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

沈定

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战役，写过史料的人已经不少，他们一般都是前远征军参战部队的高、中级军官。他们囿于当时所处地位，所记的只是一个局部，不够全面。而且时间隔得太久，凭个人的记忆，易在人名、地点、时间及事实各方面，互有出入。我是当年参谋团参谋处的少校参谋，又是事后编撰《滇缅战史》的参加者，对这次战役了解得比较全面。但在“十年动乱”中，以前保留下来的材料已全部损失，记忆亦已变得模糊。一九八二年六月，我与当年参战的第五军军部少校参谋赵荫承（起义人员，现在是重庆市税务局退休干部）、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部中校参谋贺衡纲（重庆市南岸区政协委员、民革成员）共同仔细回忆，交换情况，互相对证，对于入缅作战中一些重要情况发生的时间、地点、参战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等，作了初步的核实。但因时间相隔太久，记忆与事实难免还有出入，希各方面的知情人士予以指正。

滇缅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的重要战役之一，可分滇南备战、入缅抗日、云南怒江惠通桥战役三个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于一九四一年春派遣一个参谋团到云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派出机构，至一九四二年冬，撤回到重庆。它经历滇缅战役的全过程，名义上是代表军令部指导滇缅军事，实际上是代表蒋介石指挥驻滇及入缅军队。其中滇西怒江惠通桥战役是西南三省在抗日战争中转危为安的一次关键性战役。

本文主要叙述惠通桥战役的实际情况。当时日军突破远征军左翼，敌机械化部队第五十五师团从滇缅交界孔道——畹町长驱入滇，远征军全部被阻滞于国门之外，从滇西下关一直到四川的西昌，一路都无军队驻守，情况万分危急。参谋团得讯后当机立断，迅速从缅甸腊戍退回国内，炸断怒江惠通桥，命令退回国境的汽车部队和零星部队，据守天险，浴血苦战三天，直到援军赶到，才扭转危局。

参谋团的组成和所起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第一季度，日军已侵占越南，下一步即将入侵缅甸。当时英国在缅甸驻军极少，又无战斗力，如日军入侵，势必随时放弃，我国云南省就成了日本第二步入侵的目标。如果云南为日寇占领，则四川、贵州就很难保全。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所属三个部（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中抽调一批军事专家，组成一个参谋团，作为军委会的派出机构，驻云南省会——昆明。参谋团先做备战工作，一方面陆续增兵入滇，一方面拟订《滇南防守计划》，并加强云南边境国防工事。

参谋团的成员名单，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与他的高级幕僚精心选定的，集当时各兵种军事人才的精英。这些人作为短期调用，任务完毕后，仍回原单位。

参谋团成立时的名单如下：

参谋处第一科（作战）

一科参谋约七八人，到昆明不久，《滇南防守计划》核定后，就先回重庆。所以除少将参谋赵德树外，其他数人印象不深，已记不起名字了。

参谋处第二科（情报）

参谋处第三科（后勤）

总务处

另有副官二人

此外，参谋团还有译电人员、电报班、日本新闻抄译班、无线电台、电话队等。

参谋团入滇之时，参谋人数虽然不多，可是都算得上第一流人才，拥有几个有名的战略家、各兵种的头头、军令部得力的参谋人员和各特种兵科的专家。当时战火已燃烧到云南边境，危及国民政府的西南大后方，所以蒋介石才决心派出这个参谋团和他的嫡系部队、最精锐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入滇，加强滇缅边境的防卫。

参谋团最初名为“驻滇参谋团”，后来远征军入缅后，才改称“驻滇缅参谋团”。它的机构虽然不大，但是权力比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还要大。当时只有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可以用蒋介石的名义发布命令。军委会参谋团是小型的军令部，与军令部具有同样的权力。必要时，参谋团团长可以在所在地区代行军委会委员长即蒋介石的职权，如有违抗命令者，可以先斩后奏。

当时在云南省的高级军事机关（部队）及其负责人员有：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上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上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中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中将）。

参谋团团长林蔚资格虽老，但还是中将，所以参谋团对以上四个单位的行文，属于一般性的由林蔚出面，用平行称谓。如发给昆明行营的文件，称“龙主任志公”或“刘参谋长耀扬兄”（龙云字志舟，由于资格老，所以客气一些称“志公”，他鸦片烟瘾极大，只是十天或半月才到昆明行营及省政府办公一次，平时这个单位的军政公事，都由龙云的亲信中将参谋长刘耀扬代拆代行）、“卢总司令永衡兄”、“杜总司令光亭兄”、“关总司令雨东兄”。如果属于命令性质的，则署名“蒋中正（日韵）滇参”。

由于用蒋中正的名字发布命令的有三个单位（参谋团组成前及结束后只有两个单位），所以署名之下有不同的代号：

①如蒋介石亲笔发令的叫“手令”，由侍从室发出。

②如由侍从室拟稿发令的，用“蒋××（日韵）侍参”。最重要的文件由蒋亲自签字，这种文件叫做“判行”；次要的由侍从室主任签字发出。

③如由军令部各厅、各特种兵指挥部拟稿发令的，用“蒋××（日韵）令一元”，“元”即军令部第一厅第一处，第二处用“亨”，余类推；或用“蒋××（日韵）令信（工）指”，即军令部通信兵指挥部或工兵指挥部。这类命令均由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或次长林蔚、刘斐签字后发出。军委会其他各部（军政部、军训部、兵站总监部）都用部长的名义发文。

④如由驻滇参谋团拟稿发令的，用“蒋××（日韵）滇参”，由参谋团团长签字后发出。

因为当时有三个单位用蒋中正的名义发令，所以受令单位必须从代号上辨别这个命令是从哪一个单位发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进入缅甸，参谋团也从云南昆明推进到缅甸腊戍。名义上参谋团是远征军长官部的咨询机关，实际上是代表重庆军令部指挥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同时担任军令部第一次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是阎锡山的部下，第二次长刘斐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幕僚。只有林蔚是蒋介石的亲信，是军令部的实权人物。

蒋介石及军令部给入缅部队的电报，先发到参谋团后再转发。远征军长官部的情报和战报，也先送参谋团，再由参谋团转报给重庆。远征军正面第五军与日军接战以后，缅甸军事就由蒋介石在侍从室亲自直接指挥。当时侍从室在重庆曾家岩，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侍从室主任是钱大钧上将。每天由重庆派飞机到缅甸腊戍参谋团收送文件一次，包括绘制的战况要图等，有时还由重庆送来蒋介石亲笔“手令”。

参谋团与远征军长官部有电话及无线电报联络，对左、右翼部队有无线电报专台联络，对重庆有一千瓦大型电台，这是当时功率最大的一座军用电台。此外还用有线电台、长途电话联络，对昆明用有线、无线电双重联络。在当时的器材设备条件下，这个通信网算是最完备、最灵敏的了。参谋团对远征军长官部及昆明行营，除转达重庆方面的命令、指示外，也作一些方针性的作战指导或建议，对于具体部署，并不干预。总的来说，那时参谋团与这两个高级军事机关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在与盟军联络问题上，在参谋团入缅以前，重庆军令部就派出侯腾少将为军事代表在腊戍与美、英方面联系。另外又在腊戍设立一个联络处，派冯衍少将负责。中国空军总部也派黄褚彪空军中校为联络参谋，与美国空军联络。参谋团进驻腊戍以后，这三个人就归参谋团指挥，继续担任与美、英方面的联络工作。

滇南备战和《滇南防守计划》的制定

参谋团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到达昆明，住在西山何应钦的别墅，西临滇池，背倚龙门，是个风景区。交通工具及通信设施都很完备。工作开始，参谋团先向昆明行营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继赴滇南第一、第九两个集团军驻地视察部队训练和装备情况，以及国境线的地形、配备、防御工事、哨所等情况。然后由参谋处开会研究，分析敌情，讨论兵力部署、工程、通信、后勤措施纲要，确定了作战方针；再由第一科闵参谋花了几天时间，拟出《滇南防守计划》初稿，经过参谋处全体参谋人员反复讨论后，最后由处长萧毅肃修正定稿。但这份《滇南防守计划》，经团长林蔚与高级参谋们讨论审议后，林蔚对参谋处作了一些指示并要求重拟。于是由参谋处长萧毅肃亲自拟订，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地图思考了三天，拟出一个新的《滇南防守计划》，再由各科绘制图表及附件，经反复讨论定稿后，送林团长及各高参审议，这次总算通过，最后送交重庆军令部批准实施。这个军事计划拟订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集中军事人才之多，在当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是很少见的。通常军令部（即总参谋部）拟订军事计划，包括国防计划、各战区、各重要战役的作战计划，都是由第一厅第一处拟订，除极重要的由第一科的科长或主办参谋拟订，由第一厅召集一部或全部人员，并邀集各特种兵指挥部主办参谋讨论一次，一般都是由军令部次长或总、副总参谋长何应钦及白崇禧批准实施。这个《滇南防守计划》由有名的战略家萧毅肃中将亲自执笔，并有这样多的高级将领和军事专家反复讨论，然后定稿，说明当时军委会对这个计划的高度重视。这个计划中关于后勤物资的备战计划，除由第三科原来拟订的初稿外，萧毅肃还找第三科少将科长杨铎研究了三天，抠得非常仔细。关于粮秣、服装、武器、弹药、工兵、通信、卫生器材的贮备数量、贮备地点、运输工具以及野战医院的配备等，都有具体数字，计算得非常精确，要求枪炮一响，补给源源供应，不能有一环脱节。

当时（一九四二年）驻云南的陆军部队有：

正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总部驻滇越铁路上的开远。其主力为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还有一些部队驻昆明及滇越铁路沿线，合起来约一个军，但没有军的番号。

左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总部驻滇东南的文山，辖两个军。

右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总部驻昆明。其主力为第五军，及新编第一军，还有一些独立团。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武器装备和训练最好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计划用于滇缅公路方面。

按《滇南防守计划》，还准备调来一个军做预备队。

此外，还有空军第五路，司令晏玉琮。缅战发生后，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兼任司令；通讯兵第六团，团长石俊人；机械化工兵团一个；汽车兵团两个；宪兵团两个，一个是龙云的宪兵团，团长禄国藩，另一个是由重庆调去的“中央”宪兵团；后勤部江南统监部，统监陈劲节，除所属后勤单位及仓库外，也有一些监护部队。

《滇南防守计划》完成及批准以后，参谋团阮副团长和各位高级参谋，参谋处第一科科长及全部参谋，第二科科长及部分参谋，第三科科长及他带来的科员都回原单位去了。留下来的特种兵参谋组成第一科，由上校通信参谋袁进代理科长。留下来的第二科（情报）参谋仍属第二科，由中校参谋刘芳矩代理科长。不设第三科，后勤业务由第一科兼办。留下来的团长林蔚、参谋处长萧毅肃、副处长邱渊领导新改组的参谋处第一、二科，掌握敌情判断、部队调动、监督《滇南防守计划》的实施。

约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份，总参谋长何应钦由重庆来到昆明，会同军委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召开驻滇部队高级军事会议。会址在云南省政府大礼堂。出席者：驻滇三个集团军师长以上将领；川滇边境驻军的军长郑洞国、陈明仁；空军第五路司令晏玉琮；昆明行营参谋长刘耀扬；军委会参谋团团长林蔚。列席者：参谋团参谋处处长、副处长及全体参谋作为何应钦的随员。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他的幕僚。

会上，由参谋团参谋处少将副处长邱渊（陆军大学有名教官）用要图介绍了云南境外日军动向，并作了敌情判断。然后由三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卢汉、杜聿明、关麟征及郑洞国、陈明仁两个军长依次汇报备战情况，并提出了一些要求。何应钦在这五位将领的发言过程中，提了些问题，也作了些答复。有些要求可以解决的，何应钦答应回重庆后立即予以解决。

会后，何应钦到昆明检查防务，第二天又到西山参谋团听取汇报，并询问了国防工程处处长马崇六，了解关于滇南国防工事构筑的情况。他对滇南防务表示满意，并对参谋团作了一些简单的指示。第三天他就乘飞机回重庆了。

入缅抗日战役

国民党军队原来只计划在云南国境线防守，由于英国在缅甸驻军力量薄弱，要求中国进军缅甸。美国派驻重庆的史迪威将军也建议中国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其目的：一是为了援助盟军；二是为了保卫云南，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比在国境防守为有利。蒋介石作出决定以后，史迪威及英国军事代表先后在重庆军令部和昆明参谋团做了研究。一九四二年二月，即以原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为主力，组成远征军，陆续由滇缅公路开进缅甸。

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日军已在缅甸仰光登陆，占领了缅甸南部。因此，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中国军队迅速入缅占领曼德勒前方的同古、棠吉一线，构筑防御工事，阻止日军北进。

远征军入缅时，三天内发生了两件重大交通事故。第一件是，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因为要沿途视察国境地形及国防工事，所以乘吉普车由滇缅公路入缅，刚进入缅甸境内就翻了车，头部受伤。我作为参谋团先遣人员飞抵腊戍时，曾与杜聿明见过面，他头上缠满纱布，仅留眼耳鼻口几个空隙，伤势不轻。另一件是，英国军事代表丹尼斯少将，在昆明与参谋团联系后比我们先一天飞返腊戍，在机场着陆时飞机起火被烧死。当时就有人说：“出师不利。”虽是迷信，但也真是遭到了很大的不利。

远征军入缅后，参谋团林团长率领一部分先遣人员，乘飞机先到缅甸腊戍，在英国招待所设立办事处，后续人员也在两天后由滇缅公路到达腊戍。腊戍是缅甸北部战略要地，英军在此设有司令部。美国史迪威将军也在此设有指挥组，在腊戍附近的梅苗建立了美国空军基地。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曼德勒前方数十公里的平满纳，司令长官杜聿明，参谋长罗又伦。

当时正面抵抗日军第十八师团的是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这是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一个师，在广西昆仑关战役和日军打过硬仗。这次又是一个硬仗，在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强攻下，第二〇〇师英勇死守，激战半个月，双方伤亡都很大。当时参谋团曾向蒋介石建议：“第五军苦战那么多天，已达到了消耗敌人兵力的目的，而且已经得到国际的好评，现在应该缩短战线，转移到腊戍第二道防线，离国境近，易于据险固守。远征军在第一线集中了全部兵力，后方空虚，左翼第六军战斗力较弱，万一左翼防线被突破，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速度高，第五军就有被包围的危险。”可是蒋介石刚愎自用，执意不听，下令说，有关国际声誉，必须继续死守。他还打电报给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电报是由参谋团转的，电文开头是：“第二〇〇师戴师长安澜兄”，大意是要他死守阵地，为国争光。我把电报转出去以后，把译电底稿给第一科科长袁进看。我说：“为什么最高统帅对自己的学生称起兄来了？”袁进说：“这是他一贯的手段，凡是哪一方军事紧急，他就越几级直接指挥到师，对师长和学生称兄道弟。这次就是要戴安澜卖命了。这种手段，已经用过很多次，但是后果都不好。”果然，戴安澜接到这份“催命”电报后不到一星期，参谋团就接到他在同古附近牺牲的电报。据说，他当时在一个指挥所用电话给部队下命令，被日军侦察仪器窃听到以后，立即用飞机大炮以密集火力集中轰击他所在的指挥所，戴受重伤，转移到战地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由于第二〇〇师伤亡太重，杜聿明派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接防原第二〇〇师的阵地。第二〇〇师换下来整顿，由副师长高吉人接任师长，正面阵地仍未动摇。日军对正面第五军阵地久攻不下，就另选薄弱环节，以机械化程度极高的第五十五师团猛攻左翼第六军防守的棠吉。攻了两天，日军就突破棠吉防线，迂回抄袭第五军的侧背，情况突变。参谋团在腊戍接到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的无线电报，说棠吉已被突破，第六军被冲散在公路两侧山地，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和一个无线电台，预备向景东（靠近云南边境）撤退，收容溃散的部队。参谋团接到这份电报，知道战况十分不利，远征军长官部及第五军如不迅速后撤，有被日军围歼的危险。一旦滇缅公路上的国境门户畹町被日军封锁，入缅部队将不能从公路回国，后方空虚，日军可以长驱直入，情况十分严重。

于是，萧毅肃向林蔚建议，参谋团必须不失时机，在日军未控制畹町以前，退回国境，部署逐次抵抗，争取时间，阻止日军北进。林表示同意，遂与曼德勒方面的杜聿明通了电话，叫他把汽车部队先撤回国内，主力向缅北逐次转移。命令新到缅甸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在腊戍一线布防，阻敌入滇。参谋团在腊戍又和第六十六军的高级将领聚会，作了一些指示，然后，从容不迫地乘车由滇缅公路经过畹町撤回滇西。当时参谋团的几个高级将领，在第六十六军将领面前虽然故作镇静，但内心十分焦急，因为明知第六十六军是抵挡不住日军机械化第五十五师团的，只希望能争取时间，抢在日军前面，迅速赶到保山附近的惠通桥（怒江天险），毁桥凭险阻敌，等待援军。当时第五军先撤回来的汽车部队和第六军少数军官埋怨说：“参谋团不与远征军共生死，却先逃跑了。”他们不了解参谋团撤回国内，是为了挽救危局。如果再迟半个小时，参谋团也将被阻于国门之外，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就可乘虚长驱直入。由云南下关到西昌，一路都没有部队防守，成都、重庆的后路也将被抄袭，西南三省就难免沦于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六军棠吉之线被日军突破以后，远征军全线处于劣势，若不迅速撤退，有受日军迂回包围的危险。但这时滇缅公路已无法通行，于是决定分两个支队走小路向缅北撤退。第一支队包括远征军长官部、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新编第二十二师的一部分，在第九十六师掩护下，由曼德勒向西北方印度边境靠拢。第九十六师掩护第一支队撤退后，作为第二支队，由第九十六师副师长率领，走小路向缅北孙布拉蚌撤退。那时曼德勒到密支那的公路，已被日军控制。新编第二十二师在第一线的部队撤退较迟，也并入第二支队行动。一路上是望不见天的原始森林和杳无人烟的万丈高山，缺乏粮食，行军十分困苦。第二支队由于完成掩护任务后才开始向缅北撤退，曾受到日军的袭击，且战且撤，伤亡较大。第一支队虽在撤退途中，同样艰难困苦，但实力损失不大。

参战第一线部队除第六军战斗力较弱外，第五军及新编第三十八师，无论在素质上、装备上，在当时的国民党陆军中都是最精锐的。最初的战斗部署，基本上也还是正确的。所以入缅以后，以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队在彦南阳为英军解围的小胜开始，正面第五军在机械化强敌面前，能抵挡半月之久，初步达到了挫敌军锐气和消耗敌人的目的。当时应该及时退到腊戍第二道防线，最后退到国境线，凭借优越地形及几年来构筑的国防工事，作持久抗战，才是上策。但由于蒋介石缺乏战略眼光，每在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喜欢自己直接指挥，刚愎自用，听了国际上的一点好评，就冲昏了头脑，不接受当时军令部和参谋团的意见，对敌情作了错误判断，不考虑后果，以致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最后因左翼被突破，远征军被截断了后路，只得仓皇溃退，遭到丧师辱国的惨重损失。

尾声

参谋团在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占领畹町前约三小时，撤回国内，抢先赶到惠通桥。在高级参谋、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的指挥下，立刻将铁索桥炸断。萧毅肃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集合已过桥的第六十六军官兵，临时编成连排，指定几个团长、营长充任连、排长，在参谋团指挥下，在惠通桥边高山上设立据点、构筑掩体，以防日军抢渡。日军机械化部队到达惠通桥南岸，见桥已炸断，就用小橡皮船在炮火掩护下抢渡。三次抢渡，都被北岸密集炮火击退。在此危急关头，能不能阻止日军渡江，关系到云贵川三省是否遭日寇蹂躏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官兵已下定决心，纵然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确保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全，凭此怒江天险，与日寇决一死战。

当时重庆军令部已得知远征军左翼被突破，但消息中断，无法了解具体情况。蒋介石立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根据作战地图上判断，远征军与参谋团都已被堵于国门之外，损失准定极大。日军如从畹町袭取西昌，重庆将无退路。蒋介石惊慌万分，准备立即迁都甘肃兰州。据说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多个小时，还是一筹莫展。一直等到参谋团从保山发出电报，得知惠通桥已经炸断，日军一时没有渡江可能，才松了一口气。于是蒋介石急调滇西的第九集团军及川滇边境部队，星夜增援惠通桥，并下令：“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滇、贵、川前线，代行本委员长职权，三省部队任其调遣，如有不听指挥者，就地枪决。”参谋团指挥其临时编组的部队和附近赶到的地方武装，浴血苦战三天，及至援军赶到，西南战局才转危为安。

从此以后，滇缅边境即处于敌我对峙状态。参谋团于是在昆明留下参谋处长萧毅肃为首的约十个人，着手编写滇缅战史，由萧任主编，我担任助手。编出草稿后，指定我和袁进两人用毛笔抄录一遍。一边抄录，一边定稿，约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滇缅战史的编写任务。此稿约有二十万字，附图二十余张。订成原稿一份，正本二份。这次战役，蒋介石在指挥上有严重错误，虽然文字上由参谋团来替他承担，但稍有军事知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蒋介石的责任。所以这本战史，只抄两份，作为“极机密”文件，由空军飞机送往重庆，再由参谋团团长、已返任的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亲自送给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各一份。军委会只有极少数高级人员才能看到。估计当时军令部第二次长刘斐是看过的，因为在整个滇缅战役中，他也是参与策划和指挥的负责人之一，这二份正本，现在当然是在台湾，由于涉及蒋介石指挥错误的责任，可能已被销毁。至于那份原稿，当时是由萧毅肃保存的，后来他调任参谋次长，是否已交参谋部归档，不得而知。我之所以要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滇缅战役中惠通桥一仗的经过，知情者不多，我的老上级刘斐去世后，国内外就很少有知情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