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日杂忆

盛兆作者当时系第六十六军新二十九师参谋,后又调任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参谋。

一 远征

(一)入缅

一九四二年初,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帅部组成了远征军,三月开始入缅,五月初以溃败告终。六月,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在滇西保山召开了缅甸战役的检讨会议。会议将腊戍失守,入缅远征的第五、六两军后路被截断,导致全军崩溃的原因,统统归咎于第六十六军的不战而逃。结果,第六十六军及所属新编第二十九师被撤销番号,军长张轸及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被撤职,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被撤职查办。这次会议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上述处理,为此次战败的主要负责者——统帅部开脱了责任,掩盖了历史真相,埋没了曾经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奋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一部分第六十六军官兵的功绩,并不是完全公正的。

回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由珍珠港事变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入侵缅甸,已迫在眉睫。中国为了保住滇缅路这一条国际交通线,英国为了保住缅甸这一块殖民地,于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国民党统帅部抽调了第五、第六、第六十六等三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六军之一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抵滇缅边境,其余部队也从川、康、黔相继入滇。但是,英国政府又心存疑虑,拒阻我军进入缅甸,致使我军坐失戎机,不能提早两个月入缅布防。十万大军,给养浩繁,不可能集中于贫瘠的滇缅边境,只好停滞于云南境内绵延千里的公路线上。

驻防大理的是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四川省新都县人。该师辖第八十五团、第八十六团和第八十七团。师部及直属部队驻大理,各团分驻于祥云、凤仪、下关、漾濞、永平一线的滇缅路上,正在作入缅的准备。我就在此时参加了新编第二十九师,在师部当参谋。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日军大举进犯缅甸,英军望风而逃,英国政府无可奈何,才让我远征军陆续进入缅甸。到四月上旬,到达缅甸的有第五军杜聿明部的三个师,第六军甘丽初部的三个师,及第六十六军的新编第三十八师。稍后入缅的又有新编第二十八师(其中包括中国唯一的战车部队)。

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棠古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屡挫强敌。我第六十六军先期入缅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在仁安羌解了被围困的七千英军之危,给中华民族增光。前线捷报传来,后方军民振奋不已。

四月二十五日,新编第二十九师突然接军部转来参谋团急电,命令我师星夜增援前线,必须在二十八日前到达缅甸腊戍。参谋团是统帅部派驻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决策机构,军令部次长林蔚兼参谋团团长。林蔚的这一命令,是在发现日军一支机械化部队绕袭腊戍的情况下,慌乱之中作出的。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军事运筹和周密计划的错误命令。因为新编第二十九师驻地远离腊戍,少则七八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以当时的电讯、交通、设备条件,单是传达命令,准备行军,集中部队,征集汽车,都不是一两天内所能完成的。何况自缅甸撤退的难民和物资,大量拥入国内,滇缅路上拥挤不堪,无法快速运送部队。更为糟糕的是,林蔚的命令并没有明确的敌情通报。据我们后来了解,四月二十四日,从暹罗入缅的日军,已渡过萨尔温江,一支以数十辆坦克、装甲车为先导的机械化快速部队直趋腊戍。我入缅第五、六军及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三十八师,都集中到曼德勒附近,准备会战。因而腊戍已无一兵一卒。敌人离腊戍近,都是机械化部队。我新二十九师离腊戍远,汽车还得临时征集。因而新编第二十九师不可能在敌人之前赶到腊戍从容布防。既无明确的情报,又无灵活健全的通讯指挥系统,闭着眼走进缅甸,怎能不惨败!

参谋团在当时如果冷静考虑一下,正确的决策应该是:命令新编第二十九师迅速推进至畹町,沿国境线布防,构筑工事,阻敌前进,坚守三五日;待正由川康入滇的第七十一军到达后,与曼德勒前线我远征军,前后夹击进占腊戍之敌。那么,或可取得战役胜利,至少也不会遭到后来那样的惨败。可是参谋团计不出此,竟下达了那样一个错误的命令,也就注定了第一次入缅中国远征军的全盘失败。

马维骥接到这个紧急命令时,立即在参谋处草草研究,部署和命令全师出发。我是当地人,熟悉滇缅路情况。我简单介绍后说,如果能在明天(二十六日)发车,一切顺利,二十八日赶到腊戍,还是有可能的。马维骥当时的态度是:明知不可为,又不敢不为;只顾个人的安危,而不计国家和远征军的安危。他说:“哪怕在二十八日我们只有一个连到达腊戍,也就算是执行了参谋团的命令了。”因而师部给各团的命令,也只说限期到达,没有作战计划。

当天,我奉命到下关滇缅路运输处联系汽车。该处也已接到紧急通知。因此,二十六日清晨,便有七十余辆卡车齐集大理城西门外。新编第二十九师师直属部队及第八十六团一部,即赶往缅甸战场。其他团队的情况没有这么顺利。接到命令后,各部队就地封车,封到一辆就走一辆,封到两辆就走两辆。

当时的滇缅路,路面狭窄,除惠通桥(保山怒江)一带是柏油路外,其余都是碎石路。沿途所遇到的撤退车辆,络绎不绝,争相抢道,无法快速行车。到达保山时,天已黑尽,仍须继续前进,连夜开车。沿途除稍停打尖外,车不停轮。可是交通堵塞情况越来越严重,抛锚的车子又特别多,其中还有汉奸捣鬼。通过怒江上的惠通桥(铁索桥)时,只能一辆一辆地过,因为车多,往往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到达怒江对面山上的腊猛街时,已经是二十七日清晨了。司机熬夜开车,疲惫不堪,加之坡陡弯急,路窄车挤,车速越来越慢,车队已是七零八落,失去了统驭。下午才到达遮放坝子。过遮放西面大山时,已是深夜。细雨蒙蒙,路滑难行,而撤退的车辆依然灯光相接,绵延不断,并且两三路“纵队”争先恐后地迎面而来,道路为之堵塞,谁也不能顺利前进。不得已,只好以武力维持秩序,尽量不让败兵退车自相倾轧。

我们是在下半夜通过畹町进入缅甸境内的。大约进到三十几公里处,天就亮了。由于官兵过度疲劳,无不昏昏沉沉地打瞌睡,谁也没有心情欣赏异国的风光。快到腊戍时,从远处传来隆隆炮声。

四月二十八日,新编第二十九师终于有一个营到达腊戍了。可是,这个营还来不及部署,敌人已冲到面前。由于仓促应战,既来不及挖掘工事,又没有反坦克武器,无法抵抗敌军装甲部队。虽然奋力抵抗,伤亡过半,敌人还是冲了过来。新编第二十九师后面陆续到达的部队,沿腊戍河临时构成防线。敌军数十辆坦克开进到河岸,一字排开,以炽烈炮火向我阵地轰击。我军只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还击,毫无效果。一二十架敌机盘旋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我们是以血肉之躯对付敌人的钢铁,不过,还是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入夜以后,敌人炮火不停。一夜之间,敌工兵架桥成功。我方则是士兵找不到军官,下级找不到上级,没有休息和睡觉,又找不到饭吃,有时还遭受缅奸的袭击。

二十九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强渡腊戍河。新编第二十九师先头部队,伤亡殆尽。后续部队仍继续零星地开往前线,由于失去了指挥系统,到一车被消灭一车。腊戍遂陷于敌手。

新编第二十九师又在新威,集中了约一个营的兵力,进行了抵抗。但败势已成,军心动摇,指挥混乱,一经上阵,便被敌人冲垮,如山崩堤决,一溃千里,不可阻止。

腊戍失守,入缅远征军的补给线被截断,腹背受敌,便仓皇撤退。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撤至印度和退回国内的不到半数。

(二)撤退

我是五月一日撤到畹町的。我带着几个士兵和两部卡车,在此地收容。畹町和河对面的九谷,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商店关门闭户,货弃于地,没有人要。下午,突然两声巨响,镇后白烟冲天,大概是自己爆炸汽油库。在祖国的大门前,竟看不到一点国防设施,禁不住悲从中来,政府究竟在干什么?黄昏时,风声更紧了。我们继续后撤,沿途更是混乱不堪。许多从南洋和缅甸逃回的侨胞,流离失所,呼儿唤女,惨不忍闻。

五月二日,我撤到龙陵。几天来未曾好好地吃睡,实在熬不住了。想到一个老同学赵鸿锡是龙陵人,便到他家去。他们一家正不知如何是好,见我到来,喜出望外。我把前线情况告诉他们。我估计,敌人再快也要两天后才会到达龙陵。他们就决定第二次迁到乡下去。四合院里堆放着几百大包棉纱,寄存棉纱的商号主人,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我带的汽车也丢掉了。

我一觉醒来,已经是五月三日中午。吃罢饭,信步走进龙陵城,不禁大吃一惊。城里有些人连店铺门都来不及关就逃走,人跑得一个也看不见了,简直是一座死城。我情知不妙,赶快出城向赵家走,路上碰到一位昨天在车上邂逅相识的士兵。他问我:“你怎么还没有走?敌人都过了南天门了!”这就是说,离龙陵只有十来里了。想不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我急匆匆地走到赵家祠堂门口,正遇一部汽车在上人,我便跳上去,随车离开了龙陵。

车行不过数里,便赶上了前面逃难的汽车群。由于抢道,汽车甚至被挤下山沟。道路经常堵塞,车流像蜗牛般慢慢移动,时开时停。公路两边走着两行纵队徒手兵,看来是些补充团的新兵,还没有补充到前线,便已往后跑了。他们还背着一些大红大绿的毛毯裹成的包袱,显然是打劫来的。夜里,车行更慢了。我感到危险正在迫近,没法睡觉。同车的一位侨胞,名叫许达,抱着六七岁的小女儿,悲愤地向我们倾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他是云南腾冲人,自幼到南洋做苦力,后来成了富商。日本人打到新加坡,他全家逃到仰光,再逃到曼德勒。路上妻子被打死,两个大儿子下落不明,随身携带的金条、美钞、卢比全丢光了,而今还不知何处是归宿。

后半夜,车子停住许久了,不知前面出了什么事故。灯光下看看公里牌,一夜才走了二十来公里,真急人。听说前面坏了一辆车,横在路上,挡住了后面一百多辆汽车的路。大家怒吼起来:“把它推下山去,推下山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天刚露亮,嗒嗒嗒……后侧便响起敌人的机枪声。一霎时,呼儿唤女,喊爹叫娘,呻吟声、号叫声响成一片,惨绝人寰。左边是陡峻的山,右边是山涧流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敌人的机枪在山沟对面不停扫射。我跳下车,伏在路边沟里,衣服被打穿了好几个洞。几百个妇孺老少躲在这里,个个面如土色。我想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冲出去死在外面。于是,我跃出公路,忽伏忽跑,忽跑忽伏,终于越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我脱险了。后来据说,那山坳里的几百难民统统被日本兵杀害了。

我又幸运地追上了一辆抛锚修理的卡车。它载着我翻过松山,看到了怒江。但还没有到腊猛,便又追上了撤退的大队车辆。车衔着车,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直到江边;东岸大山上汽车首尾相连,望不到头。由于要一辆一辆地通过惠通桥,车行比人行慢。我便弃车步行,车开就搭车,车停就走路。车队中我至少看到七八辆坦克,如果回头去抵挡一阵,这几万人的逃难者就得救了。我到了离惠通桥一二百米处,松山顶上响起了敌人的大炮声。一声呼啸,炮弹落到东山的公路上。我爬上一辆汽车过了惠通桥,回头一看,人在奔走,汽车抢着上桥,谁也不服从宪兵的指挥,一片混乱。桥头上,工兵正在紧张地埋放炸药。我军一班武装步兵散开,持枪沉着地向江边前进。江西岸,一些难民被迫跳进怒江逃命,他们明知道在急流之中,翻滚的江水会立即把他们吞噬,但是这样要比被敌人杀戮和凌辱强百倍。我绕过一个山嘴,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惠通桥被我方自行炸毁了。后来知道,这是工兵指挥马崇六当机立断炸的。虽然不得不忍痛把上千辆汽车、物资和难民抛弃于西岸,却也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为远道赶来的第三十六师赢得了时间,从此,敌人没能再前进一步。

这时,正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中午,烈日当空,口渴难当,只有路旁积水可喝。一支队伍约百余人,头戴树枝编织的伪装帽,正在待命。在炮声中,他们从容镇静。我由此感到祖国、家乡、亲人又有一线希望了。原来这是从西昌星夜赶来的第三十六师李志鹏的部队。

我搭车继续向山上撤,快到老农田时,前面公路已被炮火破坏,满山遍野都是弃车爬山逃难的人。敌人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在附近爆炸了。五六个穿红着绿的华侨模样的姑娘,远远跟着我爬山。我走她们走,我停她们停。她们不知何处是生路,走向哪里去。对岸敌炮一响,我便一边做手势,一边大声叫她们“卧倒”。她们既不回答,也不卧下,而是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茫茫的远方。死对于家破人亡、无处归宿的华侨,已经不是什么威胁了,也许死了还要好一点。

两批敌机杀气腾腾地从头上飞过。三三编队,每批二十七架。

越过了炮火封锁区,我又搭上了汽车,傍晚到达保山。保山已是一片废墟,余烬未息,死尸遍地。这表明,保山遭到了那五十四架敌机的狂轰滥炸,数千人在这一天里丧失了生命。

五月五日,我回到了新编第二十九师远征的出发地——大理。自从四月二十八日出发入缅,到现在只有九天,一个师就如此报销了。可悲可叹啊!

第六十六军所属三个师,是从三个不同方向撤退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率余部退往印度;新编第二十八师刘伯龙率余部从北路退入国内,经腾冲转保山;新编第二十九师马维骥率余部自南路退入国内,经镇康转保山。回国的两个师剩余合计不到三千人。两师共损失七千人以上,其中战死的估计不到三千,大部死于撤退途中的饥饿、疾病、蛇毒、蚂蟥和疟蚊。野人山上留下了成千的白骨。

第一次入缅远征,以丧师辱国告终。主要负责者应该是统帅部,直接负责人应该是战区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参谋团团长林蔚。可是,后来并没有听到官方对他们查办和公开的谴责。下级官兵成了这些误国殃民将领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在缅甸勇敢作战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的殿堂里应有他们的席位。

二 对峙

(一)滇西干训团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三十六师在惠通桥挡住了敌人。第十一集团军各部队,相继开到了滇西。于是形成了沿怒江长达两年的敌我对峙局面。敌人不失时机地巩固占领区,修筑永久性工事,我军则在积极准备反攻。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大理南门外七里桥公园内。当时,缅甸华侨青年,和腾冲、龙陵逃出来的学生,大量涌进大理,无所依存。宋希濂便计划办一个“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安置这批青年,并为反攻腾龙和缅甸培养干部。开办后,也招收了一些内地青年学生。宋希濂任教育长,副教育长是董仲竾。第一期成立了一个总队,学生一千多人。总队长易瑾,大队长有余子述等人,我在干训团任区队长。

宋希濂成立干训团,固然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但也还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作为滇西的军事首脑(此时新的远征军长官部还未成立),颇想有一番作为。

宋希濂对大理干训团的教育比较开明。在政治教育方面,既讲三民主义,又讲蒋委员长是抗日的领袖,没有进行过反共宣传。政治教官的思想可以说左、中、右都有。教务处处长陈复光,就是一个知名的左派,他是留苏学生。他作大报告时,讲国际时事,绘声绘色地讲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对苏联红军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也曾提到延安发动群众的经验值得学习。他的讲话得到宋希濂和学生的热烈鼓掌欢迎,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革命老人李根源,是同盟会元老,兼任干训团副团长。他激于爱国热情,不顾年老体衰,由宋希濂搀扶着上台给学生作报告。他讲的大旨是“明耻教战”。他声泪俱下,要大家记住敌寇对我奸淫掳掠之耻;他大声疾呼要大家加紧训练,早日反攻,收复腾龙。

宋希濂还特别从昆明请来西南联大的几位名教授讲学。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罗常培、张印堂、蔡维藩等几位先生轮流在大理文庙内作学术演讲,军民听众深受启发和鼓舞。几位先生还到洱海东的鸡足山游览名胜。费孝通先生还写了一本《鸡足朝山记》。那文思的清新,笔调的隽逸,使闭塞的滇西读者耳目一新,学生们大开眼界。宋希濂也亲自到干训团上课。

干训团的军事训练是很严格的。大队长一般是军校第八期生,队长一般是军校第十一期生,区队长大都是军校第十四、十五、十六期生,区队附大都是军校第十七期生。军事训练无论是操场、课堂和野外,都完全仿照中央军校那一套进行。爬山训练要求从三塔寺大营房一口气爬到苍山中和峰中和寺(爬山十几里);武装跑步要求从大理到下关跑一个来回(六十华里),中间只休息一次。干部和学生情绪都非常高。

大理干训团的学生,后来在反攻腾冲、龙陵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他们大都是沦陷区的青年,对侵占了他们家乡和杀害他们亲人的敌人恨之入骨,所以战斗意识分外坚强;还熟悉地形和接近群众,在侦察敌情、发动群众和实际战斗中都出了大力,其中数百人还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二)江防

大理干训团第一期学生尚未毕业,我便离开了干训团。一九四三年二月,总司令部副参谋长陶晋初介绍我到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去工作。新编第二十八师当时驻保山板桥。师长李士奇,把我安插到参谋处当参谋。这个师是由缅甸撤退下来的原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的剩余官兵经过补充新兵而编成的。此时,第七十一军的第三十六师直属总司令部为独立师。新编第二十八师补了第三十六师的位置,与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同属于钟彬的第七十一军。

当时的江防形势是:第七十一军担任滇缅路正面,左翼(南)是第二军,右翼(北)是第六军。

四月,新编第二十八师接替第八十八师担任怒江双虹桥、惠人桥至满八腊的江防。我师的右翼是第六军的第三十九师,左翼是本军的第八十七师。我随第八十二团第三营驻在保山通腾冲的要道——中渡山上的管龙寨。第八十二团团长黄文辉,团部驻打板箐。第三营(营长安世勋)左翼是第八十二团第一营(营长翁秀山),营部驻管松寨。第二营(营长邓益)过江打游击。

我师防地对面是绵延千里、巍峨险峻的高黎贡山,怒江如带,横亘于前。管龙寨山脚即是惠人桥,此时桥已破坏。桥左右有渡口(中渡和大渡),渡口各有竹筏二只,掌握在我军手中。

与管龙寨遥遥相对的是高黎贡山上的红木树。那里是进入腾冲的咽喉要地,常驻有三五百敌军,有时还附有山炮。

过怒江,有一条数里宽的狭长的坝子,坝子中零星地住着摆夷族(傣族)人。这是敌来我去、我来敌去的中间地带。

敌人并不在江边设防,而是在高黎贡山各要隘以及腾冲、龙陵各要点,构筑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工事,形成星罗棋布的、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互为犄角的据点群。

我军沿江布防,并作纵深配备,经常向腾冲北部固东、桥头、界头一带派出一个师(先是第六军的预备第二师,后是总部直辖的第三十六师)游击作战。江防部队也各自派出部分兵力过江打游击。新编第二十八师派出的是第八十二团第二营。该营经常进出于大塘子、南北斋公房一带,掩护腾北游击师的左翼及江防正面。

我师接防后,五月中旬,过江游击部队截获日军一支运输部队,毙敌数十人,缴获全部骡马及物资,受到军部的通报表扬。而另一支游击部队七十余人,由于警戒疏忽,遭受敌人奇袭,在梦中被敌人用刺刀全部杀死。

敌军的残暴是令人发指的。八月,我军一个侦察人员(大理干训团学生,腾冲人,忘其姓名)化装前往腾冲侦察敌情,被敌抓获。敌人将他高吊在树上,脚悬入汤锅中,在锅下烧火逐渐加温,至脚肉脱落,人未死而痛楚万状,惨叫之声,闻者心碎。这个侦察员至死也没有向敌人屈服。消息传至江边,江防官兵无不切齿痛恨,誓为烈士复仇。

一九四三年十月初,腾龙敌军为了解除腾北我游击部队的威胁,集中了一万余兵力,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他们分进合击,企图将我第三十六师歼灭于固东地区。我们接到警报后,沿江加强防守。我和机枪连副连长吴俊臣、迫击炮排排长赖勋,彻夜坐守在惠人桥东山头的机炮阵地上。高黎贡山上连日炮声隆隆。由松山、镇安街地区出动的敌第五十六师团一个联队,正沿怒江北上,经过我团防线。我们指挥迫击炮及重机枪,日夜不停地封锁对面张公山脚下的通道。这对于阻滞敌军的行动,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只有两门八一迫击炮和六挺重机枪,火力不够猛烈,射程也不够远,且地形复杂,容易隐蔽,未能大量杀伤敌人。敌人为了歼灭我第三十六师,只顾急速前进,因而对我东岸的射击,不予理睬,径向北去。

受命在南斋公房阻敌前进的我师游击营,受到了来自西、南两路敌人的严重威胁。敌人数倍于我,众寡悬殊,我军伤亡累累。营长邓益右臂被打断,阵地失守。该营一个姓邓的连长(忘了名字)泅水逃过江来。军长钟彬知道后,命令第二十八师将他逮捕,交军法审判。由于南北斋公房阵地被敌人突破,我第三十六师与江东的联系被切断,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经过半个月艰苦激战,付出了惨重代价后,主力才撤回怒江东岸,腾北游击区完全陷入敌手。那个泅水过江的邓连长,由于临阵脱逃,致使友军遭到重大伤亡,被军法处判处死刑,在由旺执行。此事在全军震动很大。

此后,敌人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到江边向我阵地开枪开炮,打了就走,猖狂之极。

十一月中旬,又一次警报传来。敌人从我左翼第八十七师防线打黑渡偷渡成功,一夜之间,深入十余里,有直趋保山的模样。全军上下大为紧张。这股敌军约为一个大队。天亮后,我江防部队已封住渡口,敌人后续部队未能过江。已偷渡的敌军还未到达施甸,便被我军民四面包围。敌人在山头凭险顽抗,战斗甚为激烈。我围歼部队越来越多,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也派出飞机扫射轰炸。敌人坚持了两天,终因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遗尸数十具,余众连夜逃过江去。

在敌人从打黑渡偷渡的同时,红木树敌军也派出了小股部队,携带小钢炮两门及机枪数挺,到我第八十二团第三营第七连阵地(中渡)对岸轰击和扫射。第七连梁连长指挥部队还击。敌人佯作攻击后,悄然退去。

红木树敌军常用山炮轰击我前沿阵地及管龙寨营部。我们没有山野炮,无法还击,官兵都憋着一肚子气。十二月初,第七十一军军部炮兵营派了一个连,带着四门七十五公分山炮来到管龙寨,我们高兴极了。山炮连长姓钟(钟军长的亲属),见面后,我们建议他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钟连长也想显显威风。第二天,便在管龙寨前方一个山头后,择定了炮兵阵地,并立即进行试射。由管龙寨到红木树,走路要六七个小时,但直线距离只有约一万米,山炮以最大射程可能射到。试射六七发炮弹,射击诸元已确定,便停止射击。入夜,我们向炮兵阵地搬送了两百发炮弹。半夜十二点整,估计敌人睡得正香,我炮兵突然进行密集射击。二百发炮弹在一小时左右便全部倾泻在红木树敌人的阵地上。据后来得到的情报,当晚敌人在睡梦中被惊醒,有些敌人连衣裤都来不及穿,便逃到掩蔽部中去了。这次射击对敌人造成的伤亡情况不详,但对我军士气却是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敌人的炮兵也向我管龙寨进行报复性射击,打了四五十发炮弹,都落到寨前坡地上,我军无伤亡。

十二月中旬,第八十二团团长黄文辉陪同两名美国联络官,乘马来到管龙寨。他们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敌情,在军用地图上作了符号,在炮兵阵地前仔细观察,作了记录,当天下午便回去了。

过了三天,天气晴朗,四架飞机一清早就从山谷钻出来,向惠人桥对岸一个寨子俯冲投弹。过了两天,又有四架飞机直飞敌人据点红木树,在山谷里转来转去,后复投弹扫射。从此以后,我们的空军便经常在前线参战。在滇西战场上,过去一直是敌人飞机的天下,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空军开始掌握制空权了。

第八十二团团长黄文辉是湖南人,他常用儒家的“智、仁、勇”道德标准,以及历史上名将的格言教导部下,抗日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到前沿阵地时,我向他说,日本人太欺侮我们了,一支小队伍就敢到江边来打枪打炮,我们也应该照样还击。我请求让我带一支很小的队伍过江去袭击红木树的敌人。他说:“好!有种!你等着吧。”新年前夕,黄团长来了电话,同意我过江作一次袭击。第三营营长安世勋给我抽调十名精壮士兵,带一挺轻机枪、八支步枪、两个掷弹筒,我佩一支二十响手枪。我率领这支小分队到第八连和连长陆炎(军校第十五期生)联系来往渡口的信号及具体安排。我们从周家渡乘竹筏渡过怒江。我带的这十名士兵,除班长郭长清是湖南郴州人外,其余全是四川人,副班长聂正容是四川安岳人。这些小伙子知道红木树山上驻有四百名敌人,如果我们在突然袭击后,不能迅速脱离敌人,那就别想活着再过江了。但他们一往直前,无所畏惧。在夜色苍茫中,我们顺着张公山山脚,潜行到红木树山下,没有遇到敌人。在一个坡地上吃罢干粮,我们便乘夜向红木树山上爬去,翻过一道山脊,前面黑压压一片,按时间和地形判断,离红木树已不远了。我们紧张地提着枪,轻手轻脚地继续摸索前进。时间已是深夜,星光下已看到红木树的轮廓,但没有灯光。我们停止前进,装好枪榴弹,架好轻机枪,我手枪一响,士兵们一齐射击。枪榴弹虽小,爆炸声却也惊人。一阵密集射击之后,我们便迅速撤退。天还未明,我们已到了中渡前坝子中的一个凹地,这里住着几十户摆夷。回看红木树,灯火闪闪,手电筒光分数路而下,敌人出动了。我们故意向居民询问到张公山顶去的路,并立即向张公山方向进发,中途掉头返回周家渡,随即乘竹筏过江。敌人果然赶到张公山进行搜索,发觉上当后,又跟踪追到周家渡,这时我们已安然渡江,他们就打了几十发迫击炮,悻悻而去。

这次袭击,事情虽小,但却是我军第一次派出小部队到老虎嘴边去拔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军两年来一直是被动挨打的局面。

一九四四年五月以前,即在我军开始反攻之前,怒江对峙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一次敌人大扫荡外,其余都是小接触。不过情况在不断变化,我军逐渐掌握了制空权,炮兵火力上也逐渐超过了敌人,官兵对于胜利的信念,也在逐渐加强。这些变化,敌人自然也是清楚的。他们不敢再作跨过怒江的打算,而是拼命加强工事,准备在我军大反攻时,负隅顽抗。

三 反攻

(一)备战

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四年初,远征军陆续用美国武器装备部队。我曾经在步兵专科学校重兵器班毕业,因而被派到昆明去学习美式武器,以后担任技术教练。从前线到后方,所见所闻的许多鼓舞人心的消息,使我确信,反攻已不是一句虚话了。

当时的滇西,大军云集,似乎这儿成了兵的世界。除了已集结于前线和二线的第二、五、六、八、五十三、五十四、七十一军等七个军以外,还有直属长官部的两个重炮团,许多汽车兵团、运输兵团以及补充兵团。滇缅路上,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源源不绝地开往前线。美国军人也大量出现在滇西。保山和云南驿,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基地,每天都有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美国装备。到处可见身穿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字样的夹克的美军。

昆明黑林铺训练班,从各部队抽调人员来短期轮训,由美国人任教官,主要学习美式武器的使用和步空联合、炮空联合、步炮联合作战的战术。步兵武器有:六〇迫击炮、战防炮、战防枪、火箭筒、冲锋枪、卡宾枪、半自动步枪、美式轻重机枪,以及步话机等。这些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新式武器。

一九四四年初,美式武器先后配发给各部队,各部队的建制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从步兵团来说,除八一迫击炮连之外,增设了战防炮连(四门)。营炮排增设火箭筒班(配伯楚克火箭筒二具),和战防枪班(两支)。连增配了六〇迫击炮六门(每排二门)、火焰发射器一具、步话机一台、冲锋枪多支。师配属了山炮营(情况不一)。各部队积极展开训练。军民都在传说:“反攻就要开始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新编第二十八师从江防换下来,在保山、由旺一带整训。这时,师长李士奇已调他职,由刘又军继任。刘又军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反攻已迫在眉睫,本师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整编,以及熟练地掌握美式武器的使用和保养。他特别强调,要重视步炮联合作战和陆空联合作战的训练。他说,反攻开始后,将有大量的炮兵和美国空军配合作战。

三四月份,由旺周围枪炮实弹射击之声不绝于耳。学习新式武器,官兵们劲头大,兴趣高。美式步兵武器中,六〇炮、火箭筒、火焰放射器这三种威力强大,轻便适用,最受欢迎,在后来的实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最不受欢迎的是战防枪,既笨重,又不适用。

经过用美式武器装备以后,部队火力大为增强,官兵士气高涨。过去,我们常以武器不如敌人而苦恼;现在,我们为有能压倒敌人的武器而欢欣鼓舞。

远征军的军事训练抓得很紧,也是卓有成效的。可是,鼓舞官兵爱国主义热情的政治思想教育却做得很差。每个师都有政治部,主任是少将军衔,或者由副师长兼任,但是工作重点没有放在政治思想教育上,只是搞了个剧团,演些京戏或地方戏;也有演宣传抗战的话剧的,但不多。另外,政工人员在部队里也是受歧视的。远征军之所以在反攻腾龙的作战中,不辞艰苦,勇敢战斗,终于取得了全歼敌人的胜利,从思想上说,主要是由于战士们发扬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双虹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期待已久的滇西大反攻,终于开始了。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卫立煌)进驻保山板桥马王屯,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反攻之初,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自双虹桥以北各渡口渡过怒江,攻击高黎贡山一线敌军,以收复腾冲为目标。左翼的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除以新编第二十八师掩护自双虹桥渡江的第二十集团军攻击部队外,第二军第七十六师、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各派出一个加强团,从打黑渡和七道河渡江,作为助攻,以牵制龙陵方面的敌军,不让其向腾冲方向增援。

五月中旬,新编第二十八师驰赴双虹桥东岸集结待命。此时,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五十四军已渡过怒江,正在双虹桥对面各山头与敌展开激战。我师的任务是,确保第五十四军后方的安全,并应付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此后的十多天,我们都是在双虹桥东山顶上观战。双虹桥两岸没有平坝,巍峨大山挟江相对。俯视对面较低的一些山头,见到我军正在进攻,点点人影,约略可见。远处大山头上,敌人射击的炮火,发出一道道闪光。我空军或数架或十余架穿梭于群山之中,炸弹轰起的黄尘和浓烟直冲云霄。我东山炮群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成千发炮弹倾倒于敌军阵地上。敌炮兵发射一炮,便会遭到我军十倍的还击。

一天,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我军数百名士兵,向一个山头发起冲锋,前赴后继,十分勇敢。敌人的反抗也极其顽强,但他们已失去空中和炮兵的优势,只能利用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进行顽抗。不过敌军的交叉火网也非常厉害,我军一接近敌阵,就被压制下来,因而使我军遭到很大伤亡,接连几天都没有取得进展。

一天傍晚,我军一个山炮营,以一门单炮向对面大山腰敌军的一个火力点试射,打偏了,炮弹落到山沟里。观测兵用炮队镜观察弹着点时,意外地发现山沟里隐藏着一百多敌人。这股敌人以为我军炮火是向他们发射的,便往山上逃跑。山炮营长发现这一情况,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全营迅速调整射击诸元,连续发射了几百发炮弹。这一股企图从山沟里出来偷偷抄袭我军后路的敌队,被消灭了。这是一次引为笑谈的出乎意料的收获。

第二十集团军渡江之初,是比较顺利的,接下去的战斗就艰苦了。敌人处于劣势下战斗意识的顽强,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军每攻克一个小山头,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半个月过去了,杀伤了不少敌人,但双虹桥当面山上的敌人还在继续顽抗,我军主力还没有越过高黎贡山,每天都有上百的重伤员从前线运下来。炮兵每天消耗的炮弹是惊人的,少则数百,多则数千,天天如此;其他物资消耗,更难以计算。双虹桥后方,无论是到瓦窑兵站,还是到板桥兵站,都没有公路,军需运输全靠骡马和民工。我们每天看到数以万计的民工,和数以千计的驮马,奔驰在崎岖的山路上。人民群众为了支援收复腾冲、龙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月底,我师奉命归还建制,参加第十一集团军即将开始的向滇缅路各据点的攻击。

(三)松山战役

松山耸立在惠通桥西岸,扼滇缅路之咽喉,也是龙陵的屏障。守敌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及师团直属炮兵联队,他们盘踞两年,在大小松山、阴登山、大垭口、滚龙坡等群山上,修筑了极为坚固的、重榴弹炮也打不坏的工事。其中有充分的作战储备和生活设施,如发电设备、抽水设备、通讯设备等一应俱全。敌人经常驻有三千人以上的兵力,方圆数十里都在其炮兵控制之下。我军反攻之前,曾对松山敌情多方进行侦察,但因敌人戒备森严,只探知一些粗略迹象,而不了解其详细情况。

反攻之初,第十一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是避免对松山作正面的攻坚战,只以两个团的兵力,配以东岸强大的炮火,对松山作牵制性进攻。集团军主力(两个多军)则自左翼攀枝花、打黑渡等渡口过江,首先攻占平戛、象达、镇安街,进而收复龙陵、芒市,截断松山敌军的补给线,迫使敌人撤出松山。这未尝不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作战计划对松山敌军的主客观条件,都作了过低的估计。

第十一集团军的主力第二军和第七十一军,在渡江成功后,与先期渡江的两个加强团相会合,向预定目标攻击前进。

新编第二十八师从反攻开始便被分割使用。第八十四团拨归第八十八师师长胡家骥指挥,参加向龙陵、芒市的进攻。第八十二团和第八十三团自攀枝花渡江,向北攻占竹子坡、腊猛街、阴登山和松山。这个任务,后来是由一个军牺牲七八千人来完成的。

六月四日清晨,第八十二团进至攀枝花渡口,对部队作了战前动员。此时,右方惠通桥上我733高地上炮兵,向松山一线猛烈炮击。我进攻松山的步兵虽少,却有两个榴弹炮团和本军山炮营的支援。在百门重炮的震天响声中,我军开始渡江。十多条橡皮船来回运载,翁秀山率领第一营先过江,在对岸掩护后续部队。天上,我空军九架重轰炸机轰鸣助战。虽是六月天气,怒江的水依然寒冷彻骨。骡马全是泅水渡江,幸而未发生事故。十二时,第八十二团渡江完毕,随即攀登而上,向竹子坡攻击前进。此地山坡陡峭,人马难行,艰苦异常。

竹子坡是敌军在阴登山南翼的前沿阵地,日军只有大约一个中队,在炮火猛烈攻击下,敌人抵挡不住,撤往腊猛。下午,我第八十二团便占领了竹子坡。从这里仰望北面不远的阴登山,落日余晖照射着重重的铁丝网,闪闪发光。我对岸重炮正向山头轰击,炮弹爆炸后的团团白烟翻滚而起,尘土飞扬。阴登山后大松山上敌人的山炮,也不时向我竹子坡射击。敌人从哪里打炮,我东山重炮便向哪里压制,这给我们增添了很大的力量。阴登山像一座大钟,山顶有一个约为三十度的缓斜面,接下来是六七十度的陡坡。陡坡森林密布,但山顶缓斜面的树木却被敌人砍光了,用这些木材修筑堡垒,又可扫清射界,想得倒是很周到的。山头上有几个地堡的射击孔,从望远镜里隐约可见。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用以吸引我军火力的伪装。我们以为经过十几天我军飞机、重炮的猛轰,阴登山上敌人的工事大概摧毁得差不多了。其实大谬不然,除了千磅炸弹直接命中的少数几个地堡被炸毁外,其他敌堡上虽然弹痕累累,依然没有丧失作用。

阴登山脚便是腊猛街。这里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因为滇缅公路经此绕上松山,它便成为旅客休息和用餐的处所,并逐渐兴旺起来。这里驻有敌军一个中队。

阴登山背后紧连着松山,它既是松山的屏障,又可得到松山诸峰从左、后、右三个方面的火力支援。树木森森,到处都是暗堡,眼看不到,炮轰不着。阴登山、腊猛和竹子坡敌人的兵力约共有一个大队。

六月四日晚,第八十二团和第八十三团在竹子坡一边构筑临时工事,以防敌人来袭,准备第二天向腊猛、阴登山进攻。第七十一军山炮营也随步兵到达,在竹子坡选好阵地,进行试射。

夜十一时,第八十二团团长黄文辉正在召集战前会议,下达明天进攻的命令,附近突然一声枪响,接着是连发,各种枪声密如连珠。原来是第七连姓李的排长,带着一班巡逻哨向前沿走去。大约有四五十名敌人已经钻到第八十二团指挥所附近,听到人声便潜伏路边。我尖兵一人走近,被敌一军曹跃出用刺刀刺穿胸膛,惊叫一声,倒地死去。李排长在他身后七八步,夜黑看不清,以为他摔倒了,便把右肩背着的冲锋枪甩到左手持着,急步上前,准备去拉那个尖兵。此时,突见一个黑影用枪向他刺来,李排长往左一闪,右手一把抓住了敌人刺刀与步枪枪口之间。他左手正打开冲锋枪保险时,敌人已先发了一枪,把他的小指和无名指打飞了。他咬住牙关,用三个指头死握住敌枪不放,左手冲锋枪抵住敌人胸膛,一梭子弹全部钻进了敌人的心脏。他接着向隐藏的敌人扫射,我巡逻兵也一齐开了火。敌人第一次偷袭被我粉碎,遗尸六具(包括那个军曹),狼狈逃走了。

六月五日,新编第二十八师两个团分别向腊猛和阴登山进攻。凌晨,我空军飞机四架向阴登山头俯冲轰炸。重炮团的密集轰击打得阴登山顶硝烟弥漫。

我第八十三团勇猛地向腊猛突进,守敌二三百人激烈抵抗,被我杀伤甚众,敌仓皇后撤。中午,我军收复腊猛,继续击退敌人几次反扑,占领了淘金河以南的几处高地,切断了通往大坝的公路。

我第八十二团以第三营攻击阴登山。部队下竹子坡向前开进时,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便跃进至山麓,攀藤缘葛而上。沿途树林中都有敌人的暗藏射手,狙击我军。我前锋以密集火力开路,肃清林中敌人,全营顺利攻击至陡坡与山顶缓斜面构成的棱线。棱线以上便是寸草不留的山顶,敌主阵地便在山顶中部,距棱线不到一百公尺。我方炮兵已作延伸射击。敌阵地上的铁丝网东倒西歪,一片死寂。只有远处的炮声在轰鸣。我军两个连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火的掩护下,向敌人主阵地发起了第一次攻击。士兵们刚跃出山棱往上冲,便遭到南、北、西三面远近各处敌人暗堡机枪交叉火网的射击,因毫无藏身之处,几十名官兵当即牺牲于光坡上,我军攻击顿挫。这次攻击的唯一收获,是发现了一些隐蔽巧妙的敌堡。于是我炮兵再度猛轰敌人,竹子坡我山炮营对敌据点进行精确射击。但是,当天的三次冲击山顶,均未奏效,机枪连连长中弹牺牲,前后伤亡近百人。我军坚守山棱不退,就地连夜挖掘战壕,准备再战。

当晚十二时左右,第八十二团机枪第三连班长聂正容正在给重机枪装填子弹(该连用的是丹麦造麦特生式轻重两用机枪),敌一股约百人从阴登山脚上山,摸到我军后方,用刺刀杀死我两名步哨,径自摸到我机三连阵地,听到聂正容装子弹的声音,便悄悄走近,自背后一刺刀将他杀死。排长王保成听到惨叫声,提着冲锋枪过去问:“是谁?”副连长吴俊臣(四川人)富有夜战经验,他端起冲锋枪扫了一梭子,一边大叫:“不要问,快打!”他们两人一扫射,敌人便哇哇地冲上来。传令兵王来福(四川人)把弹匣装好给吴俊臣,打退了敌人第一次冲锋。全机三连六挺重机枪迅速掉过头来,向再次发动冲击的敌人扫射,打得敌人转身而逃,遗尸三十余具。山顶上企图冲下来策应的敌人,也被我步兵打死十余个。

由于我空军和炮兵未能完全摧毁敌堡,我们便用火箭筒及火焰放射器去攻击。六月六日拂晓,我两具火箭筒和三具火焰放射器推进至棱线上选定了的位置,全部机炮做好准备。一声令下,一条条火龙奔向敌人几个主要地堡,数十挺轻重机枪分别对准已发现的敌人火力点射去,我步兵乘势冲向敌阵,越过铁丝网,向壕沟中冲出来的敌人射击、刺杀。一场血战奏凯歌,我军第一次占了阴登山。紧接着,反斜面上,以及后面几个山头上,敌人的炮弹、枪弹便向我们倾泻而来。已攻占山顶的我军步兵,迅速跳下敌人留下的交通壕进行还击,但经不起敌人枪炮的密集轰击,又被迫退回棱线下。当日,第七连梁连长和第九连李连长阵亡,官兵伤亡共五十余人。敌人伤亡也不下此数。

六月七日,第八十二团又以两营兵力,再次向阴登山发动猛攻,摧毁敌地堡数个,占领了山头。敌人再次反扑,失而复得者再。但这一天总算站稳了脚跟,我们宣告收复阴登山。经深入观察,才知道敌堡垒是何等的坚固。有一个地堡是被飞机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炸毁的,四五公尺深的上下结构,还约略可见。泥土中埋着残断的近两人合抱的大圆木,还有扭曲的厚两公分钢板和钢轨。有些地堡虽然被一〇五榴弹炮直接命中,并没有坍塌,只打破了一点“皮”。敌人的顽强也是惊人的,他们被迫撤出阵地时,一个敌小队长腿被炸断,我军迫近时,他竟用刺刀自杀。他们的营妓也敢打着光脚跳出战壕来投手榴弹。一段只有四五十米的交通壕内躺着敌我两军上百具尸体,时届盛夏,臭气熏天。这里是唯一可以在争夺战中掩蔽的地方,也是敌我炮兵反复集中轰击的地方,因此这里既是求生之所又是葬身之地。由于死者太多,这里宛如一条血河。自六月八日至二十三日,敌我双方在阴登山进行多次拉锯战。那条血河中的尸体,日益增加,而且腐烂脱骨了。为了保持既得的阵地,我官兵不得不站在血潭中坚守着阴登山。

在此段时间内,我第八十三团连续向大垭口之敌发起进攻,同样遭到敌人的疯狂抵抗,未能获得进展,但颇有斩获。

至六月下旬,我阴登山阵地才稳定下来。我师续向松山发起进攻,第八十四团也从龙陵调来,归还建制。

松山是怒江西岸敌人的主阵地,地堡比阴登山更多、更大、更坚实,最大的可以容纳七八十人在其中长期生活和作战。敌主力部队和指挥中心也设在此处。

此时,我攻击松山部队,逐渐增加到四个团(新编第二十八师三个团,和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一一七团),但因伤亡过大,实力已不足三个团;且久战疲劳,阴雨连绵,山陡路滑,攻击难以奏效。到六月底,虽然向松山各高地发动几次进攻,杀伤了不少敌人,摧毁一些堡垒,却未能取得显著的进展。敌人也未能夺回阴登山、腊猛和竹子坡。

七月初,攻击松山的任务,交由第八军承担。新编第二十八师在松山地区作战一月,收复阵地三处,歼敌五百余人,自己伤亡却在一千人以上,代价是惨重的。但是,这次战斗削弱和疲劳了敌人,摸索到敌人作战的一些规律,给司令长官部正确认识松山敌军,提供了确切的依据,给友军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第八军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才于九月初完全收复松山。第八军的战斗经历,比新编第二十八师更艰苦,伤亡更大。松山一役,历时三个月,全歼守敌三千余人。虽然我军牺牲倍于敌人,但寸土必争,收复了失地,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第八军攻击松山的情况,笔者仅知大概。有两点是远征军津津乐道的:一是炸地堡。松山顶部敌人最大的地堡,炸不垮,烧不倒,最后只得进行坑道作业,直达敌堡底部,装填了两辆中吉普TNT炸药,一声爆炸,七十余名敌人粉身碎骨。第二是断水道。敌人从怒江抽水上山,水道隐蔽得十分巧妙,看不到,炸不坏。攻击几十天,不知道敌人吃水从哪里来。多亏当地居民协助,找到主水道所在,予以切断。敌人弹尽援绝,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终于全军覆没。

(四)龙陵战役

第十一集团军在反攻之初,避开从滇缅路正面对松山的攻坚战,以主力自左翼直趋龙陵、芒市,把滇缅路上的敌人切割成数段。

六月四日,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和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越过小黑山、平戛一线,向龙陵进攻。第八十四团由鲁团长率领,穿过象达,直插龙陵、芒市间的华达岭,击溃两个中队的守敌,占领了龙芒公路上的放马桥一线,以阻止芒市之敌增援龙陵。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以全力猛攻龙陵,不过五天,龙陵周围所有要地尽被我军攻克,前锋直薄龙陵城下赵家祠一带,龙陵城已在我四面包围之中。我军另一部又攻下了松山与龙陵间的镇安街和黄草坝。芒市至惠通桥公路上的敌军已被我斩为数段,我左翼第二军也随即攻下平戛、象达。形势发展,确实振奋人心。

然而,敌人作战意识之顽强、工事之坚固和储备之充足,超出我们意料之外。敌人虽被分割,却毫不畏惧,依然各自为战。我军一时未能攻下龙陵城,松山敌军又固守不退,公路无法为我所用。不到一周,绕攻龙陵的主力部队,便面临补给跟不上的严重问题。此时,滇缅边境已进入雨季,终日阴雨绵绵。从由旺、施甸通过攀枝花等渡口,翻山越岭到达龙陵前线的山间小路,泞滑不堪,人马难行,粮食、弹药不能及时运到战地。空中支援也因受到天气限制,难以满足数万大军的战斗需要。攻击龙陵的第七十一军主力,枪缺弹,人无粮,能守住既得阵地已经不易,更谈不到发动攻势了。于是战事停顿下来。此时,远征军长官部才认识到不攻下松山,是难以在龙陵、芒市进行大兵团作战的。于是,急调第八军去攻松山,并积极在怒江架桥,使汽车首先通至腊猛,再由腊猛用人力、畜力转运补给品至黄草坝,缩短了补给的路线和时间,龙陵前线情况才开始改观。

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最初在龙陵、芒市之间的放马桥打援。六月中旬,芒市敌军一个大队气势汹汹,北援龙陵,第八十四团阵地遭到敌炮火猛烈轰击。官兵勇敢杀敌,虽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终日。十八日,该团奉命撤出战斗,归还新二十八师建制,参加攻击松山。七月初,新编第二十八师把攻击松山的任务交给第八军后,全师调往龙陵,归还第七十一军建制,参加对龙陵的进攻。此时,新编第二十八师伤亡已达三分之一,长期连续作战之后,又辗转跋涉,官兵蓬头垢面,困顿至极。到了龙陵东郊,由于战事沉寂,两军对峙,才得到喘息机会。

八月中旬,激战又起。新编第二十八师奉命攻击龙陵南约五里的三关坡,其他各师全面推进。我师由于已获得休整和补充,士气振作,火力炽烈,歼敌数十名,攻占三关坡。敌人随即反扑,一夜之间,火光烛天,杀声震地,三关坡失而复得者再。第八十二团第一营营长翁秀山亲自端着冲锋枪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腿部中弹倒地,依然射击不停,继续指挥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新编第二十八师营连级干部伤亡殆尽。八月下旬,郊区敌人被第七十一军击溃,残敌在城内死守待援。第七十一军各师,及第二、六两军各一部四面围攻龙陵城,眼看指日可下。

八月底,芒市敌军两个联队大举增援龙陵。新编第二十八师由各团及师直属部队抽调人员组成一个加强营,与第六军部队共同在南天门阻击来援之敌。南天门距龙陵城十余里,是龙芒公路上的要隘,山势险恶,易守难攻。敌人集中炮火猛轰,冲上山头,敌我两军展开一场恶战。我军用尽一切武器,甚至用滚木礌石打击敌人。敌人虽然尸横遍野,依然蜂拥冲上我阵地。在反复冲杀之后,我守军全部壮烈牺牲。

敌军攻下南天门后,龙陵敌势增强,随即向城外各要点出击,形势十分紧张。新编第二十八师被压迫从东北坡阵地,撤至三关坡固守。敌军三百余人一日数次猛攻三关坡。新编第二十八师自师长刘又新以下仅余一千余人,全部投入战斗。不论如何告急,总部、军部的电话命令都是“不许退后一步”。新编第二十八师每天伤亡数十人,死守三关坡近十天。随后,第二军一部增援三关坡,局势才稳定下来。直至九月中旬,敌人始终没有攻下三关坡。

九月七日,我第八军攻克松山。十四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滇西战局,大为改观。后方公路直通龙陵城郊,弹药给养潮涌而至。重炮两个团到达龙陵前线,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也自昆明空运增援。龙陵敌军已陷绝境,但还要作困兽之斗。

十月下旬,围攻龙陵各军经过调整部署,向城郊发起总攻,逐次肃清外围。十一月三日,完全克复龙陵。敌军败势已成。远征军继续挺进,先后攻占芒市、遮放、畹町。一九四五年二月,和印度打过来的孙立人新一军在芒友会师,打通了滇缅、中印公路,收复了滇西全部失地,歼灭和击溃了敌人两个多师团,在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龙陵以后的战斗,新二十八师就没有参加了。新二十八师是滇西反攻战中牺牲最大的一支部队。反攻前在由旺整训时,全师实有官兵约八千人。至十一月,克复龙陵时,伤亡人数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幸存的不过五六百人。随后调回保山休整,连同伤愈归队和后勤人员,合计全师官兵仅一千余人。

但是,新编第二十八师后来受到的对待,却是最不公正的。在第十一集团军中,新编第二十八师只是一个“捡来的流浪儿”。反攻中,一直被分割使用,多数情况下是担任侧翼掩护作战。虽然如此,新编第二十八师在松山战役中以弱攻强,却能连克竹子坡、腊猛、阴登山,屡攻松山、大垭口,牵制住松山劲敌不敢出击,确保第十一集团军侧后的安全。在龙陵战役中,于南天门、放马桥力阻顽敌,三关坡死守阵地,以及攻城诸役,全师伤亡殆尽。这一切,战报及战后的新闻报道,都很少有人提到。在由旺医院中,第七十一军副军长陈明仁到院慰问伤员时,我曾向他陈述过战况和感想。陈明仁说:“新编第二十八师官兵是有很大功劳的。”可是对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功劳,酬劳是什么呢?说来令人痛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剩余部队,由保山调往昆明。昆明警备司令杜聿明奉陈诚“整军”之命,对新编第二十八师强制缴械,予以解散。执行之日,突然派出大量武装部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包围了新编第二十八师驻地,命令交出全部武器装备,徒手集合,然后分别“资遣”,或作其他处理。一支抗日有功的部队,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岂不令人寒心!

(五)由旺医院

由旺是保山城西南约六十里的一个集镇,是滇缅路上的一个中途站。反攻时,这里担负着转运战争物资,支援第十一集团军,并收容从战场运下来的伤员治疗后,转运到后方去的任务。

由旺镇外土坡上,临时设置了一个美军医院。医院人员全都是美国人(包括美籍华人)。院长是一位美军少校军医,名字忘了,我只称他的军衔“麦乔尔(Major)”。他是一个非常矜持、严肃、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位院长的医术也很高明,许多大手术都由他亲自动手。新编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一位营长,右脚跟被手榴弹炸伤,伤势本不太重,但受到感染,路上又耽误了时间。送到由旺医院后,院长一检查,便决定要动手术,把小腿以下锯掉。这位营长坚决不肯。院长苦苦相劝,还是不肯。第二天,肿到了小腿。院长说要从大腿锯掉,他就大骂院长。院长耐心说:“不锯就会死!”他说:“我宁死也不锯,不用你管!”院长气得摇头离去。第三天,肿到大腿,一条腿都呈绿色,已经无可救药,终于死了。院长很痛心,他含着泪,捏着双拳在帐篷里对伤员大呼:“我是医生,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他的真诚,感动了许多人。第八十二团第一营营长翁秀山,腿部重伤,本来也不愿意锯,院长一再劝告他,不锯不行。他锯了腿,才活下来。

伤员是从前线用担架翻山越岭运下来的。在前线,仅仅由卫生队战地包扎。民工们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到第一线去抬伤员,沿途还要遭到敌人飞机的袭击。山路泥泞,他们还得小心不让跌坏伤员。我负伤时抬我的两位民工,遇到敌机空袭,他们并没有把我摔下就跑,而是把我藏进树林。上下陡坡,也没有把我摔倒过。我直至今天,还在感激那两位不知姓名的同胞。

到由旺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衣服换掉,穿上条纹布伤员服,所有随身衣物都要送去消毒。

这个战地医院是反攻开始时才建成的。小山坡上全是白色帐篷,每个帐篷有三五张病床。到这里来的,大都是第十一集团军官兵。后期,也有少数是第二十集团军送来的。

这个医院有较好的医疗设备,特别是两种特效药,深受伤员的赞扬。一种是盘尼西林,一种是名叫“沙佛里尔曼”的白色粉状药。这两种药对消炎、止血、生肌确有奇效。

我接触最多的是牙科医生柯尼尔上尉,我们也只称他的军衔“卡普敦(Captain)”。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耐心细致的人。原来在纽约开了一个牙医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应征入伍的。他给我开刀,事先总是很亲切地安慰我说“不要紧”。手术时,轻手轻脚,一再问:“痛不痛?”第一次手术时,他随便说了一句:“你的头发这么长。”手术后,我便请一位轻伤病友给我把头剃光了。换药时,柯尼尔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要把头剃光。我说:“头发会妨碍你做手术。”他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美军医院的生活是比较好的。美国厨师(华裔或美籍华人)不会做中国菜。每天三餐,到时候,每个帐篷给提来两个大铁桶,一大桶罐头肉、菜,一大桶煮饼干。有时也有大米饭或面条,但都是煮得黏糊糊的。

医院里没有报纸,但对前线的消息,并不闭塞。每天从前线下来的伤员,都会带来最新的战地新闻,其中有许多精彩的、动人心魄的故事。

第三十六师一位副营长张文才(广西人),他讲到围攻腾冲城的一个故事。腾冲城墙高而且厚。两年来,敌人在城墙上每隔十米二十米又修了钢筋水泥工事,城内也是地堡密布,步步为营。我军肃清腾冲外围诸山头敌人后,兵临城下,大举攻城,因牺牲甚大,没有攻下来。这一天,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我空军三十余架飞机临空轮番轰炸,炸开几个缺口。我敢死队乘敌人被炸得晕头转向、城头硝烟弥漫之际,冲上城墙。敌人苏醒过来后,便从城内及两侧向我已攻上城墙的敢死队发起反击。侧射火力封锁了我后续部队的进路。敢死队的勇士们在城头上与三方的敌人作殊死战斗。城外我军除了向两翼射击外,别无他法支援,眼看着城墙上敌我肉搏拼杀。突然看到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翻滚,一个要往城内翻,一个要往城外翻。那个中国兵力气大,最后抱着日本兵顺缺口翻到城外。但两人还是没有撒手,还互相用嘴咬。城外我军以机枪向他们近旁射击,他们才松手。趁他们松手分开的一刹那,我军就把日本人打死了。中国兵跑回来了,他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一只。这支敢死队终于在城上站住了脚,为攻城开辟了道路。

第二军军部的一位通讯参谋朱唯一,对我讲过一件事。我军克复龙陵、芒市之后,追击到畹町时,敌军在一座大山上凭险固守,攻不下来。第十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他命令把总部直属的两个重炮团,以及各军的山炮营、迫击炮,都集中起来,由他统一指挥。黄杰在电话中一声令下:“各炮速射五十发!”打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他又一个命令:“各炮再速射五十发!”轰了一两个钟头,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把一个山头都打平了,敌人一个都没有剩下,或者死了,或者逃了。这个故事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在反攻滇缅的战争中,我军炮火的猛烈,是抗日战争中绝无仅有的。总司令或军长下命令,对一个山头或一个据点炮击一千发或几千发,这是常有的。美军医院的医生们,是十分辛苦的。伤员昼夜不停地送来,他们也昼夜不停地抢救和治疗,有时一个大手术接连做七八个小时,医生们认真负责,不辞辛苦。每当一个濒临死亡的伤员被救活,医生们兴高采烈,溢于言表。他们为每一个伤愈归队的伤员祝贺。由旺美军医院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伤员,对滇西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里,捎带提一提美国的第十四航空队,在滇西反攻中,确实是与我军密切合作,为反对日本法西斯英勇战斗。除了支援前线以外,还保卫着我后方领空。我在由旺时,有一天,十二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窜入保山上空。我方一架由昆明飞往保山的运输机被日机击落,在东山坡熊熊燃烧。另一架我运输机被日机追逐,正飞向机场。机场上,我高射炮猛射敌机。敌机升空后仍在上方编队盘旋。这时,一阵马达轰鸣,四架“P38”双机身美国战斗机,从低空掠过医院,直冲蓝天,扑向敌机群。只见一阵机炮闪光,一串炮弹射向敌机,两架敌机中弹,立即摇摇晃晃离队向西逃跑。其余敌机被冲得七零八落。双方十余架飞机,上下翻腾,进行激烈的空战,敌机终被打得狼狈而逃。

在空战中,中国伤员能行动的,都站在土坡上观战。院长大叫:“中国兵,中国官,快快,快快卧下去!”中国伤员没有听。打完空战,院长大发脾气,责备伤员不听他指挥。伤员们知道他是好心,对他说:“前线比这危险,我们都不怕,飞机打仗怕什么!”院长说:“你们可以不怕,可是我要为你们负责!”

这些都是抗日战争中,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对付侵略者的事迹,在我国的抗战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