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黩武主义”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

在英语世界，“黩武主义”（militarism）的一般含义并不复杂。例如，权威的《简明牛津辞典》对“militarism”一词的解释异常简洁和准确：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国家应该维持并随时准备运用强大的军事能力来捍卫或增进国家利益”。《新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大同小异：“一个国家应该保持一种强大的军事能力，并且应该准备去积极使用它以保卫或促进国家利益这样一种政府或民族的信念或者渴望。”但在美国学者安德鲁·巴塞维奇看来，这类解释尽管适用于美国，却没有考虑到军事价值观的重要性，而这种军事价值观也是美国“新军国主义”的一个要素。因此，《牛津英语辞典》的定义就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职业军人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军事情绪或理念在一个民族中的流行；以军人阶层在政府或行政部门中居主导地位为特征的政治环境；对军事效率的关心成为国家最主要利益的倾向。”巴塞维奇认为，美国的“新军国主义”符合这个解释中的后三个要素，只不过当前华盛顿的“军事阶层”主要由未服过兵役的人组成，他们是政治家、文职人员、记者以及趋炎附势者，却都完全浸透着一种“军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和世界观。

总之，在巴塞维奇看来，当代美国已经陷入黩武主义（军国主义）的困境。这种黩武主义是一种把军事力量看成是“国家伟大的真正标准”的倾向，是对武力效用的一种极大期望。美国人正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从军事准备、军事行动以及助长军事理念等方面来界定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安康。此外，查默斯·约翰逊在《帝国的悲哀》一书中提出，美国黩武主义有三个特征：对职业军人阶层及其理想的吹捧；军官或军工企业代表在政府高层中占优势；把战争准备置于国家政策首要位置。其中第二点是一个重要补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布什政府。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政策，美国的“黩武主义”有内外两层含义：对内，把战争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解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简言之，即不仅要保持强大的武力，而且要敢于对外用兵。前者如果走向极端，成为一种国家体制，便是“军国主义”；后者走向极端，就是“黩武主义”。后者未必导致前者，但前者必然导致后者。

英美学者所使用的“Militarism”一词有“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尚武精神”“好战”等含义，既涉及对外政策，也事关国内体制，用来指称本文所说的这种“美国现象”可谓恰如其分。事实上，国外许多学者一般更强调美国对外战争行为的国内制度因素。就此而论，称“黩武主义”（中文的本意主要指好战、滥用或轻率使用武力）反倒有些意犹未尽、词不达意了。

当然，美国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其国内治理方式与德日军国主义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德日军国主义的实质是军队控制了国家政权，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是一种基于举国体制的黩武主义。

然而，历史上的“黩武主义”或“军国主义”虽有不同类型，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都是把军事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在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都有以国家安全机器和武装力量为主导的倾向。就此而言，说美国存在某种“新军国主义”，并非危言耸听。众多批评实际上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崇尚武力，表现为长期维持世界最高水平的国防预算和最庞大的军事机器，力图谋求和保持绝对军事优势，在对外关系和对外行为中频繁运用甚至滥用武力。战后以来，美国不仅是一个作为冷战产物的“国家安全国家”，而且实际上就是一台军事机器。“武装的美国”所具有的军事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几乎是家常便饭。就其军事机器之庞大、海外军事存在之广泛和对外军事行动之频繁而言，美国实为一个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军事帝国。

（一）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

首先，美国在军力水平上拥有绝对优势。从军费开支看，2009年美国维持了6610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3%，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位的14国军费开支的总和，是紧随其后的盟国英国和法国的10倍，是中国的14倍。这种严重不对称近期很难发生变化。美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2.96%提高到2009年的4.68%，十年内增长了76.8%。在核力量方面，美国现有的核武器数量仍然庞大。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估计，2011年美国实际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为1968枚，发射装置为798个。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中，核武器作为一种强制与威慑工具以及重大军事失败后的最后手段，一直被视为战略“基石”。在常规力量方面，美国一直维持着一支规模庞大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截至2010年6月，美国武装力量人员共计161万。

在军事技术方面美国也遥遥领先。以太空探索能力为例，2000～2010年全球范围内发射卫星总数为651颗，其中美国就单独发射了258颗卫星，超过俄、中、法、德、英、意、日、印单独发射数量的总和。美国有1/3的新增卫星为军事用途，是中国的5倍。

其次，美国的军事存在遍及世界各地。2010年美国共有军事基地约5000个，其中海外基地662个，分布在38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的海外基地高峰时甚至达800余个。海外驻军接近30万，这还不包括近些年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队。从2004年起，美国还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供美军机动部署的小型军事基地，旨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灵活性，以“打赢”反恐战争，同时应对新型大国崛起、全球力量格局重组的挑战。事实上，所有预测都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仍然只有美国拥有全球投送能力。

最后，美国是一个体制化的“国家安全国家”。美国在国内建立了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军事机构、军事工业、军火贸易等相关要素以及“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等利益链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美国历史是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

“离开战争美国就无法生存”，这是世界舆论中很常见的一种对美国的评价。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越战老兵保罗·艾特伍德在其新著《战争与帝国》中所言：“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深刻改变了美国的行为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方式。”他还指出，“美国在战争、奴役和屠杀之中诞生”，“它的事业是从暴力起步的，它的成长伴随着一连串的屠杀，从佩克特屠杀到伤膝河大屠杀（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结束），到美莱村（越南村庄）大屠杀，再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把所有错误归咎于其他人。……我们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灾难，却很少有声音出来谴责。每一次都是那些有能力捍卫法则的人主导大屠杀，并给大屠杀冠之以‘自由和民主’将战胜黑暗力量的名义”。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尽管按照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他并不认为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是美国的专利），美国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道路是由数不清的战争铺就的。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实行其外交政策，先取得地区霸权，进而成为超级大国；先是针对周边所有国家，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以至整个拉美甚至更大的区域，接着是不断击败全球挑战者，从德国、日本，到苏联。

美国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战争不计其数。由于战争与暴力冲突在内涵、类型和规模等方面的复杂性，人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一个公认的确切数据。但至少可以肯定，美国是现当代历史上发动或卷入对外战争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项研究，从1789年到二战前，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162次，这还不包括对土著美洲人的武力行为。美国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约300万平方公里，历次重大战争都对其国力发展产生了重要、直接的影响。

1945～1991年，美国对外较大规模军事行动约有125次，平均每年2.8次。在两党拥有“冷战共识”的1946～1975年，美国一共215次使用武力作为政策工具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冷战后以来美国更是大多数海外军事干涉行动的主角。据美国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统计，1990～2011年，美国在海外共进行123次明显的武力部署和使用，包括伊拉克战争等多次大规模战争、40余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众多短期军事介入以及利用无人机等非常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为公开、直接的军事干涉行动，而一部分旨在颠覆他国政府、扶植亲美政权的干涉行为则被美国政府划入“隐蔽行动”范畴，由于涉及武力使用或军事支持故又称之为“准军事行动”。

在众多对外政策工具当中，军事干涉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自1789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将近一次用军事行动干涉他国（见表1）。美国人通常认为这都是一些较小的或短期事件，如里根在格林纳达使用军队以及在利比亚使用海、空军作战飞机，但遭到干涉的国家却不认为这是小事件。实际上，美国对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力量、巩固国防的措施特别敏感。这不仅仅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心态，也是一种过度崇尚武力的表现。

（三）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把武备放在首位，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

这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两党政府共享的战略观念，只不过在保守派的战略思想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为极端。其实，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内涵，二战后历届总统的政策宣示都直言不讳（见表2）。

在二战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主要安全决策文件与政策实践中，这类思想俯拾即是。虽然美国的安全战略如今对实力的界定非常广泛，理论界也有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等种种名目，但从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中都不难看出，武力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实际上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即使在吃亏碰壁之后，或者政治经济处境不佳的所谓战略收缩时期，美国对于武备也未曾有丝毫懈怠。

在冷战时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是冷战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政策文件，直接导致了美国冷战政策和美苏冷战对抗的军事化。1950年年初，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新中国成立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决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一次全面重新评估。评估报告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主持起草，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1950年4月被正式纳入国安会文件序列，成为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通常被认为是此后美国政府一系列“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BNSP）的起源。

NSC68号文件是整个冷战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一份美国战略文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影响深远。它不仅对美国的全面遏制战略做了系统、完整的表述，而且确立了冷战大部分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本来，到1950年为止，西方与苏联的敌对与竞争还主要限于政治与经济领域。但68号文件却认为，如果长此以往，西方将成为最后的输家。西方要有效“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就必须拥有规模庞大并且随时可用的军事力量。其政策建议的核心是“迅速、持续地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从此，美国的冷战政策步入了“军事化”的轨道。

1950年春68号文件起草完成时，杜鲁门政府的军事预算在130亿美元以内，不到总预算的1/3和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一年后，68号文件的建议被正式采纳，杜鲁门政府提出了6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几乎是总预算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5%。此后，军事开支一直是美国资源的首要消费。因此可以说，68号文件为冷战的军事化提供了蓝图，美国从此开始充当“全球警察”。30多年后，其主要起草人保罗·尼采仍然认为，文件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行之有效的，而其核心思想就是：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对于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和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总之，人力、物力的巨量投入，政治、经济、社会诸层次国家资源的充分动员，广泛的海外联盟与前沿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保持数额不等但始终空前巨大的军事预算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国全方位、高水平的军事准备态势，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就此而论，68号文件的基本目的还是达到了，遏制战略在此后数十年的变迁，均未在本质上突破上述底线。

68号文件的设计者们还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西方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会由于苏联体制的竞争与挑战而逐步被削弱。因此，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68号文件把冷战冲突描绘成“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把捍卫“自由”作为意识形态口号和道义旗帜。因此可以说，68号文件集中反映了二战后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或“新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又相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冷战后时期，“黩武主义”被小布什政府推向又一个高峰。武力手段与意识形态旗帜并举的特征，在新保守派的“新帝国”战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仅仅从石油利益和“9·11”事件两个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其实，早在1998年，20余位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就曾联名致信克林顿总统，要求出兵攻打伊拉克。这些人后来大多在小布什政府中身居要职，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著名共和党理论家、右派杂志《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理查德·珀尔等。当时他们提出两个理由：一是要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统治；二是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事实上，整个90年代他们都在鼓吹对伊战争，“9·11”事件之前他们的战争计划就已成型，“9·11”事件只是给右派势力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更容易向美国公众推销自己的战争主张。

21世纪之初，新保守主义可谓炙手可热。新保守派有《新共和党》《旗帜周刊》等专门的舆论阵地；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有自己的专栏作家；他们还主导了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等重要智库；最终，他们主导了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

新保守主义的国际政治与对外战略思想，既不同于威尔逊所代表的传统自由派国际主义，也不同于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而是两者拼装并且“添油加醋”后的大杂烩。它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关于推广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却抛弃了其关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等具有多边合作内涵的重要思想；它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念，却把武力的作用推向极端，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势力均衡、传统外交以及反对道德和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的审慎立场。

显然，冷战后再度抬头的美国理想主义和道德优势，连同唯一超级大国所具有的空前军事优势，造就了新保守派这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他们立志要“用武力来实现理想”，建立一个内部行自由、外部用强权的“自由帝国”或“道德帝国”。沃尔福威茨等人1992年曾为老布什政府起草了一份《防务计划指南》草案，从《纽约时报》披露的情况来看，其气魄之大令人吃惊：采取“军事步骤”防止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为美国获取关键原料设置障碍；“即使希望在地区或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竞争者也要加以遏制”，其中不仅包括俄罗斯和中国，也包括“旧欧洲”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亦即美国的盟国。由于舆论哗然，老布什不得不立即予以否定，并提出了一个更温和的版本。

新保守派显然认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要提示：当今世界只有中东与亚洲这两块地方有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成为通往“道德帝国”的路障。鉴于伊拉克在阿拉伯文明中的关键地位（以及许多新保守派骨干的犹太人背景），还有比伊拉克更合适的战争对象吗？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恩一语道破天机，美国在伊拉克的所谓“反恐战争”，其实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新帝国主义”行径。“美国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它只能建立起一个黩武主义的帝国，而不是一个仁慈的帝国。”由于黩武主义者当政，“所谓新帝国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更粗俗、更恶劣的东西——新黩武主义”。

总之，无论从物质、制度还是思想、行为上看，也无论是考察其历史还是近观其现状，美国这个国家都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其对外行为也具有“黩武主义”倾向。然而，美国又是所谓西方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无怪乎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只好称之为“共和帝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