬乎盛矣。而《古易》之考定，用史学以解《易》，疑《古易》之非是，图书象数学开创，多导源于宋代。且朝廷与民间讲《易》之风盛行，文士亦以《易》咏述诗文，亦有沿袭前代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评价易学源流时曰：“《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这里明确指出了易学史上的两派六宗，到宋代才完备，即陈抟、邵雍的图书象数宗易学，胡瑗、程颐的“阐明儒理”宗易学及李光、杨万里的“参证史事”宗易学。

除此之外，宋代易学之繁盛还体现在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上。据统计，《四库全书·经部》共收集历代学者有影响的易学著作一百六十七部，其中宋代易学著作就达五十七部，占三分之一强。其中包括：胡瑗口述，其弟子倪天隐记述的《周易口义》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司马光的《温公易说》六卷（永乐大典本）；程颐的《易传》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张载的《横渠易说》三卷（内府藏本）；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的《东坡易传》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刘牧的《易数钩隐图》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史·艺文志》中记载宋代所保存的易学著作计有二百一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二卷。其中汉易仅有郑玄《周易文言注义》一卷，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易学仅不足三十部，其余绝大部分为宋代易学著作。另外还有术数类图书一千多种，多与《易》有关。这其中当然也有宋代去时不远，加之印刷术之功的原因。

宋代易学之所以如此隆盛，除了在客观上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对著书立说的推动作用之外，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宋代君主重视易学，学者以《周易》阐论立说，民间讲易风行，易学适应了宋代社会的时代需要。

据史载，宋代君主自宋太祖、太宗以下，大都重视《周易》，经常召请易学大师讲《易》论《易》，对易学研究予以奖励，并不时奖掖进献易学著作的学者，还曾数次刻版印行《易经》于世。《玉海》记载：

开宝三年（970），知制诰：

李穆荐王昭素，召见便殿。昭素著《易论》三十三篇，时年七十余。太祖赐坐，令讲《乾卦》，召宰臣薛居正等观之。至九五飞龙在天，昭素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此书非圣人出，不能合其象。三月辛亥，拜国子博士。

另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三月辛亥，赐处士王昭素国子监博士致仕。”《宋史·太宗本纪》记载：“端拱元年（988）八月庚辰，幸太学，命博士李觉讲《易》，赐帛。”真宗也喜好易学，据《玉海》记载曾作《周易诗三章》，并刻版印行。曾诏冯元等人讲《易》。仁宗时，于崇政殿请徐复讲《易》。陆秉、吴秘等多人先后上献易学著作，蒙获诏奖。召卢士宗讲《易》并授天章阁侍讲；张揆读《易》诏对迩英殿，擢为天章阁待制。由此可见仁宗对易学之重视程度。英宗、神宗及南宋的诸多君主也都对易学很感兴趣。

在民间，学者们私人讲《易》研《易》也蔚然成风。本文所涉及的北宋诸儒，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司马光、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无不精通易学，或以《周易》名家，或以《周易》立言阐论，并将《易》理贯彻到政治实践中，为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除了大量的易学著作和专论外，在他们的奏议和上疏中时时能看到据《周易》发论，针砭时弊，建言治国之道和改革方略。

易学研究的成果也丰富多彩，除了专门释《易》解《易》的《易传》《易论》外，还有易说、易义、易赋、易论、易解、易赞及专为易学著作而作的序文、跋文等。如范仲淹的《易义》《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王安石的《易解》《卦名解》《易象论》《九卦论》《洪范传》《河图洛书义》；张载的《易说》《正蒙》；欧阳修的《张令注〈周易〉序》；朱熹的《原象赞》《河图赞》《书杨龟山帖后》，等等。其中，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易或问》和邵雍的《渔樵问答》则采取了虚设人物问答、自相讨论的活泼方式解《易》。

宋代易学在学术风格上也是异彩纷呈。徐芹庭先生将其大致细分为理学、图书象数、占筮祥、老庄心佛、史学、古易、集解、疑古等八个流派进行了介绍。

2．北宋义理易学

北宋易学的突出特征和创新就在于坚持义理易学的主流基调，易学研究急乎天下国家之用，重视易学思想对变法改革的理论思想作用。北宋易学致力于探索内圣外王，重建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并最终取得了成功。阐明儒理，义理易学成为宋代易学的主流，这是宋易对易学的创新与发展，在易学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徐芹庭论及宋代义理易学时说：“自王弼、韩康伯以老庄解《易》，唐代立为国学，至宋理学始盛，欲从佛老返回儒家，于是胡瑗、程子始援理学以入《易》，而以理学解《易》。《四库提要》谓之儒理。斯学也，实主盟宋代，而易学之传承亦以斯为盛。周敦颐著《太极图》《通书》，程子作《易传》，朱子作《易学启蒙》《周易本义》诸书，自是程朱易学盛行天下。元人承其遗绪，明代以朱子易学试诸生，斯皆儒理解《易》之黄金时代。后代继续演述者至多。”又说：“宋代易学门派虽多，然以理学诠易实其主流。……宋易则以理学释易，上承王弼扫象之绪余，去王学之以老庄解易者，而改以理学释之。”

宋代易学沿汉唐易学之源流，比较重视王弼易学。宋代士人以孔颖达依据王弼的《周易注》所注疏的《周易正义》为必读之书，王弼以体用范畴解《易》的思路对宋代的义理派易学和象数易学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就是继承并延续王弼的体用思想进行儒学本体论探索的。胡瑗以“明体达用”作为儒学复兴的基本纲领，就是继承了王弼的思想而来的。欧阳修、程颐等皆研习王弼易学，并大为发展之。如欧阳修对王弼易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基于复兴儒学的时代需要，强调君子小人之辨，充分发扬易学儒家学说中君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将其作为当时的时代精神，以为庆历新政的改革事业开辟道路。二程也是在肯定王弼的易学成就基础上力行超越，将体用思想推进到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哲学思辨高度，完成了儒学本体论的构建。宋代易学围绕体用关系所进行的探索，在明体和达用两个方面都继承并超越了王弼易学的玄学思路，形成了独具易学特色的易学风格，其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线索就是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把熙宁变法以前的经世外王之学和其后的内圣心性之学密切联系起来。前期的探索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强调达用和外王，突出了儒家学说的道德规范和名教价值理想，体现了“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与故”的儒学人文情怀。后期的研究则倾向于明体，强调内圣心性之学。总之，宋代易学和儒学沿着这种双向互动、相须为用的内在逻辑，发展到了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哲学高度，全面完成了儒学宇宙本体论和价值本体论的构建，取得了对阵佛老的全面胜利，实现了儒学在宋代的真正复兴。这是宋学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所在，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儒学一直位居主流地位，毫无动摇。

范仲淹作为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是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都是这一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云：“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盱江（李觏）皆客文正（范仲淹）门。”此四人同游于范仲淹门下，都把研究、弘扬易学看做是复兴儒学的理论基础和配合新政的重要举措，掀起了持久不断的《周易》研究高潮，促成了宋代易学的繁荣。

与宋代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相关，宋代易学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易学文化思想与政治文化思想密切关联。特别是北宋一朝的政治改革思想，更是与易学思想有着不解之缘，二者相互资取，互为发明，促进了宋代义理易学的兴盛，同时，宋代的象数易学也有其不同于汉易的特点，对政治文化尤为关注。由于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都受到《易传》思想的天人合一理论的支配，各自都有向对方寻求互补的内在倾向，宋易中的两派逐渐趋于合流。义理派学者依据象数之学建构起自己的宇宙图式，致力于理学的创建。象数派学者则吸纳了义理派重人事的易学观点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站在义理派的立场，吸收总结了象数派的研究成果，构筑起一个完备的易学体系。但总体看来，宋代易学还是以义理易学为主，象数派易学始终未能占据主流，而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为义理派的易学提供天道观方面的根据。这种情况并不能反映义理派与象数派的优劣高下，而是宋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使然，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是时代的选择。

如前所述，宋代易学的发展是与同一时代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二者互相发明，相须为用，共同发展。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以明体达用为纲领，其主旨在于辟除释老，承续儒家道统，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本，重建社会秩序，回向“三代”的文化价值理想。这就需要重建儒学的学术思想系统，以与释老相抗衡，最终取而代之。同时还要从中发展出能够“明体达用”的内圣外王之学，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为庆历之际的改革事业提供思想基础和人才支持。宋代的士大夫们怀着强烈的用世思想，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中殊途同归，共同选择了《周易》，以之为学术研究和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纷纷著书立说，援《易》以为用。由此，促成了宋代易学的繁荣兴盛。

余敦康先生指出：“时代的选择，主要是一种功能性的选择……通观历史，每一个时代对学术思想的选择，并不是着眼于其哲学思辨程度的高低，而是着眼于其满足时代需要的功能的大小的，这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如此。”所以，在北宋“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变革时代，时代选择的标准就是明体达用。在易学体系中，象数派“多参天象”，对于明体可供资取，但不足以达用。而义理派“阐明儒理”“全释人事”，完全可以“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可惜对体的研究有所欠缺。因此，义理派和象数派必须合流，实现优势互补。北宋的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以“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高度责任感，响应改革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承接起了义理派的易学传统，使得义理派易学成为了主流学术思想，而象数派易学则被后人视为“易外别传”。这就是变革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使得义理派易学一直担当着时代的主旋律。“胡瑗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其理论的发展趋向，必然是向着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目标逐渐逼近。事实上，宋代的易学一直到程颐在他的《易传序》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命题，才算臻入成熟之境，终于形成了一个充分体现自己的时代特色的易学体系。”

至于南宋时李光、杨万里开创易学参证史事宗，以史证易实发端于汉代的司马迁，而北宋的司马光也是发扬光大者，不过由李光和杨万里专明其义。从广义上来讲，参证史事易学也是以发挥义理为主的。这也是宋易的一大创新。

3．宋代象数易学

北宋的陈抟、邵雍开创了图书派易学，穷尽宇宙造化之奥秘。这种学说古已有之，到了宋代才日益凸显。汉代郑玄、虞翻、许慎等的著作中已经初步显露出河图洛书之说的端倪，宋初的陈抟又详细地结合以《说卦》、先天与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圆图，逐步完善了河图洛书之说，为图像学之先声。陈抟传之种放，种放传之穆修，穆修传之李之才，之才又传邵雍，经过邵雍的演绎，图书之学兴盛于宋，大显于天下，对后世影响至大。另一派则由种放经许坚、范谔昌三传至刘牧。一说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邵雍著有《皇极经世书》，刘牧作有《易数钩隐图》，大致构成北宋图像易学的概貌。

需要指出的是，就易学的思想体系来说，象数与义理之间实质上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二者本是互相依存、相须为用、不可分割的，也就是程颐后来所总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所谓的象数派易学与义理派易学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相隔天壤。徐芹庭先生就说过：“理学实融儒释道三家之学，而以儒家之面孔出现。今观邵子之学，得于道门；《皇极经世》，旁推佛理。张横渠，周敦颐之学，颇有老庄之语。”周敦颐“首肇道学家之易”，邵雍援图像于易理，其图书之学为后世所宗，影响很大，他的易学思想兼重道、性、心、身、物，“可谓得易弥纶天地之道者矣”。余敦康先生也曾经指出，如刘牧的象数之学仍然是基于《易传》思想“天人合一”的传统，而非只讲象数和天道，不讲义理和人道，只是侧重点不同。他的《易数钩隐图》从象数出发，把天道看作一个自然无为的运行过程，但他同时又表明其研究五行生成的图书之学的目的在于把五常之性建立在宇宙论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李觏虽然以义理易学为宗，对刘牧的象数易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又作《删定易图序论》，极力从自然主义的天道观中寻求人事方面所必须取法于天的依据。前面在义理易学部分已经阐明了宋代易学中象数派易学与义理派易学的合流趋势及其历史原因。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