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网络社会理论的脉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它已经并将继续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不断推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转型。然而，网络社会是如何被建构，又是如何参与社会运转的？为理解网络社会的功能，社会学界前辈已经做了大量探索性的研究。在此，梳理相关理论的基本脉络，是延续和深化该议题的必要基础。

一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后工业社会”概念最早出自美国戴维·里斯曼1958年的文章《后工业社会中的休息与工作》。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59年奥地利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又使用了这一概念，它和里斯曼提出的指向休闲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完全不同，他强调，社会已经从产品生产的社会转变成服务性的社会，这也是后来的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特征。1962年他又撰文《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强调智能技术和科学理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并认为这是后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特征。1966年，贝尔出版《普通教育的改革》一书，标志着贝尔后工业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1973年，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对后工业社会理论进行了更加全面和详细的阐述，被公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描述了未来世界的景象，认为在今后30~50年间，我们将看到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来临。

在贝尔眼中，“工业”成为确立社会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社会的进化阶段由此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前后衔接和继承，又能够同时出现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基本阶段。他强调，后工业社会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有所区别的新型社会，而这种特点成为21世纪全球不少区域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特征作了如下描述。

(1) 经济形态上，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2) 职业结构上，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处于社会主导地位；

(3) 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

(4) 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可控制的) 控制技术的发展，并重视对技术的鉴定；

(5) 制定决策上，创造并依靠新的“智力技术”。

通过上述这些特征，后工业社会被界定为知识化、技术化的时代产物，这两个指标也是当时界定社会类型的关键。在后工业社会中，职业成为重新区分人们社会身份的标准，其中具有支配作用的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职业，而信息技术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因而，信息技术成为后工业社会身份分层的重要标准，新技术精英阶层开始得到关注。这正是当前网络社会的重要图景——精英与草根的明显分层。

在贝尔看来，信息是后工业社会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信息一旦被私有化，占有者将有无上的权力，相反，未能占有者会被推向底层或边缘。自古到今，信息流动和占有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信息的高度技术化则巩固了“传统”的权力关系，从不同层面影响知识的流动。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催生了不同社会群体身份边界的开放，但也导致新的权力樊篱，社会成员间存在由于知识或信息鸿沟所致的社会关系冲突和断裂。

在讨论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的关系时，贝尔着重讨论了信息中心地位带来的影响。首先，人们必须吸收大量的信息，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各项活动的需要。其次，信息变得越来越具有技术性，这种技术性既带来信息流的扩大，也带来新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他特别强调，无论是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对技术推崇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技术理性成为支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贝尔的这些观点对分析和认识网络舆情形成的社会背景、网络舆情运行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实践有效的网络管理都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二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

阿尔文·托夫勒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因《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而享誉世界。他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提出了“三次浪潮”的概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即农业文明时期，约1万年前人类第一次撒下种子，培育出农作物，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此脱离了游牧，定居生活将人们的生活范围固定下来，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第二次浪潮为工业阶段，即工业文明，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人们以工业革命为契机，离开农场，涌向大城市的工厂寻找生机；第三次浪潮为信息化 (或服务业) 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阶段被称为人类思想的又一次大变革，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信息时代”。这一阶段，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打破国界，寻求合作。托夫勒将其称为人类面临的量子式跃进，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

托夫勒认为，每个人头脑里都有一个现实的模型——形象储存库。但是，这些形象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由周围的信息构成的。工作、家庭、教学、政治措施等都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就好像“一颗信息的炸弹在我们周围爆炸，戏剧化地改革我们对内心世界的感受”。对此，托夫勒有段形象的描述。

在大众传播工具没出现之前，生活于第一次浪潮中的孩子知识来源非常有限，主要是老师、牧师、村长和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引用未来学家杰尔居埃的观点，“家庭中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无法给孩子去接近来自各个国家，具有各种背景的陌生人的机会。”因此，乡村里的孩子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狭隘的，而且所得到的知识往往非常重复。第二次浪潮则扩大了个人认识现实的渠道，孩子不单可以从自然和成人身上学习，还可以从报纸、杂志、收音机和电视上得到知识。大众传播工具已经成为巨大的发言人，破除了地区、人种和语言的障碍，统一了整个社会的形象。这些统一生产的形象，经由大众传播工具灌输到大众心中，产生了工业社会生产制度所要求的标准化行为。但是，第三次浪潮的到来正在积极的改变这一形势，不仅仅加快了情报的流程，更改变了我们每天行动所依据的情报的基本结构。

托夫勒描述的第三次浪潮是一个多样化媒体的时代。“大众传播工具为主导的局面转变为多样化的传播工具，并且正在迅速繁衍，大有取代横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传播媒体之势。”报纸群体减少、电脑受众分散、电视收视率下跌等都预示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和威力。新科技带动了新信息系统的发展。人们被一些零散的现象所包围，生活在所谓的“弹片文化”之中，即现在所说的碎片化信息文化。人们从以往被动地接受外在事实开始主动去挖掘真相，更为重要的是，“多样化的文明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我们也因而迈入‘信息社会’。”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生产工具是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高价值低价格工具。第三次浪潮革命性进展的关键就在于电脑。“来势汹汹的电脑很快就成为一种神话，成为弹片文化的一剂解药。”

信息系统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由此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考方式、组织材料的能力等。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中提出：“信息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控制信息的交流会越来越困难。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将迅速改变所有国家的面貌和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手机甚至会改变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子女用手机同别人谈话，大量使用缩略语和生造词汇，父母也无法听懂。互联网正在改变政治运作模式。在美国2004年总统大选中，有人用互联网为民主党募捐。托夫勒认为，电脑没有灵魂，但最令人不安的是它正深入人们的灵魂，增强人们心灵的力量，而且不知道将会带到何方。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全面展示了信息社会的发展景象，对未来社会的结构作出了生动的预测和描述。托夫勒认为，在未来社会里，传播工具将呈现非群体化趋势，广播电视等集中控制生产形象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人们的思想也将变得更加零散。计算机强大的存储信息能力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记忆，同时电子家庭的出现也将改变人们的生产和工作方式，并出现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二为一的新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意义逐渐被消解，“全球意识”逐渐增长。虽然托夫勒并没有对信息社会作更系统的理论化阐释，但他的一些观点为网络社会理论形成提供了最初的认识和想象空间，为理解网络社会下的网络舆情，认识网络舆情的产生要素、网络舆情的跨界流动和全球化趋势的确立提供了值得认真思考的框架。

三 “信息社会”的诞生

在“后工业社会”提出后，1982年，美国社会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谈及当前社会发生的十种重大变化时指出，“我认为，其中最微妙，也最具爆炸性的无过于这第一种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大转变。”同时，他承认自己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信息社会”概念的人，坦言自己的许多观点来自贝尔的作品，并且认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信息社会就已经形成，今天的信息技术只是使我们更快进入已经存在的信息社会。

奈斯比特所谓的信息社会始于1956年和1957年，正是美国工业力量最强大的两年。他认为，信息时代来临的标志，一是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人数，并且大多数人开始同信息打交道，而不是生产商品。第二个标志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为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意味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在奈斯比特的理论中，信息社会是一种真实的经济存在，不再是一个概念或抽象的思想，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同时并存。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技术知识成为新的财富。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知识生产成为重要的产业，并且逐渐使得知识生产系统化。二是通信系统和计算机技术的革新，消灭了信息的流程。由于信息的不断再生和自生，资源匮乏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人们却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之中。信息泡沫带来大量的无效资源成为新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信息的高速流动和变化，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发生了本质转变。面对社会信息化，人们更强调面向未来，关注如何预测未来。三是信息社会的新权力产生不是因为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更依赖于人们手中的信息。并且，奈斯比特引用安东尼·史密斯在《别了，古登堡》中的话：“我们正处于一个时期的开头，会亲眼看见‘内容自主权’由著作者转移给接受者。”他认为，人们具有掌握信息主动权的可能性，不仅可以自由地选择信息，而且可以自由地创造信息。

信息社会中，电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居于重要位置。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这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电子计算机时代，我们是同与电子有关的概念空间打交道，而不是同汽车有关的物质空间打交道。”

奈斯比特眼中的“信息社会”进一步延伸了贝尔的思想。他强调“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在工业文明状态中理性四处弥漫，在其描绘的信息时代图景中，技术化趋势正在凸显，容易掩盖人的存在。信息成为一种真实的物质存在，同时其软媒介特性也展露无遗。在此过程中，信息演化成为传统文明的形态表现和发展成果的堆积叠加，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一起形成混合的社会形态，从而建立了一个社会整体结构，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转换成信息技术主导。以往的工具理性逐渐被演绎成机器理性的状态，信息技术崭露头角成为必然。回溯社会发展历程，技术知识实际上已转化成为新时期消费主义盛行的产物。不可否认，物质和能源依然充当了推进社会生产的动力角色，但信息及其技术的分量日益加重。信息逐步渗透到社会多个层面，处处都能显现它的“影子”。信息 (类似知识的类型) 从教育生产体系 (传统知识生产的空间) 腾挪到经济/社会生产体系中，使信息技术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日常生活态度、交往关系及互动过程等。信息流动只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才具有可能性，媒介 (信息承载工具) 的创新和变革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拓宽和塑造了新的生长空间，实际上为网络社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同时试图形塑时间观 (无形中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关系)。

随着电脑、手机等互动工具频繁地被使用，人类社会不断地被重绘和再建。这一工具理性延续过程对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冲击，明显影响了人们的认知状态。更为深远的是，它改写了人们的权力关系，使传统硬权力与社会身份的联系日趋紧密，人们常说的“上下等级”“天地君亲师”等，就反映出这样的“权力”架构。信息时代到来，信息技术的直接运用提供和创造了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权力”生态关系，谁拥有独一无二的“信息”，就等于有了“权力”。在后工业时代，信息制造、生产、流动、传播等被“打扮成”日常生活消费品。因此，“权力”也已日常生活化，与社会身份挂钩发生了新转移；反之，信息的话语权总是处于游移状态，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信息加入信息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他们的实际行动打破了信息以往被固定的时空观念。其实它也颠覆了人们认同的“空间”观念，信息作为媒介生产的归属物，已将其“触手”伸到信息流动的场所，从传统的物质空间进入观念空间、虚拟空间或社会空间。

虽然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有学者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甚至将其称为“一种用信息社会的外壳包裹着后工业社会内核的理论”。但是我们看到，与之不同的是，奈斯比特所谓的信息社会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只是新社会的部分特征。奈斯比特认识到信息社会，特别是网络空间分布格局的调整，网络权力资源的配置、流动及其信息空心化、虚化等诸多问题。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都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现实社会同网络社会，以及网络舆情的内在关联，也为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借助信息社会的运转规则、日常规范、管理理念实现网络舆情建设等提供了重要分析路径。

四 “网络社会”的崛起

“网络社会”一词最早由学者狄杰克在1991年提出，但是真正将其作为结构性的社会形态提出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三卷书中，被称为信息社会三部曲。尤其是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卡斯特对日渐明晰的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作了全面阐述，呈现了网络社会的完整图景。

卡斯特首先对网络概念进行界定，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节点是曲线与己身相交之处。具体地说，什么是节点根据我们所处的具体网络种类而定”。网络社会作为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社会结构，是一个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应用，网络社会从最初产生于政治、军事和技术的目的性工具，逐渐成为文化的、社会的、私人的和自在的互动空间。网络节点的意义在于凝聚不同类别的互动关系，人们在“网络”崛起的今天找到新的栖息地和归属地，这些节点受人们的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经济活动及社会互动情况约束，而网络成为这些社会关系的承载体和新的生长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具体形态能够在此找到相对应的“拟像物”，这其实是社会关系的投射。

与前几类社会理论相比，卡斯特的叙述似乎为网络社会的出现刻下了自己的理论印迹，实际上也可将其理解为另一种空间，兼具物质空间、心灵空间及社会空间的内涵和韵味。人们总想找到互动和表达的场所，从信息到网络恰好构建了一个人与人相互关联的新空间。

历数多次时代革命，从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到信息技术出现，直至网络技术的诞生，每一次新的革命都重塑和调整了人们的社会互动关系，并搁置在新时空中。网络社会的内核不是技术主流化及其主导地位的体现，而是人的主体性展示和自我延伸。在这里人并非成为依附，也不是工具理性的“寄生物”。网络社会打破了理性囚笼，没有回避技术的情感价值，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互动空间，而网络技术成了新附着物。

卡斯特认为，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塑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其他技术革命不同的是，这次革命的变迁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技术。而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再结构化，从而改变社会的基本形态。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从更广的历史角度来说，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性质变化。假如我们根据古老的社会学传统，认为在最基本层次上社会行动可被理解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变迁模式，那么，我们的确是置身于新纪元之中。

在网络时代，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信息技术都具备了支配人们生活和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由网络等延伸而来的媒介交流工具及其技术运转逻辑规训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卡斯特还区分了“信息社会”与“信息化社会”。他认为信息社会更强调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但是信息的含义较为宽泛，是所有社会的关键，它只是一种知识性的结构，因而不能描绘新的社会结构特征。而信息化社会则更能精确地界定当前社会转型的特征，超越了以往的信息与知识观察层面。信息化社会的关键就是其基本结构的网络化逻辑，但是网络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信息化社会”的全部意义。

网络社会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流动空间，即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来实现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这里的流动指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中，社会行动者所占有的物理上分离的位置之间那些有所企图的、重复的、可程式化的交换与互动序列。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动空间的第一个物质支持，其实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二是由其节点与核心所构成，即网络；三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 (而非阶级) 的空间组织。

网络社会并不是停留于网络技术化主导下的社会类型。正如卡斯特精辟的论断：信息化社会依存其基本结构的网络化逻辑来实现运转和存在。如果说卡斯特言语中还有模糊的地方，这源于对信息社会、信息化社会及网络社会的认识界限的变动不清。实际上，网络社会概念揭示出它自身带有的强烈的社会学意味，从物理空间、心灵空间演绎到社会空间，把人类的个体化角色引入社会化的程度，其中信息化社会描述和呈现的是社会流动状态，而提出网络社会正好回应信息在社会框架下如何结构化的问题，与信息化社会相比，某种程度上网络社会的定位要更为准确和贴切。

网络社会是一种基于数字网络基础上的全球化社会，而其达到自我重新配置的能力是无限的。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网络社会的固定成员，但是网络社会已经成为影响每个人的主要社会结构进程，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已经被纳入全球网络化的过程之中。

网络社会表面上是技术化延伸的结果，但实质上仍是社会互动关系的具体投射。与信息社会、信息化社会相比，网络社会可被转述为网络化社会，因为网络化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不同个体的各种行动和行为方式。另外，似乎存在网络陌生人的可能，对网络工具的掌握程度可作为判断网络社会成员身份的重要标准。通常认为老年人群体是网络陌生人，因为他们不会使用流行的网络互动媒介工具，但也有老人用手机短信与子女沟通，无形中网络已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与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公有社会以及残存的社会共存，是现实存在的所有国家的特征。而具有实际地理疆域的国家意义层面的具体社会，或者带有历史一致性的文化边界意义上的具体社会，都被形成生产、消费、通信以及权力的全球网络所包含/排除的双重逻辑分隔为很多片段。这些片段并不是对以前的社会形式与新的主导逻辑合并所要求的时间间隔的简单表达，实际上，它是网络社会的一种结构化特征。即互联网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新包含和整合，而一部分有较少价值或者没有价值的领域、行为和人群却被排除在外 (简单地说，网络社会按照自己的形成逻辑和法则将现实的具体社会重新分隔)。

不可否认，网络社会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各个角落，不同身份的社会行动个体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新的急剧变化趋势，并由此塑造出崭新的全球社会格局，但又形成区隔现象，结果内在悖论显现出来——网络社会构成的各种要素既互动融合，又冲突分离。时间间隔看似被无限压缩了，但是，原有的关系群、社会资源配置、互动空间、权力关系等都被加以调整释放。人的归属空间从真实迈向虚拟，从熟悉到陌生，由面具到“裸露”，真实的社会人群生态网络轮廓得以重新书写。

从理论层面对网络社会进行分析，第一，它是自我重新配置网络的一个全球体系结构，并不断地被来自各个方面的力量进行编写和重新编写。第二，它是网络的各种布局和排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包含的核心行为塑造了社会生活和工作。第三，它是这些主导网络保留在全球联网逻辑之外的社会形式的非连续布局和排列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网络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即不同种类的网络具有不同的价值形成逻辑。网络之间的信息和意义流动构成了重新认识社会结构的基本线索。

从实践层面对网络社会进行分析。首先，从网络所载有的技术语言或机器语言来对社会进行革新理解，探索社会发展状态的深层逻辑。当网络逻辑四处蔓延时，支配社会变迁的因素从农业技术、工业技术转移至网络技术，与此同时，工具理性和技术形态约束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其次，网络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传统视野中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着网络社会空间的分布和权力单元。再次，网络化社会格局中前至社会秩序层面后至普通社会人“面具”背后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这一背后逻辑的转变是相对明显的，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网络”的强力无法阻挡，不可逆的进程状态一点一点被展示出来。最后，网络化社会是个动态社会，断点和联结都是常态，而这些断点和联结状态依托于时间和空间分布，它们的交织重叠创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

网络社会对于制造、经验、权力以及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重新定义。如卡斯特所言，在网络社会的理想类型下所概述的社会转化过程，超越了生产的社会与技术关系领域：这些过程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与权力。信息与沟通主要经由多样化的综合性媒体系统流通，媒体已经变成了公共空间，政治逐渐在媒体空间表现。领袖权被人格化了，而创造形象就是创造权力。在网络社会中，对其他人行使控制的权力有两方面，一个是掌握或行使权力；另一个是反抗权，排除和拒绝，阻碍网络之间的连接进行交换，实现对网络的控制。如同福柯所述，权力知识谱系和历史轨迹被网络社会改变和重写，权力在信息网络及其互动之中呈现弥散状态，信息控制权和流动的状态冲击了以往的权力关系。信息进入网络社会，在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经过复杂加工后，成为主客体互构角色中被颠覆的一个后果。

“网络不过是社会组织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但在信息时代，它却“通过成为由新的知识技术赋予力量的信息网络”而获得新生。这些网络以“没有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空间”为特征，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任意排列，意义、认同和功能都不再与特定的地点和方位相联系。由此可知，社会内核在时空急速的转变过程中得到新生，但那局促而短暂的变化只能在一幕幕网络交互技术的实践场景中获得记录和表达。

卡斯特的观点为理解网络舆情的关注领域及其相关议题指明了重要的思考方向，而他对网络空间中存在的文化、权力、时空观等进行的再诠释，对分析当下网络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竞争、权力博弈和因时空被急速压缩而带来的网上和网下问题、诱发的连锁反应也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