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常生活与感性

尽管有着相似的现实文化支撑以及相应的理论话语支持，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对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度与理解并未达成统一，反而是各执己见、大异其趣。其中的缘由自然是多方面的，但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发现，大家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对“日常生活”和“感性”的理解上，或者说这两个与当代美学话语密切相关的概念，成为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键词。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作为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领域，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基本面貌和全部表现形态，但其似乎又是鲜有的虽重要却备受理性冷落的领域之一，而总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不成“体系”的既定性存在，直至以卢卡契、葛兰西、列斐伏尔和赫勒等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把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对象，将其理论化并上升至哲学高度，日常生活才得以“平反昭雪”。但即便如此，人们言及“日常生活”时所指向的大多仍是粗朴的、模糊不定的、缺乏稳定性的意义空间，遑论将其与美学扯上关系。因为美学一直以来被视为关涉终极理想和人生救赎等崇高文化的价值观和实践，而基本与日常的生活世界无涉。恰如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消解文化》（1995年）中所言，“日常生活看起来像是一个范畴的残余，所有那些与秩序井然、条理清晰的思想不相符合的、让人恼火的残渣碎片都可以扔进这个垃圾桶中”，日常是理性主义千方百计地试图穷尽世界的意义之后残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既然日常生活是理性主义话语所极力排斥的领域，那么其自然与理性占主导的传统美学并无多少交叉重合可言。

但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此：日常生活是以人之具体的感官身体经验为本真材料的，感性即为日常生活的存在形象；而在鲍姆嘉通那里，美学最初旨在恢复感觉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实现对感性认识的规范与完善，只不过是美学对感官经验的注重经历了一个“理性的殖民化”（特里·伊格尔顿语）过程才形成了后来的理性一元主导论美学话语体系，所以，事实上，日常生活与原初的美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只不过是因受理性的限制与统辖而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的联系。

由此反观“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便可推断，人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这一哲学概念，对于中国当下的“日常生活”又有着何种看法与理解，以及是否继承“日常生活”概念的社会批判功能和固守美学的理性主义与精英主义传统，便代表着其怎样的生活观念与价值立场，也直接决定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同的美学态度与价值判断。正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选择，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持续长达十余年之久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有着如此长久的争论，但不容否认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讨论本身即宣告了当下日常生活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作为美学研究的飞地而存在，也证明了“美学走向日常生活”的现实性，这些从该命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与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分而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于长期以来饱受家国观念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训诫的中国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引入及引发的莫大反响，并非对显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实的简单理论应答，而是久被忽视（或受压制）的“日常生活”获得独立性地位的强力信号，这不仅标志着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日常满足及其内在美学价值的自觉思考，更暗示着人们从心灵到身体的真正解放。面对当下日常生活中最强烈的现实体验之一，人们对该命题的持续关注说明了社会个体对日常生命的普遍性关注及对生活质量的切实性思考，同时暗示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如何引导与塑造美好生活、怎么评估善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恰如理查德·罗蒂所秉持的主张：“美的生活就是伦理上善的生活。”正是在此阐释维度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才不单纯意味着对当下生活景况的形象描述，且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潜在的规范功效，其指向某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和一种可触摸的美好生活图景，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尼采、福柯所倡导的生命美学与存在美学在21世纪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理论延续。

其二，“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提出，可谓真正搭建了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对话的桥梁，使得美学得以超越艺术的阈限而对世俗的日常生活投以关注的目光，并试图对消费文化语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表述、阐释、评估以及生活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这是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亦是美学针对自身失语之尴尬境地而积极寻求当代话语转型的必然选择，因为除却对崇高的超越性精神目标的追求，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感性欲望的满足与身体快感的享受愈加重视，甚至直接将感官快感等同于审美愉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美学必须做出调整之际，“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适时地出现了，其自觉跨越了传统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旨在“回到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发现这些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为美学摆脱复杂僵化的本体论逻辑思辨与概念阐释而重获现实言说能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从而带给美学发展以新的契机。

感性

如前所论，既然感性是维系日常生活与原初美学之间关系的纽带，是构成当代日常生活及其意义的核心要素，只有在感性意义的领域，日常生活才有其美学阐释价值的可能性，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当代日常生活及其现实境遇问题的理论兴趣，最终还是归结到‘感性意义’的具体理解之上”。显然，“感性”为何？“感性意义”为何？将直接关系到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解，而究竟是固守“感性”的认识论传统还是将其上升到关系当代生活的存在论范畴，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价值评判的关键性依据所在。所以，欲准确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必须回到对“感性”的解读。

一方面，人必须通过不断感受到的感觉与感官的回馈来体验自身的存在和进行自我的认知，感官是维护人与日常世界之间的稳定连续性关系的通道，而通过对身体某感官功能的压制所导致的感官剥夺势必会影响到主体与世界的正常交往。简言之，作为人之真实存在的现实维度，感性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其作为人之生存本体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尤其是在当今消费文化语境中，感性的满足被视为实现个体再生产的关键所在，直接关系到人之生存状态的满意程度。但在传统的美学知识体系中，“感性”一直被视为混乱和不成熟的限制性存在，处于被理性规范、引导和改造的位置，遑论与理性并驾齐驱成为人之生存本体。正如韦尔施所言，“古典美学的客观矛盾，存在于其对感性实施的暴政之中，因为它没有把感觉的多样性本身理解为智性的东西并加以尊重，而是错误地将其当作粗鄙之物了”，甚至发展为反感性的理性独断主义。这便指明了理性一元主导论美学的缺陷所在——忽视感性对于人之生命存在的重要性及不可或缺性，而让理性在人的生命舞台上唱“独角戏”，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积极意义也在此处得以凸显：还原感性的价值本体地位，将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纳入审美关照的视野。

另一方面，感性与人的当代日常生活之间是一种同质化关系。因为人的感性需求的确立、追逐与实现，同人的日常生活行动的开展是互为一体的，而整个过程几乎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同时，生活意义的实现是在人的感性存在的现实展开中获得的，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最终皆可还原为某种感性诉求的达成。简言之，日常生活便是感性呈现，感性对自身的价值肯定亦即日常生活的自我实现。既然二者存在此种同质化关系，那么，当代美学在关注人之感性存在时，势必需要将人放在其日常的生活世界之中来考察，也只有这样，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框架中的“感性”，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解读，需要跳出传统美学体系中单纯服务于理性认识的知识论范畴，而重新回归人的日常生活情境，注重与其发生语境间的内在关联，把其理解为“当代日常生活中人的现实情感、生活动机以及具体生活满足的自主实现，亦即人的日常生活行动本身”。如此方能准确把握“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的言说重点与积极功效。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化场域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形成一基本的认知：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与“感性解放”方面所带来的冲击远比西方深刻得多，与早就迈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对于中国而言，不止是一种撼动传统美学根基、树立“新的美学原则”的重构话语，更无异于一场关于生活观念与人生意义的思想革命，而且这种思想革新会随着审美泛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凸显其影响力。自然，任何新型话语的产生，皆会因触及或相悖于传统的文化权威而备受指责，倡导审美消费和风格化自我呈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取向也不例外，下面的观点即颇具代表性：“它（日常生活审美化）遮蔽了在现阶段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差异以及人们美的观念上的分歧，即抹杀了大量与非人化联系的非审美的东西、把悖论式东西平面化地掩埋于过多透支的超前欢愉之中。”的确，过分地宣扬“日常生活审美化”现实，带有粉饰现实、抹杀社会分层及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不均衡的危险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完全否认其功效，甚至无视其存在现实的确据，何况有些批判话语完全超出了该命题的言说场域，所以，我们对其的正确态度，应如韦尔施先生所言，“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否定，两者都是轻率且错误的”，而应当“为审美化过程做原则性的辩护”，“唯有审美化过程原则上的合理性，对某些审美化形式的有的放矢的批评，以及情感化机遇的充分发展，才能使我们在审美化的大潮中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