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邵雍、程颐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两个人都借助易学来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无论是邵雍“皇极经世”所言的数学体系，还是程颐理学思想体系，目的都是为了证明现实社会存在与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既不是佛教讲的空幻，也不是道家讲的虚无。在他们看来，人们只有顺应“气数”、或顺应“天理”，方可以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不同的只是在易学解释的原则与理学建构的方式方法上，两人有分歧。邵雍学说的特点在于汲取了《周易》经传的数理思想，用“加一倍法”画卦，从而提出了“先天”卦序，并以“先天”卦序为基础，创造了“先天”卦图。他认为易之道先于易之书而有，视为画前之易，这种画前之易乃是宇宙生成的根源，此乃易之道，而今之《周易》乃文王、孔子所为，属后天之易，先天明体，后天明用，所以他认为易学研究当以这种先天之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先天之学始于陈抟，广大于邵雍。因此可以将邵雍的易学称为“先天”图书之学。其学说体系主要以图与数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黄宗羲就曾评邵雍说“独以图书、象数之学显”。所以邵雍特别注重奇偶之数变化的有序性，企图通过一套数学推演的方法来把握《易》道的本质，只是不过他所关注的不是数学演算方式，而是重在发掘宇宙演化的阴阳消长之理。虽然之前，也有探讨宇宙本体论的学者，如周敦颐、苏轼、司马光、张载、王安石等人，但都未跳出《易传》及汉儒宇宙观之窠臼。而邵雍则独辟蹊径，解易超逸秦汉以来学者对《周易》经传注解形式和框架，以先天六十四图为基础，独创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为理学建构了新的宇宙观，这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朱熹称之为“易外别传”。邵雍易学宗旨，在于“本诸天道，质以人事”，他以数学的形式，自天道推及人道、自先天推及后天、自物理推及性命的思路，以“心学”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将道教的天道观、认识论与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熔铸为一个理论整体，文思缜密，这较周敦颐太极图来说，在规模气象上更为宏大。如台湾于维杰先生所言：“两宋理学家中，周、邵首倡图书象数之学，皆衍易而为说。然濂溪太极图，文说简略，规摹未闳，康节著《皇极经世》，始以先天卦象之数，综贯天行人事，经纬古今波澜博大，以成其内圣外王之学，遂为宋以来言图书象数之祭酒焉。”所言甚是。

相比之下，程颐借助易学建构理学，在宇宙本体论方面创新并不多，未能超越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宇宙本体论模式，他的易学主要探讨道德心性的修养工夫。在思维方式上，程颐不似邵雍所注重的道家、老庄的思路，而更多地受到儒家思孟学派的影响。程颐重视四书，注重运用四书中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说《周易》，突出人的价值和意义，突出道德伦理、纲常名教在社会、人生中的意义。他把人性善看成是天或理所赋予的，并将其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明确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将性与天理相通，将之视为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由此直接提升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并将仁义、性善视为人所固有的本质属性，由此也直接为儒家伦理道德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实现了儒家心性道德学说的更新。这与邵雍、周敦颐等由天道推衍出人性道德的思维方式自然有所不同。在程颐看来，正是由于人的道德本性根于人而受于天，人只要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便能实现与道德本体即义理之天的合一，完成天与人、理与人的合一。由于程颐易理直接突出了人伦道德的重要性，并就道德修养的工夫作了细致论证，使得他与邵雍重视象数之学相比，更突出了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具有更强的现实适用性。朱熹的再传弟子黄东发也曾说：“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正是因为如此，程颐易学更受统治者的欢迎和推崇，它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不能不说没有道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