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黩武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新保守派战略家所鼓吹的“新帝国论”及其所导致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黩武主义”及其“军国主义”引起关注的直接原因。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小布什政府，认为“新军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乃至主要特征。

但许多论著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黩武主义”是一种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在《紊乱的帝国》一书中，迈克尔·曼恩竭力论证美国“新帝国梦”及其黩武主义的不明智、不现实，但与多数论著一样，其几乎完全没有讨论这种企图、倾向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这仅仅是美国安全战略在特定时期的一次偶然出轨，或者是碰巧掌权的“火神派”等一小撮人的嗜好。

按照查默斯·约翰逊的观点，考察美国黩武主义的历史脉络，有几个关键时期值得注意。第一次出现在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第二次与威尔逊主义和一战有关，但二战并没有造成黩武主义；接下来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最近一次高潮是小布什政府时期。这种概括相当粗略，但至少表明美国的“黩武主义”大有来历，绝非偶然现象。

巴塞维奇进一步指出，“9·11”事件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而只是加重了美国一直就存在的黩武倾向，此前这种倾向就已经存在于美国官员以及更为普遍的美国人中间，小布什“必然作为台词朗诵者登场，而不是创作全新剧本的剧作家”。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更加直截了当，小布什作为“新保守派的傀儡”不过利用该事件来宣扬善恶之间展开的一场时空上无穷无尽的战争。事实上，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87年达到顶峰，自那时起开始下降。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恐怖主义又呈现上升和蔓延趋势。因此，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同时，又“催生了新一代恐怖分子”。据2006年美国多家媒体披露，这是美国政府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全球恐怖主义的趋势》中也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局面。

可以说，美国式的“黩武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政治基础和深刻历史文化根源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为什么美国如此“好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其相互关联程度，对这些盘根错节的因素加以整合，下面将从三大方面来尝试做一个初步分析。

（一）历史-文化根源

美国外交传统的一大特点，是经常徘徊于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试图调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人以注重实际著称，其实用主义哲学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同时美国人又自称以“宗教立国”，有自己的原则、信念与理想。从北美殖民地开始，新教伦理与价值观就对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英国来的清教徒认定他们是“上帝选民”，注定要“替天行道”，树立榜样，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美国“例外论”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思想——就在不久前奥巴马还宣称：“我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由此，美国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黩武主义”的精神动力同样与此相关，而武力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同时服务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目标。

美国既是一个崇尚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世俗化国家，也是一个在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与国民心理等方面深受基督教价值浸润的国家。美国的《独立宣言》即深受基督新教思想的影响，开国元勋把建国的合法性依据基本诉诸上帝以及基督新教中的“天赋人权”等思想。今天，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布什父子等强势总统均为共和党人。民主党主导白宫的60年代过去之后，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的逐步扩展，共和党在多数时间主导着美国政坛。自尼克松上台以来的45年间，民主党执政时期仅为17年，其也不得不向基督教保守派靠拢。据盖洛普调查显示，高达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86%为基督徒，60%的基督徒为新教徒。其中极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人数众多，约1亿人自认为属福音派。白人信徒一般倾向于保守派和共和党。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支持军事激进政策，如始终支持越战、支持以色列、支持反共、支持反对一切邪恶的“正义战争”。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反共主义”在美国格外盛行，何以里根、小布什等保守派政治人物总是把冷战、反恐战争等描述成“替天行道”、正义反对邪恶的“圣战”。基督教价值观本来就强调“传道”“转化”甚至“征服”的使命，与强调“众生平等”“自作自受”的东方佛教哲学，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儒家思想都迥然有别。在基督教保守派思想的影响下，美国政治精英很容易把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家都当成“改造对象”甚至是对手和敌人，从而表现出霸权主义、黩武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

美国人特别是右翼保守派确实具有浓厚的“帝国情结”，尤其向往罗马帝国。美国的国父们当年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罗马人崇尚武力，富于战斗精神。恺撒时代的军事家韦格蒂乌斯在其《兵法简述》一书中，第一句话就指示：“只有武艺精湛，熟谙兵法，训练有素，才能确保胜利。”他的另一句名言“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更是成为众多美国战略家的座右铭。无怪乎在当今美国，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特别时髦。新保守主义者更是认为，美国就是罗马帝国的再生，甚至完全可以超过罗马，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道德帝国”。

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外政策始终追求安全、繁荣与“自由”，这三大目标缺一不可。如果说安全与繁荣是各国都追求的目标，“自由”则是美国情有独钟且十分受用的“金字招牌”。与英、法等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比，美国只能算是一个新兴帝国，但这个后来居上的“新帝国”却更具有攻击性。正是有了“自由”（以及民主）这面大旗，美国才得以摇身一变，从一个形迹可疑的“暴发户”变成拥有道德优势的“新贵族”。因此，在对外关系上，美国不仅要追求地缘政治安全，谋取经济、贸易与战略利益，还要致力于改革、“传道”与“救赎”，而这两方面往往都离不开强制力。与这三大外交目标相匹配，在美国历史上，恰好有三种人对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传教士”、商人和军人。他们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格局，形成“文化”意识形态搭台造势、垄断资本唱戏、军事力量保驾护航的局面。

“黩武主义”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有自。沃尔特·米德曾从美国历史中提炼出四大外交传统，“黩武主义”即是其一。这四大传统分别是：代表商人价值观、主张促进美国国内外企业发展、支持美国商人和投资者权利的“汉密尔顿主义”（艾奇逊、老布什等是其当代追随者）；代表律师的观念、认为维护美国民主是根本利益但反对强加价值观、希望以最低风险和成本实现美国目标的“杰斐逊主义”（亚当斯、凯南等民主党孤立主义者是其信徒）；代表军人价值观，推崇人民主义，崇尚荣誉、独立、勇气以及军事自豪与武力效用的“杰克逊主义”（麦克阿瑟是其当代样板）；以及代表传教士价值观、认为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理想与价值的“威尔逊主义”。这些流派的主张并非一成不变，自20世纪以来，即在美国外交进入“全球主义”时代的过程中，它们都与时俱进，做出了一些重要调整：汉密尔顿派放弃了对保护主义的传统支持，转而支持自由贸易，使之成为霸权国家的必要经济政策；杰斐逊派改变了对大国政治的厌恶，开始为冷战提供支持；威尔逊派把全球道德秩序观与美国霸权的具体需要结合了起来；杰克逊派则为四十余年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冷战提供了广泛、持久的公众支持。由此恰恰说明，这些外交思想传统虽有差别，但彼此又有内在联系，并无绝对界限。

杰克逊派一直是冷战中的鹰派，表达了一大部分公众的文化与宗教价值观。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崇尚武器以及拥有和运用武器的自由，认为在军事上花钱是政府最该做的事情。杰克逊派还经常诉诸人民主义（民粹主义），更接近大众而非精英，是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者，其认为正邪不两立，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使他们从孤立主义者一下子变成崇尚武士精神的斗士，并且主张全力以赴的绝对战争，而不满足于有限战争。这也有助于解释一种现象，即历史上美国的公众舆论多次在要求战争方面走在政治家前面，而战争一旦爆发，舆论都会强烈支持。

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美国战略文化具有典型的“冲突型”特征，继承和反映了“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冲突与暴力传统”。就该类型所包含的主要方面而言，如其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甚至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零和性质、暴力是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等，可以说美国战略文化迄今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历史事实表明，“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军事国家”。米德指出，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例如，二战最后五个月，炸死90多万日本平民，是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一倍多。广岛、长崎造成12万人死亡，比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二战除外）战死人数还多。美英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导致德国平民死亡人数比美军在一战中的死亡人数还多。美军在越战中投放的炸药是二战的三倍，约36万越南平民在美国参战时死亡。总之，打击民用目标和造成敌方平民重大伤亡一直是美国战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律-制度根源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国家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支付扩张代价的意愿取决于它的国内制度，取决于政府支配国家资源进行外部扩张的能力。”在冷战过程中，美国已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这是较委婉的说法，许多批评者宁愿直接称之为“军国主义”国家。顾名思义，“军国”，即“军事国家”，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前所述）长期维持巨额军费开支和庞大的常规与核军备；二是在国内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和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使美国至少成为一个“隐形的军国主义”国家。这种体制与“结构”，既是美国“黩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反过来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二战特别是随后冷战的兴起，美国军队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出台《国家安全法》、重建征兵制度（均在1947年）等改革措施，先后建立起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美国军队原本是战时才临时扩大的小规模军队，如今变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职业化常备军。军队管理也更加集中化，国防部很快发展成为美国政府内部、美国社会中最大的官僚机构，甚至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官僚机构。

到1990年左右，美国国防部每年的开支已超过3000亿美元，雇员超过400万。其中包括大约200万现役军人、100万预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人员，以及100万文职人员。军方的开支大致占美国政府全部开支的30%（50～6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比重更高）。国防部雇用了美国政府全部在职人员总数的60%（这还不包括国民警卫队人员）以及1/3的联邦文职人员。联邦采购的商品和服务有3/4源自国防预算。超过l000亿美元的合同使与国防有关的政府外平民就业人数超过200万。领取退休金及其他福利的国防部退休人员数量超过150万。国防部不仅在人数上是美国最大的官僚机构，在国内外分布的地理范围也很广阔。全国各地约有4000个国防设施，国防部人员部署在联邦各州的900多个军事基地和其他军事用地里。此外，美国还有330多个军事基地分布在全球21个国家和25个美国海外领地（如巴拿马运河区），大约30万～50万美军长期驻扎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个军事设施里。

军队在美国国内自成一个社会，有自己的法律、法院和军事警察系统。每个军事基地都是一个设施完善的都市化综合体。除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三个军官学校外，军队还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和大学系统。国防部还拥有70多家工厂和实验室。实际上，早在冷战时期，军队的范围就已大大超出了国防部系统。例如，交通运输部就包括海岸警卫队，其具有重要的军事职能。退伍军人事务部维持着一个遍及全国的退伍军人医院系统。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致力于军备控制方面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项目更多的是支持军事目的而不是民用目的。能源部负责核武器的研究与发展。按照乔治·凯南的说法，这样庞大的军事体系“已经使那些参与其中并得到好处的人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其数量巨大，利益同保持高额国防开支息息相关，而他们的政治实力通常十分可观。

与制度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战争权利的法律依据以及行政-立法部门的长期争论，这导致美国民主体制在约束对外战争方面显得格外乏力。

战争权问题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含糊不清的“灰色地带”。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但实际进行战争的权力却归于总统。其法律依据是，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有权部署部队、命令并指挥军队作战。他拥有为保卫国家而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固有权力”。在沃尔特看来，由于宪法不能更清楚地界定权力，国会宣战权又被篡夺，三权分立原则在实践中毫无作用，“结果军队权力被总统和一些‘野心家’所控制”。

从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到二战时期的历史表明，美国总统的战争权远比国会宣战权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在1789年后的150多次海外战争行动中，经国会宣战的仅5次（1812年英美战争、1846年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其余都是总统下令进行的。这是行政权力日益扩大的重要表现。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同时也是对越战的反弹，1973年美国国会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否决，以两院共同决议的形式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这是迄今国会在重申其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控制权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法案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只有在国会宣战、明确的立法授权或美国本土和属地或武装力量遭到进攻而造成全国危机时，总统方可将武装部队投入战斗。法案试图通过三种途径来纠正或者说限制历史形成的总统战争权力：一是往国外调遣兵力前，必须经过“总统协商”这道程序；二是兵力调遣后必须有“总统报告”；三是一旦美国驻外军队进入“战争状态”，应采取相应的“国会行动”。所谓“国会行动”可能有三种结果：国会可以强迫总统在90天后撤军，或不到90天就终止军队干预，或延长90天的期限。

但事实证明，这并未真正影响总统在战争权力上的主导地位。在接下来的数十次行动中，总统都是在国会未参与的情况下倡议、提出并同意调遣军队的，对《战争权力法案》有关规定采取的是不执行、不报告、不商量的“三不”态度。而且，法案本身也有许多漏洞。实际上，该法案仅适用于美国“武装力量”在“战争状态下”或是“在外国领土内备战”的情况下，并不包括在非战争状态下，美军作为“顾问”被遣往国外并不准备参战而是去完成“侦察”任务，还不包括那些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法案不适用于“隐蔽的准军事行动”，而这恰恰是许多总统如艾森豪威尔、里根等惯用的手段。再如，美国从2011年4月起开始参加多国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军事行动，两个月后才开始遭到部分国会议员质疑。但奥巴马政府辩称，美国并未派出地面部队，“军事支持行动”并不算战争。

美国的行政-立法关系有一些基本规律，使得总统在外交领域处于有利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帝王总统》一书中所描述的，对外政策领域的行政-立法关系有一种“摆动或周期效应”。在国家危急关头，特别是在战时，权力会向总统和行政部门倾斜。在和平时期或冲突减退时，权力的钟摆又摆向国会一边，但总统的权力仍会有“净增长”，很少能降到战前水平。长此以往，总统就积累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此外，一般说来，总统在上任之初实力最雄厚，随着时间推移，权力趋于衰落；在外交领域的权力比内政领域更大；在战争等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较大。因此，美国总统在战争方面的特权，很大程度上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作用有关。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方面，国会常常显得意志不足。美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其实非常强烈，在面临外部威胁、特别是战争期间，国会议员和公众的典型反应就是“团结在国旗下”，“政治止于水边”的原则使得美国人能够暂时搁置国内政治分歧。即使是有政党偏向、经常挑剔现政府的媒体，在战争气氛下也会表现出爱国主义“自律”，转而与政府相互唱和。这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三）经济-社会根源

美国还是一个极具“商业精神”的国家。拓展海外贸易、谋求经济利益是其一以贯之的对外战略核心目标。“经济驱动”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美国的对外行为，经济问题更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关键因素。如果哪位总统解决不了关乎每个美国人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即使在海外取得重大外交、军事成就也难以得到认同，老布什就是一例。他推行“超越遏制”，达成军控协议，见证冷战“胜利”，并亲自参与指挥“沙漠风暴”行动、打赢海湾战争，可谓风光一时。然而适逢美国经济衰退，企业破产、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收入下降，其仍然无法获得连任。

“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因”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包括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在内的众多左翼学者，大多采用这种模式来解释西方大国的对外战争行为，认为经济利益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其内外政策的核心要素，也是对外干涉的主要动因。

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样为经济利益服务。“在美国，即使农民都明白，贸易关系如果没有适当的海军为后盾是很难维系的。”美国历史还表明，权力与财富互为因果，经济扩张可以为使用武力提供基础和条件。认为经济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武力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这并非左翼学者独有的看法，许多西方主流历史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研究者都认同这个观点。德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侯赛因-扎德在《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式的黩武主义，其逻辑发展有一个不可置疑的普遍模式：长期依靠军事力量来追求经济、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利益，往往导致一种内在动力（dynamic），由此产生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与军事体制，并倾向于永久化，逐渐走向黩武主义。

经济的逻辑和实际发展表明，偶尔增加军事开支是一种刺激经济的因素，尤其在高失业和需求不足时期。由于这时人们对形势的怀疑和不确定，非军事的私人部门不大愿意投资和扩张，于是政府开支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刺激因素，为市场注入急需的购买力以重振经济颓势（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需求管理的出现都与此有关）。然而，由于缺少来自“下层”的社会政治压力，资产者阶层更倾向于军事开支而非民用公共支出，于是军事开支逐渐成为应对衰退或抵抗循环的金融政策措施。人们普遍认为，二战的军事花费帮助摆脱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例如，1940年战争耗费美国当年GDP的130%。再如，50年代初军费开支大幅提升，被认为有助于结束40年代末的衰退。80年代初军费显著增加，也被认为有助于结束70年代的长期衰退。同样，2000～2002年的衰退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部分归功于小布什增加了军事开支。

然而，从长远看，战争与黩武主义是否总能够通过刺激需求、减少失业，从而带来经济繁荣？对此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这种策略有时短期有效，有时短期也有负面影响（如增加赤字、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石油价格上涨），甚至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也有人认为不仅短期有效，而且长期可行。其实，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涉及战争的规模、时机和经济增长周期等因素。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如两场反恐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但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并非由战争引起，而是与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借贷度日、民众超前消费等有关。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战争对黩武国家的利弊并不等于对其他国家的利弊。更重要的是，经济动因并非导致美国黩武主义的唯一因素。在新保守派等黩武主义者眼里，所谓“帝国红利”，也不单指通过对外用兵大发战争财，还包括长远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实现世界“使命”、扩展民主自由、追求帝国荣耀与威望等“宏伟”目标，因此即使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也要推行对外干涉政策。

美国“黩武主义”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结构性因素，其中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刻、持久的因素。这种结构塑造了美国的“寄生性帝国主义”。

一般认为，“军工复合体”起源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建立的战时经济体制，因为该体制要求工商界与军政要员共同操纵经济生产。实际上，国家安全基础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存在，有学者认为可以追溯至美国立国之时。但这种现象成为美国社会永久性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二战特别是冷战的影响。由于美国在全球冷战与军备竞赛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与智力，军备规模和国防体制日趋庞大，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结构，在国防与外交中起着突出作用。

“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实际上不只是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所担心的军事、工业两方复合体，或者后来一些人所说的三方（加上国会议员），而是由从高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方主体构成：军事机构、军工行业、依赖军工行业的州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技术、武器研发或战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军事机构的成员想获取武器设备用于防御或进攻；工商业界想扩大规模，获取利润；国会议员想让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提供就业和选票；科学家希望得到大量科研经费或通过与政府的联系而声名显赫，甚或学而优则仕。这些互补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赖、合作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军事利益集团和“战争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

国防产业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盘根错节。有关国防政策的政治争议并不只是因为人们的意见分歧，还涉及几十亿美元的工作与合同。大多数大型承包商是垄断企业，而五角大楼则是唯一买主。如果没有军事合同，许多美国公司就不可能繁荣，有些甚至根本无法生存，因为它们只生产军事设备。因此，这些产业所在的地区特别是南部“阳光地带”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就大大依赖于国防开支。军方同国防承包商及战略专家串通一气，力图保持一个巨大的遍布全球的基地与舰队网，因此“一心一意要夸大苏联的威胁”。显然，“它们积极销售武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500家巨富公司中的大部分成为国防承包商。国防工业为美国人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因而得到了劳工组织的普遍支持。于是一种长期的冷战经济出现了。在冷战期间，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分享了10万多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获利集团。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拥有200多万军工产业人员，100余家军工企业，几十个科研机构。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工企业又在政府推动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和并购，形成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军工集团，牢牢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世界霸主和头号军火商的地位。例如，洛克希德公司和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宣布合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波音公司宣布与麦道公司合并，成为世界第二大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通过兼并垄断了美国空对空导弹的生产，成为世界第三大军工企业。

除了军火工业，能源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重视能源政策。小布什与切尼都做过能源公司老板，布什家族就经营石油行业。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认为是一场石油战争。由于美国在利用新能源方面的领先地位，一些人对“石油战争”的说法颇不以为然。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想、怎么说的呢？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沃尔西说，伊拉克战争将“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而且还关系到全世界对石油的依赖。……沙特对油价的升降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石油武器从中东抢过来”。而早在战争之前，美国著名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能源地理政治学》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对外国能源供应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以及亚洲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东石油对全球能源供应将更加重要。如果美国能控制伊拉克，进而遏制伊朗，石油将回到70年代前的西方时代，并由美国单独控制。美国商界特别是跨国石油公司和大型军火承包商是这个智库的重要财政支持者，这份报告也是该中心与美国政府能源官员以及多家大型石油公司管理人员合作研究的成果，因此颇能说明美国人在中东的战略考虑，也体现了美国在战略问题上“官学商”三方合作、各取所需的特点。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战略逻辑是：建立亲美伊拉克政权，进而控制伊朗，将导致沙特、伊朗、利比亚失去决定石油价格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国际油气资源的生产、运输和价格决定环节，不仅使委内瑞拉、俄罗斯等产油国受到经济制约，而且由于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远高于美国，欧洲的金融投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就会渔翁得利，提升自身市场的吸引力。因此，控制世界原油供应，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也有助于美国制约未来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也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防方案和政府预算必须经国会议员同意，这赋予议员尤其是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很大的权力。为了获取地方议会的支持、争取连任，议员们竭力说服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在自己所在的州或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商业活动。于是各州都修建了上百个基地，大部分武器生产转包给全国几十个公司。即使是单个的武器系统也以全国“会战”的形式进行。例如，B-1轰炸机由5200个分包商共同建成，其分布涉及48个州和绝大部分国会选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地区都与飞机制造业具有重要利益关联。

在讨论军事-工业复合体时，学术和科学团体的重要性曾被大大低估，实际上它代表了这种基础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合作始于二战发展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从冷战时期开始，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许多名牌大学都接受政府的国防拨款，主持开展军事研究。社会科学家如所谓“冷战知识分子”或“文人战略家”也介入了防务过程。他们的思想观点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核威慑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反叛乱理论、非常规战争、特种战争、准军事行动等。许多人甚至进入政府关键部门，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这个“复合体”还利用手中的财力和权力，资助、组织和控制了一些右翼的思想库（如“美国新世纪计划”“安全政策中心”）、院外集团和刊物作为宣传、游说工具并为其制造舆论，以影响和控制美国防务政策。

总之，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冷战高潮时期就已形成。军事机构、工业、国会、学术团体、著名组织和名流之间这种密切的相互联系与支持关系，还因美国“旋转门制度”而得以不断巩固：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官员下台后主持智库，军事机构成员退休后受雇于国防工业，国防工业高管被安排到国防部重要位置，其“旋转”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其结果就是社会的每一部分在介入“国防政治”时，都宣称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实际上每一个美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自私的政治经济利益经常小心翼翼地用美国国旗包裹起来。……决定必须不断做出来，以创造出条约、战略、基地和武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