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的基业长青路

问：您觉得娃哈哈会基业长青吗？

答：在主业上可以做到！

——对话宗庆后

2018年4月12日下午，娃哈哈集团总部会议室

1987年，宗庆后正式创业，从杭州上城区文教局的一场会议开始。这场会议是娃哈哈的诞生时刻，也是整个第一批中国崛起力量的缩影，他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全放开、政策改革刚刚露出曙光、外部资本极为稀缺的外部环境，企业靠的是企业家的自我开拓与奋斗。

当时，杭州上城区文教局召开了一场下属校办企业经销部负责人的选拔会。会议内容是，为该区推动改革试验的校办企业承包经营遴选一位负责人，负责改制创新的校办企业的经营事宜，全年需要完成4万元的利润指标。文教局只提供4万元的开办费、14万元的贷款，也就是说，承接者除了上交年度的4万元利润，还要承担14万元的贷款。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牵头此事的文教局副局长傅美珍此刻正在等待一个人的声音，就是此前她力推的人选——宗庆后。

终于，人群中有人说：“我干吧，不过创利4万元好像少了点，我可以保证上交10万元。”这个人就是宗庆后，当年他已经42岁，此前经历过15年的舟山和绍兴两地农场放逐、8年的销售员磨炼，他正在等待一个机会，真正可以破土而出、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

31年后的2018年，宗庆后在面对央视《对话》栏目主持人的谈话时回忆道：“40年前，我刚刚从农村回到杭州顶替我母亲工作，到校办厂当工人。这一段时间我做过推销员，因为我不是掌权人，后来我想再发展，人家不想发展，我也没办法。校办企业不懂得做生意，把它做亏掉了，把本钱做亏掉了。当时教育局要重组企业，认为我还是比较会赚钱的，所以，就由我担任校办企业的经理。我以前给校办企业跑业务的时候，因为是小学校办企业，都被人家看不起。所以我当时的目标是一年挣10万元钱。”

要尝试、要发展，这是宗庆后发自内心的愿望。尽管在1987年，改革还没有深入，民营经济尚未腾飞，温州的投机倒把还在饱受打击。摆在宗庆后眼前的是一个亟待实践先行的时代，他所需要做的事情是自力更生。

1987年，私营经济地位刚刚明确，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承认私营企业，已是前进的一大步。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正案正式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这给领先国内发展的浙商群体带来了政策机遇。这一时期，宗庆后抓住机会谋求企业快速发展。

1987年4月6日，宗庆后被正式任命为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负责销售学生用品，2分钱一块的橡皮、6分钱一本的作业簿，每件物品只有几厘钱的获利。当年，宗庆后在承包经销部之余还先后创办了晶宫食品商店、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员工70人，创利17.23万元。他实现了第一年的经营承诺，这也是娃哈哈第一笔原始积累。

1989年，由杭州市计划委员会批准，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更名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到1990年，创业才3年，娃哈哈的产值已经突破亿元大关。期间，娃哈哈实现了营养液的产品创新、有奖征名的营销创新、销售从华东到华北再到华南的全国性覆盖。

娃哈哈的成功除了宗庆后的努力，当然也与浙江省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有关。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分析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时曾指出：“首先是浙江较早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机制优势明显。”浙江通过率先推进民营化改革，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明晰了产权关系，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形成了竞争性市场关系，使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化。这种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为浙江全民自主创业和浙商的形成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同步，娃哈哈也迎来企业发展的几次关键阶段：第一步，依靠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实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第二步，靠“小鱼吃大鱼”奠定了发展基础；第三步，西进涪陵实现第一次省外扩张；第四步，引入国际资本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第五步，对抗“两乐”做民族的企业；第六步，新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

娃哈哈的第一步是靠“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儿童营养液完成了初步的积累，为当时的民营经济发展做出了示范，但过程也非常艰难。销售公司的周丽达在回忆创业初期的奋斗经历时，既兴奋又感慨：“兼并杭州罐头厂前，娃哈哈只有儿童营养液一支产品，公司和产品都没有什么知名度，而且还是‘三无’——无资金实力、无销售渠道、无知名度，一切都要靠跑出来，推销碰钉子被人家拒绝是常有的事。有好几次人家理都不理我们，一旦有人表示愿意接受试试看，我们就会非常高兴。不只是浙江，我们还到江苏、山东、广州等地方推销，希望能打开市场。当时公司还给我配了那种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方便我们联系。”那段时期，宗庆后每天中午都问她当天的市场情况，她就一一汇报“早上跑了多少家”“有没有人要或者不要”“还有几家领导在不在”……

在娃哈哈迈向第二步的时候，客观来说，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娃哈哈营养液开发出来后产品供不应求，但企业只有100多人，产量很小，如果不尽快扩大规模和市场，前期的努力就会被后来的跟进者挤掉。1990年，计划经济体系不同程度地存在，力求扩大发展的娃哈哈必须做出大胆尝试，实现体制性突破创新，于是，就有了当时“小鱼吃大鱼”的佳话。宗庆后回忆道：“我们花了8000多万元兼并了一个国营罐头厂，当时这个罐头厂已经是负债累累，发不出工资了。我们得到了它6万多平方米的厂房，但也收了工厂1500多名工人和600多名退休工人。按照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划算，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风波，那时兼并还没有成为一个惯例，报纸上的宣传是集体弄堂小厂兼并了国有大厂，社会上一部分舆论就说我们在瓦解国有经济。但兼并后，我们用3个月时间就把它扭亏为盈了，逐步扭转了社会影响，同时又发展了新产品，使娃哈哈第二年的销售额翻了两番，应该说这奠定了我们从小企业走向大企业的一个基础。”

1994年，西进涪陵，正值国家三峡水利工程正式启动，全国掀起一波支持西部大开发与移民援建的高潮。从市场角度看，涪陵作为桥头堡，整个西南市场迎刃而解，成为娃哈哈全国扩张的标志性一步。从政治意义看，娃哈哈在涪陵建厂开发，同时投资改造当地三家企业——涪陵市糖果厂、百花潞酒厂、涪陵地区罐头食品厂，安排上千名移民就业，对国家在三峡移民工程的试验做出了典范。当时，娃哈哈采取“移民经费与移民总承包”的方式，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肯定。在1996年的考察中，李鹏对这种通过企业联姻实现对口支援的方式十分满意，他评价说：“在这里办厂，你们开了个好头。”

1996年，吸引外资，大背景是国家改革开放，一些国外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企业仅靠自身发展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宗庆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外资企业合作，牵手达能。此时的外资在中国快速发展，1989～1997年，无论是投资金额、投资范围还是投资行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都迎来黄金时期。尽管娃哈哈与达能合资13年，双方经历磕磕绊绊，甚至最终发生了影响中外的“达娃大战”，但外资的进入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标准化等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8年，娃哈哈强势推出非常可乐，背后是宗庆后的民族情怀。宗庆后说道：“我感觉中国企业在跟国外企业竞争的时候，自卑感太强，总感觉我们什么都不如人家，什么都不敢跟人家竞争，都说狼来了，好像是要把自己吃掉一样。”1998年的娃哈哈，实力已经比较雄厚，依靠娃哈哈强大的全国性营销体系，在二三线市场强势推出非常可乐，在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这款产品在上市当年即实现了超亿的成绩。2004年，非常可乐登陆美国本土市场，引起美国学者的极大关注。

在饮品市场上占据绝对的“霸主”地位之后，娃哈哈开始探索转型创新之路。2002年进军童装，2010年推出婴幼儿配方奶粉，2012年商场开业，2013年进军白酒业。

娃哈哈一直在探索和创新，未来发展的版图日渐明晰，将更多围绕主业进行深化和延伸，高端装备制造、大健康产业将是娃哈哈发展的重点方向。2015年7月，工信部公布了2015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娃哈哈食品饮料生产智能工厂名列其中。宗庆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年会”上说：“娃哈哈集团投资了很多相关项目，如产品生产线智能化项目，把传统的人工操作变成现代的机器人作业，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回顾娃哈哈的创新创业路径，我们必须还原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因为创业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与环境融合互动的过程，否则，脱离时代背景的诸多评价会有失公允，伴随改革开放40年，娃哈哈走出了一条自我突破的开创性路径。2018年，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公开说到自己对宗庆后的评价：“是改革开放的优秀典范，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市场经济最典型的人物，是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