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影响专业人员晋升的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专业人员的职称晋升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影响晋升过程的要素，并充分关注两性在晋升路径和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一）文献对话与假设

1．先赋因素还是自致因素

一直以来，社会学家们在研究地位获得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对于个体地位获得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经典的研究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对美国成年男性地位获得的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影响职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是本人的教育水平、第一个职业以及父亲的教育水平与职业。对于个体的地位获得而言，自致因素比先赋因素更为重要（Blau & Duncan, 1967）。以后的研究也发现，教育在决定个人生活际遇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Treiman, 1970）。“谁能够获得更高级别职称的晋升”这个研究问题的答案是“谁能获得更多教育”。对教育分层的比较研究发现，二战后男女在教育获得上的差距明显缩小。女性在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受益良多（Shavit & Blossfeld, 1993），并对女性的地位获得产生了有利影响（Hout & DiPrete, 2006）。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显示，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上升（Walder et al. , 2000）。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H1为：对于已获得专业资格的人员，相比于先赋性因素而言，自致性因素对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影响更重要，其对女性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影响比男性更大。

2．政治资本还是人力资本

魏昂德在《职位流动与政治秩序》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精英流动存在二元路径，管理者精英和专业化精英在进入精英群体的途径、标准、后果等方面泾渭分明。进入管理者精英的途径需要有高学历、良好的政治素质，其职业享有相当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并有客观的物质收益。进入专业化精英的途径需要有学历，但不要求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相比于政治资本对于专业人员的向上流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魏昂德，2002）。由此推论，在职称的晋升上，人力资本会获得正向回报。不过，在魏昂德等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政治资本的测量主要是针对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差异，且更多强调个体对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实际上，政治资本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教育文凭的资格证书，是能力或诸多无法观察的品质或特征的信号。同时，党员身份类似于一种社会资本（关系），可以获得诸多资源（信息、影响力或操作力）和机会。它可以起到非正式个人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的、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宋时歌， 1998；刘和旺、王宇锋，2010）。如果认可政治资本具有某种能力或资格凭证的作用，则市场化转型可能并不一定会弱化其在地位晋升上的作用。

民主党派作为一种特殊身份，其对于地位流动的影响一直被忽视。虽然截至2011年底时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不过80多万人，但其中不乏中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因此在讨论职称晋升问题时，理应给予关注。

关于人力资本与地位流动的既往讨论，主要考察了学历、在职培训等方面，而对于人力资本的质量则较为忽视。这一方面是受限于问卷调查资料，另一方面更因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上大学就足以与其他人群进行区分，但在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学历的含金量会降低，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将是获得什么样质量的教学。已有研究显示，学校级别对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李黎明、李卫东， 2009: 120）。对于专业人员的职称晋升，人力资本的质量相比于数量而言，何者会更重要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基于既往研究，本文的第二个假设H2是：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相比于政治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对于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质量相比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对于职称晋升而言更为重要。

3．社会支持与晋升

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可分为两类：一是正式的社会支持，指来自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二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同事和非正式组织等的非制度性支持。本文主要关注专业人员来自非家庭成员如邻里、同事、上级和非正式组织等的支持，称之为社会性支持。

既往研究显示，越是能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其所拥有和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但具有社会资本功效的社会支持的获得，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投资”的产物，两性因之而有差异，专业技术女性由于家庭责任或组织社交的男性网络（比如：高尔夫球协会、足球协会等）对女性的排斥（Marshall, 1997），所以花费在与他人交往上的时间、精力都少于男性，从而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获得较少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女性会因为难于融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非正式网络，因而缺少机会，从而导致女性被排挤和孤立。就专业人员职称晋升而言，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性支持，则其在地位晋升的路途上相比于那些没有获得或获得较少支持的人而言，会走得更顺更远。

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H3是：越是能获得社会性支持的专业人员，越是能在职称晋升时处于有利位置。

4．性别分工与晋升

有关社会化形塑的性别认知、家庭分工等因素对于职称晋升的影响，尚有待引起更多的关注。有研究认为女性在承担职业角色的同时，还要兼顾家庭角色，这不仅表现在女性自身的角色意识中，也反映在社会对女性的双重价值评判标准上。社会对男性的评价尺度是事业，然而对女性却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标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家庭，而工作机构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作（Centra & Gaubatz, 2000）。这种双重标准对女性是不公正的，也超出了女性的能力范围，增加了女性的压力，造成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以往的研究也显示（Whyte & William, 1984）中国妇女承担了照顾家庭与抚育子女的重担。因此，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人员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等责任，并形成“劣势累积”（马缨，2009；张廷君、张再生，2009）。

因此，本文的第四个研究假设H4是：性别角色认知趋向于现代，家务劳动承担更少的专业人员，在职称晋升上会走得更快。

（二）模型及分析

1．模型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即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分为晋升副高级职称和晋升正高级职称，事件史分析方法测量的是职称晋升的年数。本文所讨论的职称晋升指各专业技术领域专业职称的获得，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副高级职称晋升（从工作开始晋升到副高级职称所用的年数），二是正高级职称晋升（从工作开始晋升到正高级职称所用的年数）。

2．模型核心自变量

先赋性因素以两个变量测量：一是父母文化程度，其取值参考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最高者，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四类；二是户籍出身，分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类。自致性因素的测量以个人人力资本为主，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文化程度，指个人开始第一个工作之前接受教育的年数；二是接受教育的质量，指最高学历是不是重点大学；三是工龄，根据分析时关注副级高职称和正高级职称晋升的主旨，建构了两个变量，晋升副高级职称前工龄与晋升正高级职称前工龄。

政治资本的测量，采用的是晋升副高级职称前政治资本和晋升正高级职称前政治资本，分为群众、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三类。

社会性支持是一个由多个变量建构的量表。问卷中有一个问题询问了“需要时下列人员能否帮你”，涉及的对象包括企业主/企业主管、厅局级及以上干部、处级干部、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被调查对象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状况，构建一个称之为“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的量表，其信度系数为0.785。

性别角色认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性别角色分工认知，根据被调查者对4项问题的回答构建量表，分别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对妻子而言，更重要的是帮助丈夫成就事业”。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67，得分最高为20分，最低为4分，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连续统。女性（10.06分）相比于男性（11.45分）更趋向现代。二是家务劳动承担。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专业人员职称晋升模型及分析

以副高级职称晋升事件和正高级职称晋升事件在生存期内是否发生为因变量，以先赋因素、自致因素、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性支持、性别角色认知等要素为自变量，利用事件史的logit模型，通过stata12软件分别对不同性别专业人员职称晋升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第一，在晋升副高级职称时，有显著影响的要素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性支持，且对两性有相似的影响。先赋性因素、性别角色认知和家务劳动承担对晋升副高级职称无显著影响。

第二，男女两性在成功晋升正高级职称的影响因素上，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相似性表现为政治资本和社会性支持对两性晋升的影响相近。性别差异表现为：对于女性而言，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各要素、性别角色认知等对晋升正高级职称均有显著影响；对男性而言，表征人力资本质量的“最高学历为重点大学”及性别角色认知对晋升正高级职称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