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边界的渗透：主要的理论解释与论辩

社会分层中有关边界渗透的论辩主要集中在不同阶级边界的渗透程度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上。各种理论争辩的焦点是：（1）边界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如果不是单维的，那么不同维度的渗透度是否相同？（2）跨越边界的内在机制是什么？（3）到底该如何解释边界渗透？

（一）新马克思主义：剥削产生的差异化边界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做了简要介绍。从该框架出发，可以得到阶级的三个边界：财产边界、专家/文凭边界和权力边界。按照赖特的分析，财产边界的渗透难度最大，权力边界最容易渗透，而专家/文凭边界介于两者中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资产的单方面占有赋予了剥削者在物质上的优势，使得剥削者可以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形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的阶级利益，并塑造矛盾的阶级立场。另外，剥削又与支配（domination）密不可分，剥削者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指挥、监督、威胁等形式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和占有，这种结构性互动导致有产的资本家和无产的工人阶级很难跨越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在赖特看来，由于资金和物质能力的传递性和父代有产者有能力为其子代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这种财产所有权就成了其子代避免向下流动的“保险”，使得财产边界得以保持。

有别于着重从剥削关系的视角去讨论财产边界的渗透问题，赖特在其他两种边界渗透的分析中更强调阶级位置对生活机遇（life chances）或职业场所交往特征的作用力。关于专家/文凭边界，赖特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自身专家背景的影响，更可能将教育作为地位获得的渠道，而且他们也更有经济实力对子代教育进行投资。不过，对权力边界来说，组织控制是正式权威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所赋予的，职位的晋升使非管理者有机会成为管理者，而且工作场所包含不同阶级位置间人们的共同行动，因此，权力边界是最容易渗透的。

在比较不同边界渗透程度时，赖特以利益原则作为个体社会生活的根本驱动力。以代际流动为例，阶级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给子代提供更优越的教育条件，其间的自选择是以人的理性假设为前提的。这种对利益机制的阐释以及在解释阶级行动时对博弈论和“搭便车”理论的使用，却不可避免地使其理论蒙上了一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要而言之，由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分层框架包括三个维度的控制权，使其能够比较不同阶级边界的渗透程度。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赖特的边界渗透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比较渗透度去检验分层框架本身对不同阶级的区分度和解释力，以此更多地为阶级分析的“存在”辩护而非直接考察社会的开放度和不平等。

（二）新韦伯主义：市场能力产生的渗透差异

在新韦伯主义传统中，社会阶级的定位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础。戈德索普强调指出，服务阶级与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和处于低位的工人阶级之间都存在明晰的边界。由于服务阶级具有自我权力（authority）和专门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expertise），雇主面临着权力的让渡和专门知识的借鉴，组织中的社会控制不得不被弱化。而且，他们在薪酬机制、就业保障以及退休待遇等职业机会（career opportunities）上都比工人阶级优越得多。虽然服务阶级比地位较低的阶层有着更多的“奔头”（prospects），但是他们终究是一个没有所有权（propertyless）的被雇者。

韦伯将阶级分析置于资本主义市场情境之中，认为市场是生活机遇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新韦伯主义在阶级渗透研究中，更强调交换关系中市场能力的作用和影响。按照戈德索普的最新理论，区分工作最重要的维度是“专业性程度”（asset-specificity）和“监管难易度”（monitoring difficulty）。在现代工业化社会，许多工作需要特殊的技能和知识，雇主不得不想方设法把具有相应“专业化程度”的雇员留住；与此同时，有的工作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信息的不对称又使得雇员被监管的难度较大。不过，这些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界定服务关系予以解决。界定服务关系的劳动契约规定了具体工作努力程度与薪水之间的交换关系，以此控制雇员的劳动，并激励他们按照雇主的利益行事。雇佣关系理论（employment relationship）认为，诸如此类的契约形塑了各职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而且还能在服务阶级内部找到。

和新马克思主义侧重不同边界的渗透程度相异的是，新韦伯主义主要将着力点放在服务阶级内部以及服务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渗透”上。专业技术人员和其原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联系更紧密，他们更可能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管理者群体更为开放，善于吸纳劳动力市场的“老手”，提供的保障要低一些，而且向下流动的概率相对较高；小资产阶级相对封闭，但不仅吸收了许多工人，还吸引了一定量的管理人员，比专业技术人员要开放。在服务阶级上层和非技术体力工人中，前者的父代阶级属性与其自身相同的比例明显高于后者。那些出身“其他”阶级家庭的子代大多处于非中产的位置；在中产阶级的后代中，父代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比例较高。

此外，学者们从阶级成员与自己的初级社会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方式来考察边界渗透。有研究发现，亲属在工人阶级的交往模式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在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中的更大。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阶级在休闲伙伴的选择上，阶级内选择的倾向最明显。最亲密朋友的阶级构成的排外倾向更为明显，稳定的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朋友来自本阶级的比例是来自体力工人阶级的16倍。另外，从组织参与方面看，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选择休闲伙伴或朋友的范围一般局限于类似的阶级地位，而工人阶级似乎缺乏这种社会交往模式。还有研究发现，户主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庭与户主为经理的家庭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管理人员比干部的跨地位友谊（cross-status friendships）要强，不过管理权力仍然起着阶层隔离的作用。

总体而言，新韦伯主义以“市场能力”为核心概念，强调不论是社会流动还是社会交往，不同阶级所呈现的边界渗透程度存在差异，而且不同国家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赖特一样，戈德索普等人也试图通过引入理性选择理论（RAT），建构出“B-G模型”以弥补个体能力与渗透之间的理论“真空”。然而，这种对市场能力与边界渗透相关联的解释，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一言以蔽之，该阐明机制有经济化约主义之嫌，它实际上是用抽象的理性或利益，来替代实际生活中被文化规定了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理性或利益。

（三）符号建构论：社会实践中的边界形塑

布迪厄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实体论的阶级概念的基础上，整合了阶级分析主观与客观、阶级结构与阶级行动、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二分和对立，提出了“场域 +惯习＝日常生活”的逻辑思路。正是这种独特的逻辑思路，为另辟蹊径开展边界渗透研究提供了可能。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阶级分析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惯习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configuration），是一系列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集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上，表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认知和行动。惯习使得外部的环境（经济或社会地位等）被内化为个体的抱负（aspiration）和期望（expectation）。通过引入惯习，布迪厄试图在社会空间与实践之间建立一条间接的因果链条。“惯习”不像形而上学概念一样抽象，而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为产生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惯习作为一套持久的性情系统，“不仅是‘建构中的结构’，它将行动和行动感知组织起来，也是 ‘被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合理阶级的形成的本质正是社会阶级自身内化的产物”。这两种“结构”正是“惯习”的两个面向。在布迪厄看来，某个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典型特征就是阶级处境（class condition），人们经历这些处境会在身上留下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的烙印。譬如，不同的阶级轨迹（向上流动轨迹、向下流动轨迹和摇摆不定轨迹）给人们带来乐观主义抑或悲观主义的态度，这种变化轨迹可能产生所谓的“惯习”。在布迪厄的理论系谱中，社会阶级并非单单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界定，而是通过阶级惯习来界定的。由此，“惯习”在无形中就构建了阶级之间的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

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惯习”作为一种性情系统，难以被直接观测，但它可以体现为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行为。通过对各种消费实践和偏好资料的分析，布迪厄指出，代表生活方式的各种指标所呈现的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譬如，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对必需品的品味”为主，这就促使其首先考虑的是功能而非形式，更强调艺术具有道德含义，更会要求获得能与本阶级整体一致的选择；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则表现为一方面渴望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感觉因经济与文化资本不足而难以达致。

然而，边界的制度化程度由阶级之间的冲突所决定，它取决于参与争斗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符号权力，社会利益集团正是借助这种权力使其对社会分化的认识合法化。事实上，享有相同生活机遇的人们不论是通过沟通还是持续的社会互动，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社会群体，除非他们认识到大家同属于一个群体，并具有共同的利益。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将一个场域中的价值观、权力分配的规则通过某种温和而合法的方式强加于每一位参与者。一旦参与者的世界观、价值观被操纵，那么统治就会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于是，当符号边界被“法条化”（codification）后，这些边界就具有了很强的坚固性和持久性。

布迪厄认为，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直接继承式的阶级再生产传统模式已经被正式教育所替代。按照他的观点，统治阶级成员将对其子女进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投资，作为保障他们成功的有力渠道。学校通过正规教育实现主文化的再生产（reproductive），并由此在教育系统内保障符号暴力的垄断，促进权力关系结构的再生产。经历过“恰到好处”（proper）文化社会化的学生在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中更容易脱颖而出。总的来说，文化资本不仅扮演着维持阶级边界的“守门人”角色，同时也是被统治阶级实现边界渗透的“武器”。

总的来说，布迪厄对阶级的分析试图在经验分析的逻辑一致性原则之上，从方法论上整合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视角。他认为，综合取向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将“世俗表现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其次，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的范畴”。布迪厄的努力是社会学理论中的“文化转向”在阶级分析中的直接反映，他试图揭示由文化要素主导的“符号边界”的形成过程以及它的形成对个体“渗透”抑或“不渗透”的推动力。虽然符号建构论一直希望和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但是在“惯习”“场域”和“符号暴力”等术语的背后，仍然游荡着结构论的“幽灵”。与布迪厄相比，英国社会学家塞维奇（Savage）没有提出独树一帜的概念体系，他主要借鉴了赖特和布迪厄的思想，提出了具有整合意味的“资产占有论”。

（四）资产占有论：阶级形成中的边界再生产

塞维奇所提出的资产占有论（asset-based approach），是对布迪厄相关理论的拓展。新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领域的“剥削”是阶级边界形成的基石，同时也是决定财产边界最为“坚固”的根本所在。然而，塞氏正是以该核心概念作为突破口进行理论创新，为文化论辩护。

在塞维奇看来，社会阶级首先是稳定的社会集团（social collectivities），成员们拥有共同的收入和报酬，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政治取向等，这些共性可能导致社会行动并推动社会的整体变革。然而，一个社会集团要成为社会阶级，在根本上离不开剥削过程。塞维奇指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虽经罗默、赖特等大量学者的扩展和改造，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它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回答“特定的剥削和特殊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因为那些即便在剥削关系中同处一个类属的人们也并非必然形成社会集团。塞维奇断言，要寻求困难解决的最佳方案，就必须要考虑剥削阶级何以将其从被剥削阶级那里得到的利益“储存”（store）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相应的转移和累积。而这就需要对剥削的不同类型加以区分。

塞维奇强调组织是推动阶级形塑的资产（asset），它的存在使得身处高位者得以“占有”下属的劳动。塞氏对“矛盾阶级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上：（1）赖特假定资格证书（文凭）基于技术资产，在组织中担当决策和管理岗位则基于组织资产。而塞氏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提出了一个反例，即做决策的个体也可能基于技术资产，而具有文凭的工人可能依靠的恰好是组织资产；（2）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在经验分析中很难确定孰轻孰重；（3）组织资产不像生产资料那样具有可继承性；（4）赖特并没有就技术资产如何像财产、组织那样实现剥削给出很好的解释。

由此，塞维奇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场域”和“惯习”等概念纳入他的分析框架。他认为，赖特的技术资产并不是剥削的维度之一，它应该被放在一个文化的场域中加以界定，因为文化资本的产生可被视作遵循其自身规范的剥削形式。于是，技术资产在这里就成了文化资产。和组织资产不同的是，文化资产可以用“惯习”的形式被“保存”。资产占有论的核心内容可以做如下表述：文化资产借助组织资产或生产资料资产成为剥削的一个维度以实现物质回报，组织资产使上级得以剥削下级，而财产性资产是阶级形成的根基。

根据资产占有论的逻辑，文化资产可以通过“惯习”保存，并且它能够使子代在组织和官僚体系中获取经济回报，以确保父代的阶级地位能够顺利地“传递”给子代，对阶级边界的渗透起到阻隔作用。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资产类型的转换和积累机制。塞维奇等人在分析“资本、资产和资源”的关系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局限于经济领域，可事实上它存在于不同的场域，而且渠道各不相同。譬如，从父母那里习得的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子女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甚至还能够变成劳动力分工中的优势。不过，戈德索普批评指出，其实目前许多的研究结论都是建立在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误用”的基础上获得的，未能将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源、个体能力等做相应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