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揭秘与解谜

75岁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被驱逐出伊朗已长达14年之久。对伊朗独裁领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毫不留情的指责，为霍梅尼招来了一纸驱逐令。然而，这位年迈的老人，并未因此而保持缄默。1977年，身处邻国伊拉克的霍梅尼，找到了一种新方式来宣扬自己的主张。通常是在深夜10点左右，那时候大批前来伊拉克伊玛目阿里（Imam Ali）圣祠参拜的朝圣者刚刚离开，霍梅尼就开始向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发表长篇演讲。霍梅尼对巴列维政权展开强烈的抨击，将巴列维的这场西化改革与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在羞辱伊朗，并企图征服这个国家。

每月，受准前往伊拉克朝拜圣祠的伊朗民众不足1200人，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会带一个特别的纪念品回国，即录有霍梅尼讲道的磁带。这些磁带经过拷贝，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城市的大街上免费发放。当时，由于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有所承诺，巴列维必须继续推行改革，于是，他不得不指示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放弃没收或销毁这些磁带。这些磁带上标有宗教演讲的名称，同流行歌手的磁带放在一起销售。据萨瓦克“反颠覆小组”负责人帕尔维兹·萨贝蒂（Parviz Sabeti）预测，1978年售出了超过10万盘霍梅尼讲道的磁带，数百万伊朗民众都听过这位老人抨击巴列维政权的言论。

伊朗《世界报》是巴列维政府的喉舌。阿米尔·塔赫里（Amir Taheri）时任该报主编。他让手下的两名记者从市场上买来一盘磁带，与他们一同收听。三人很快就断定磁带中的声音并非来自霍梅尼本人，而是由萨瓦克雇用演员模仿霍梅尼的声音，借此败坏霍梅尼的名声。霍梅尼虽然在政治上较为激进，但他毕竟是受人尊重的学者，怎么可能屈服于“阴谋论”，告诉人们巴列维派人画了一幅金发碧眼的什叶派领袖伊玛目阿里的画像，以此来说明巴列维想要让美国基督教势力来统治伊朗的愿望？如果这不是一场恶作剧，那便是对宗教领袖的故意诬陷和诋毁。

几个月后，伊朗信息部部长达流希·胡马云（Daryoush Homayoun）在该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该社论对霍梅尼恶意中伤，不但指控霍梅尼与苏联关系密切，还将他描述成英国间谍和同性恋者。然而，胡马云低估了霍梅尼这位流亡学者的声望。1978年1月9日，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消息报》撤回这篇诋毁霍梅尼的文章。伊朗军方迅速派兵镇压抗议活动，在镇压过程中，数名学生死亡，众多学生受伤。

这场冲突造成的学生伤亡引发了民众抗议示威和政府强行镇压之间的恶性循环，使整个伊朗迅速陷入动乱之中。根据什叶派名为阿巴因节（Arbaeen）的习俗，死者去世40天后，要为其举行追悼仪式。于是，抗议示威与追悼仪式同时展开，伊朗军方为镇压动乱，又击毙了更多的示威者，从而引发了又一轮追悼仪式及抗议示威，最终引发全国性的罢工。有学者估计，约有11%的伊朗民众直接参与了抗议示威，超过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民众参与比例。1979年1月，巴列维被迫逃离伊朗，霍梅尼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伊朗，超过300万伊朗民众夹道欢迎。4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君主政体的公投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霍梅尼的迅速崛起使巴列维政权的支持者感到震惊，他们曾见证了伊朗从伊斯兰国家向世俗国家的转变，从此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伊朗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随后，霍梅尼为巩固政权采取强硬措施，又使过去支持他的学生们感到震惊。

对于这些转变，大概没有人会比卡特总统更意外。1977年的新年前夜，就在学生们走上库姆街头抗议的前几天，他还举杯向巴列维表示祝贺。卡特说：“正是巴列维的杰出领导，才使伊朗在动荡的中东地区维持稳定。”这一分析随后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响应。中央情报局无视1978年8月发生的一系列抗议示威，仍然断言称，“伊朗尚未发生政变，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政变的征兆”。

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强国的中央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对伊朗形势的判断，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呢？

在“冷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情报分析员的职责变得更为复杂。早前几十年，这些情报分析员们十分清楚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谁，知道哪些信息是他们需要掌握的，如莫斯科能够部署多少枚SS-9洲际导弹，一枚导弹能够携带几个弹头等问题。他们专注于揭露各国政府刻意隐瞒的真相和秘密，即“揭秘”。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布鲁斯·伯克维茨（Bruce Berkowitz）和艾伦·古德曼（Allan Goodman）在《最好的事实：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Best Truth: 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一书中所述，情报界被迫承担起的新职责是“解谜”。

计算机安全专家苏珊·兰多（Susan Landau）指出，情报界亟须将注意力从“揭露秘密”转移到“解开谜团”上来，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则较早地预示了这一点。表面上，伊朗是美国在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强大而可靠的盟友。然而，巴列维政权突然倒台，同时，经过公投，伊朗的君权政体迅速被霍梅尼领导的政体所取代。这种种转变，让世界各国政府大为震惊且普遍感到不解。

1979年的伊朗政变之所以让情报机构措手不及，是因为它孕育于清真寺和寻常百姓家中，而非皇宫或军营。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注意着伊朗的动向，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伊朗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些在市场上销售的盒式磁带。情报分析员们忽视了伊朗社会所发生的微妙变化：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个国家不但内部联系更加紧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接触也更为频繁。

安娜贝拉·斯雷伯尼（Annabelle Sreberny）和阿里·穆罕默迪（Ali Mohammadi）都亲身参与了这次伊朗政变。他们共同出版了《小媒体，大革命》（Small Media, Big Revolution），对1979年发生的事件做了分析。他们认为，有两类科技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类科技让伊朗民众接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另一类科技则让这些信息得以在伊朗本国范围内扩散和传播。前者建立起了伊朗与外界的联系（如长途直拨电话、通过邮寄获得的讲道磁带、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服务等），后者则将这些联系进一步扩大（如家用盒式录音机、复印机等）。两类科技共同催生的这场运动，其威力远远超过了政府和军队的预测。

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使突尼斯、埃及和利比里亚的政权纷纷倒台。科技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众所周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被迫辞职，Facebook的作用不可小觑。那么，回过头来看，录音机是否是推翻巴列维政权的致命一击呢？伊朗和埃及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说明了随着科技的发展、政治的演变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往预测社会变革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过去，我们是在熟悉的体系中寻找隐藏的信息，即寻找所谓的“秘密”；如今，这个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依旧墨守成规，便会对新体系下隐藏着的社会现象熟视无睹。

我们所处的时代，国际联系空前紧密，人们交流、决策以及自我规划的方式都正在发生巨大又微妙的变化。我们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与五湖四海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交谈、争论，说服或被说服。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身为个体还是国家，我们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彼此的气候、健康以及财富。因此，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而随着彼此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无疑也会增多。

在这个相互连接的时代，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范畴。美国的不良次贷引发了某投资银行的破产，同行拆借变得异常困难，从而导致冰岛的高举债经济不堪重负而崩溃，英国的储户们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冰岛银行的高收益储蓄账户付之东流。一场致命的流行疾病，让世界卫生组织焦头烂额。从多伦多到马尼拉，它的传播速度就跟人们乘坐飞机一样快，然而这一切竟然源于一场在香港举行的婚礼。但是，并非所有难以解释的现象都会带来不幸的结局。以突尼斯的政治革命为例，正是因为有了现场直播，才会使加蓬的学生受到鼓舞，走上街头，为争取降低学费而抗争；才会使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工人们团结一致，为争取权益而将议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韩国流行歌手朴载相的《江南Style》原本是为了讽刺首尔江南区奢靡的生活方式，但出人意料的是，歌中的舞蹈在全球一炮而红，这可视为事物之间错综复杂且始料不及的联系的典型。

要揭露被刻意隐瞒的秘密，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卫星图像清点导弹发射井的数量，或是利用双面间谍获取情报。然而，若想要抗击“非典”或避免次贷危机，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兰多认为，“解开谜团，需要我们深入且以非常规的方式进行思考，同时，要对谜团所处的世界有全面的认知”。

互联网的普及为我们探索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提供了众多新渠道。我们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轻松访问大洋彼岸某份报刊的头版，那片土地就像隔壁小镇一般近在咫尺。事实上，互联网的便捷之处还不止于此。免费的在线百科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事件的背景知识和来龙去脉，而在10年前，如果不找个像样的图书馆，要获取这些信息是难以想象的。谷歌承诺，将致力于组织全世界的信息，实现人人皆可访问。渐渐地，我们已经习惯于利用谷歌及其他搜索引擎来获取我们想要知道的秘密：只须键入“苏联拥有多少颗SS-9导弹”，再点击“手气不错”按钮，便可大功告成。

然而，搜索引擎能够帮助我们搜索到想要知道的事情，却很难帮助我们发现需要知道的事情。人们想要知道什么，取决于何人何事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简单来说，我们往往倾向于关注发生在家乡的新闻，而不是关注大洋彼岸的新闻；我们会对朋友的生活刨根问底，却不会对陌生人多加过问。无论是纸质报刊还是社交网络，所有的传媒工具都有共同的缺陷。传媒工具只能提供人们所要，但通常不是人们所需。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对这个错综复杂且互联互通的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呢？这个问题困扰的不仅仅是情报人员。流行病学家、首席执行官、环保人士、银行家、政治领袖，甚至激进分子，都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都需要尝试着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使意见相左，也要乐于倾听；同时，对陌生或难以预测的事物要多加留心。

我们从“揭露秘密”过渡到“解开谜团”，靠的不仅仅是信念。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需要借助多样的工具。这些工具，有的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的问世才不过短短几年。但是，只要善加利用，它们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探索世界。

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工具，帮助我们辨别听到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我们可以化繁为简，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彼此交流，让不同国家的人开展合作。我们可以突破成见，邂逅“网际奇遇”，从意外之事中积累洞察事物的能力，并为我所用。人类既然具备创造互联网的能力，那么也能搭建起新的网络，进而发现、理解和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

建立新的联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