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的两面性

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间时，刘剑伦教授感到微微有些不适。2003年2月21日，这位64岁的医学教授抵达香港，出席亲属的婚礼。但他并没有沾到婚礼的喜气，而是感到精疲力竭。刘教授是广州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医生。抵达香港之前的3个星期，他都在医院坐班诊治病患。数百名病人感染了“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月21日当天，刘教授由妹夫陪同游览香港，但他早早就返回了酒店。第二天上午，刘教授沿窝打老道直奔香港广华医院就诊。当时，刘教授呼吸困难，他告知医护人员，自己携带某种高度传染性病毒，需要在高压氧舱内接受治疗。

10天后，刘教授死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也就是“非典”。很快，刘教授的妹夫也去世了。刘教授并非首个因“非典”丧生的患者，但他的案例率先揭示了该疾病的潜在危害，即可以实现远距离的快速传播。最终，“非典”这场流行病还是在全球蔓延，夺去了916条生命；而如果不加以控制，“非典”最终可能会导致几十亿人受到感染。

在刘教授接受医院隔离之前，12名同期入住京华国际酒店9层的住客已经被感染。除了一些香港本地住客，其他住客则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以及中国内地。其中一位受到感染的住客陈强尼（Johnny Chan）是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他在刘教授入住两天后离开酒店，飞往河内。几天后，陈强尼感到不适，前往越法国际医院就诊，随后，陈先生死亡。

越南当地医生无法确诊陈先生的病因，就向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传染病监测控制中心主任卡尔罗·武尔班尼（Carlo Urbani）求助。武尔班尼博士是医疗诊断专家，他很快断定导致陈先生死亡的那种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立即约见越南政府相关机构，要求确保当地医院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然而，不幸的是，在武尔班尼博士接手之前，已有80多名病人及医护人员被感染。

3月11日，越南政府宣布对越法国际医院实行隔离。此时，武尔班尼正由河内飞往曼谷，准备出席医学会议。在飞机上，他出现高烧症状，这是“非典”的早期症状之一。一下飞机，武尔班尼就将自己隔离起来，并叫来自己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同事斯科特·道威尔（Scott Dowell）博士，约道威尔在曼谷机场会面。他们相隔两米开外而坐，交流了近两个小时。随后，泰国政府派来了全副武装的救护车和医疗技术人员，将武尔班尼博士送往医院。此前，武尔班尼博士健康状况良好，因此，医生认为，他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多次接触病毒，从而导致自身病毒载量超出负荷，身体机能不堪重负。3月29日，武尔班尼博士去世。

“非典”爆发时，身处美国或欧洲各国的人，可能对旅游禁令和外国游客突然佩戴医用口罩的举动印象不深。在此期间，有27名美国公民感染上“非典”病毒，而在亚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000。在世界其他地方，“非典”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全球卫生学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指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很快将‘非典’抛之脑后，但对于很多亚洲人和加拿大人来说，2002年11月到2003年6月这段时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正如华盛顿和纽约的居民永远不会忘了‘9·11’那天一样。”

大家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非典”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疾病，其传播不需要身体接触：一段时间内，与被感染者处于同一空气环境下，就有可能被感染。同时，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可以长达10天，其间无明显症状，但具有传染性。因此，那些尚处于潜伏期的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将病毒扩散至其所到之处。一名感染者可以传染几十，甚至几百人；而在与病毒携带者接触的人群中，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难逃此劫。因此，“非典”是十分致命的。

在2002年到2003年爆发期间，“非典”的传播速度极为惊人，而阴谋论则趁虚而入。一位俄罗斯科学家称，一切致命且快速传播的疾病，都是人为造成的。这一度成为部分亚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传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更大的社会恐慌。2003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发现“非典”病毒来自一种叫作果子狸的食肉动物。它外形似猫，在中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与埃博拉、炭疽和汉坦病毒一样，“非典”也属于动物传染病。携带此种病毒的动物本身并不患病，但会将其传播给人类。“非典”病毒很可能突破了物种屏障，先是通过果子狸的血液，传播给市场上果子狸肉的食用者们，再通过他们，把病毒传染给刘教授和武尔班尼等人。

“非典”具有潜伏期长、易于传播的特点，而当今世界联系紧密，无疑又使危害进一步加剧。像刘教授和陈强尼这样携带病毒、频繁乘坐飞机往来于全球主要城市的人群，一般被称为“超级传播者”。例如3月15日，在中华航空公司从香港飞往北京的112号航班上，一名乘客就将病毒传染给了同机的22名乘客——该趟航班共有126名乘客。随着恐惧的蔓延，人们对搭乘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前往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都充满了担忧。过去，对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与几千个陌生人共处一室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转眼间，这一举动变得十分危险。正如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在他的蝴蝶效应中所阐述的那样，一只巴西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引起美国堪萨斯州的龙卷风；同样，一顿在中国的晚餐，可能会把好几个人送进加拿大的医院。

最终，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受到“非典”的影响；除南极洲外，其余大陆均未能幸免。不过，全球范围内只有8422人受到感染。尽管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非典”病毒的传播态势迅猛，但截至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疫情。再后来，关于“非典”，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其防控效率，而并非其传播速度了。

从患者的数量上看，1918—1920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与“非典”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全球约有5亿人感染了这种致命的流感病毒，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其中大约5000万人因此丧命。事实上，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约为2.5%，远不及“非典”，但很多人都是多次感染该病毒。而“非典”的死亡率高达9.6%，其中，老年人群的死亡率更是超过了50%。与“非典”一样，西班牙流感也有很强的流动性，从北极圈内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屿，都有感染者分布。但当时，感染者只是通过搭乘轮船和火车，将病毒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非乘坐越洋飞机。既然“非典”如此致命，其蔓延为何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大大减少死亡人数呢？

有效防控“非典”，互联网功不可没。世界各地的医生，通过在线合作各尽所能，互联网由此成为抗击“非典”的前线。正是这种全球互通与合作，使“非典”疫情变得可控。

2003年3月，经意大利诊断专家武尔班尼博士提议，越南政府进入戒备状态；而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开始调动全球力量，展开鉴定、诊断工作，从而确保控制住“非典”疫情。武尔班尼博士抵达曼谷后的第6天，世界卫生组织即发布了安全网站，用于召开视频会议，协调各国研究人员开展工作。他们通过该网站，共享受感染者的肺部X光照片，并据此制定治疗方案。随后，该治疗方案以及感染者隔离指导方针，被发往全球各大医院。事实证明，这项举措是极为有效的——90%的“非典”病例均发生于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以前。为掌握“非典”疫情的发展态势，防止新一轮疫情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还启用了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GPHIN）。这是由加拿大国家卫生部开发的一个网站，用于利用新闻专线及网络资源，搜索有关潜在“非典”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该情报网站帮助世界卫生组织排除了超过1/3的虚假信息，从而快速识别和锁定“非典”病例。

即使相隔万里，也能实现信息共享，这大大降低了“非典”疫情以及隔离所带来的危害。新加坡是最早受到“非典”影响的国家之一。起初，新加坡的“非典”患者均被隔离在单独的病房内。经过治疗，患者可以回到家中接受隔离，政府在他们的住处安装了视频设备，以便监控病情。另外，疫情爆发时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这一天，中国人素有举家外出、扫墓祭祖的传统。为了防止城市公墓人群聚集，新加坡政府倡导当地华裔居民暂停扫墓，并别出心裁地为民众提供在线购买祭品的服务，再由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代为扫墓和献祭。

尾身茂（Shigeru Omi）是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总监。谈及世界卫生组织抗击“非典”的成果时，他表示，若不是飞机出行使得国家间往来如此便利，“非典”只可能在小范围的区域内传播；同时，若没有互联网的帮助，世界卫生组织也很难如此顺利地击退“非典”。如果说由航空旅行所构建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导致疫情加速蔓延，那么，数字化的联系手段（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化的）则促进了信息共享，为抗击“非典”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非典”，身处不同大陆的医生一起分析患者肺部X光照片，多伦多和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隔离措施……这些现象都说明，“联系”既可以是促成合作的关键，也可以成为导致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

流行性疾病的爆发通常无迹可寻。我们无从得知它们会出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又或者哪些不经意的举动会导致它们在一天之内传遍全球。为了查清病因和控制疫情，尾身茂等科学家不仅需要着眼本国，还要放眼全球，寻找关于流行病的蛛丝马迹。科学家们的任务是发现潜在威胁，并找到有效的对策，因此，国际视野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利用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搜索来自各家报纸和网络媒体关于“非典”的信息，准确性极高。这是因为该网络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非典”为当今社会人们所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范例。当然，挑战远不止于此，如急剧变化的气候、相互依存却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以及对耕地和其他稀缺自然资源的争夺等都是例子。我们应当保持乐观的心态，相信会有众多类似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的网络平台持续涌现，帮助我们拓宽视野，发现潜在威胁，抓住机遇，更快地找到应对策略。但是，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所需要的全球视野不可能手到擒来。全球化的前景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