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阶级分析中的边界及渗透：概念界定与厘清

在社会学中，“边界”一般分为社会边界和符号边界两大类。社会边界指的是由于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不平等引发的阻隔的不平等形式，而符号边界主要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对事物、行为甚至时空类别化而形成的概念区隔。在理论上，社会边界的界定与社会分层框架密切相关，而符号边界则主要和生活方式、阶级“秉性”等相关联。边界渗透是阶级分析的基本范式之一，指的是个体跨越阶级社会边界抑或阶级符号边界的过程。它主要包括社会流动、婚姻匹配和社会交往三种形式。

（一）阶级定位与边界的界定

在阶级分析传统中，阶级定位研究主要存在新马克思主义的Wright框架和新韦伯主义的EGP框架这两大类。其中，新韦伯主义倾向于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定义阶级边界。该分析框架首先以雇佣关系为依据，将职业划分为三大类别，即雇主、自雇者和雇员；然后，进一步根据雇佣关系的形式，即劳动契约（labor contract）、服务契约（service contract）以及介于这两类契约之间的契约类型，把雇员身份职业分为3类；最后，再根据技术水平，把每类职业划分成2～3类，由此构造了一个包括13个职业类别、7个阶级的分析框架。这7个阶级可以进一步归为上层阶级、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阶级这4个阶级。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中产阶级由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企业中低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构成。最近，戈德索普（Goldthorpe）对原有的阶级划分标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以“专业性程度”（asset-specificity）和“监管难易度”（monitoring difficulty）确定各类阶级的位置。虽然在阶级构成上略有变化，但总体上仍然是1992年版本的延续。

在新马克思主义中，赖特（Wright）围绕“剥削”（exploitation）这一核心概念，提出了著名的矛盾阶级地位论（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以人们对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的所有权关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的一般框架。他首先以资产所有权为标准，将人们分为所有者（雇主）和非所有者（雇员）；然后又将所有者进一步以拥有资产的多寡划分为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小资产阶级3个类别；对非所有者进一步按拥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的状况，划分成9个类别。在赖特的分类框架中，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雇员地位的管理人员（具有半文凭资格的管理者、具有半文凭资格的监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专家管理人员、专家监管人员、不担任管理工作的专家）。

赖特认为，不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韦伯主义，与等级阶级分析都有着明显区别，不过新韦伯主义的分析策略嵌入新马克思主义框架。前者属于单一因果路径，基于市场的交换能力；而后者属于多元因果路径，它不仅包括市场能力，还包括剥削（exploitation）和占有（domination）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析路径的差别，戈德索普的阶级边界是单维的，而赖特的阶级边界则是三维的，即财产边界（property boundary）、专家/文凭边界（expertise or credential boundary）和权力边界（authority boundary）。总而言之，两种理论流派在阶级定位上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以上两种分层框架所得到的阶级边界属于社会边界的范畴，下文中将讨论符号边界。该概念的提出和推动主要归功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布迪厄认为阶级边界（class boundary）和阶级分化是通过符号实践产生的。边界并非存在于客观现实中，在社会世界的现实中不存在用来对人们进行分类的绝对客观标准。事实上，“社会行动者并不是被外力机械地推来扯去的‘粒子’”，他们通过各种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在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归类，以此寻求与他人的“同”抑或“异”。这种日复一日的符号化“分类斗争”（classificatory struggles），将社会空间划分为了不同的因子。

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符号是一种“分隔力量……辨别，区分，在不可分割的连续体上划出离散的单位，从无差别中产生差异”，任何的社会集体都是自我分类与他人分类相结合的符号实践而产生的后果。符号边界是个体用来进行类型化的“边线”（line），以表达“我们”好于“他们”。布迪厄指出，由资本总量（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构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所规定的阶级结构，可以内化为人们独特的“惯习”，使得个体带着某种阶级秉性（disposition），选择并形成用以标识自身阶级属性的品味（taste）和生活方式。如此一来，惯习就成了符号边界的具体形式。其中，掌握符号权力的统治阶级使其文化合法化，并享有特权，确保社会再生产。他们通过对文化“隔离带”的构建，对其他阶级实现统治。

（二）社会封闭、边界渗透与社会流动：概念的厘清

“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最早由韦伯在《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该理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封闭机制，它抑制了代际和代内流动，使封闭性的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酬和机会。韦伯指出事实上任何的群体特征，如宗族、语言、社会起源和宗教都能用来作为“特定的、通常是经济性垄断”的标准。不过，在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体系中，社会封闭并没有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新韦伯主义者帕金将其理解为“社会集群（social collectivities）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局限于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之内以达到自身报酬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他还概括了社会封闭的两种类型或策略——排斥（exclusion）和篡夺（usurpation）。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主要通过“私有财产占有”和“文凭主义”这两种拒斥方式来获取和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虽然帕金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封闭理论所采取的是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阶级之间关系的假定，但是“社会封闭”理论早已不再局限于新韦伯主义的范畴，尤其是在阶级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经受后现代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的批评之后。在与新韦伯主义相提并论的新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封闭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推广。譬如，赖特对阶级边界的界定除了财产占有外，还包括组织和技术资产（这在上一节已经做了详细的交代），而这些都属于社会封闭的“边界物”。虽然新马克思主义更强调财产占有的基础性作用，但两种流派都将各种社会壁垒视为阶级意志的表现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恰恰是阶级分析的根本立场。

阶级分析中的边界渗透，主要就是针对社会封闭而言的。著名的工业化开放理论（liberal theory of industrialism）强调工业化带来绩效原则的普遍推广和流动机会的公平化，其讨论的核心议题正是阶级边界的渗透。赖特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明确提出阶级边界的渗透性（permeability），并将它细分为动态渗透和静态渗透两类。前者主要指的是社会流动，后者则是社会关联（social relations）。其中，社会关联又可细分为跨阶级家庭（cross-class families）和跨阶级友谊（cross-class friendships）。由此，我们将边界渗透划分为三大视角（见图2-1）。

首先来看静态的边界渗透。婚姻匹配是维持社会结构和强化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途径，它直接关系阶级代际传递乃至阶级形成。就逻辑上而言，跨阶级家庭是婚姻匹配（配对）的结果之一。大量经验研究发现，不论对跨阶级家庭采取何种界定，跨阶级家庭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作为社会交往直接后果的跨阶级友谊，同样是阶级边界渗透的重要标志。虽然根据地位限制命题，级别和等级的分布造成了人们社会交往的结构性机会和限制，人们与处在相似位置上的个体之间的交往机会，要高于与那些位置距离较远的个体的交往机会；而且对于那些处于较高阶层位置的个体而言，他们更可能接触到资源占有较多的人，形成比来自中低社会阶层群体更为优质的同质化社会网络，但是跨阶级友谊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者讨论的焦点。

下面我们来考察动态渗透。社会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长期以来，研究主题是通过区分和辨别先赋因素（ascription）和自致因素（achievement），讨论两者在子代的地位获得（主要包括教育和职业）中分别起多大程度的作用。不论是通过比较不同群体的流动机会来探究社会的开放度，还是通过考察特定阶级的“自我再生产”（self-recruiting）来讨论阶级形成的过程，抑或比较不同边界类型对社会流动的阻隔作用，大家都试图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阶级边界的渗透何以可能？与婚姻匹配和社会交往相比，社会流动视角具有以下特征：（1）强调宏观社会结构的作用。譬如，比较流动研究（comparative mobility research）的核心问题就是探究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政治经济制度等是如何影响社会流动水平和模式的，而其他视角则更多集中在微观机制的探讨；（2）将边界渗透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观察一个社会不平等的动态变化；（3）对社会开放度的变化更为敏感。在静态渗透中，不论是婚姻匹配还是社会交往，往往受制于“交往同质性”“同质婚”等“铁律”，以至于经验研究不能较好地评估社会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