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神权的崛起

124．早期教会的构成

如前所述，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戒律体系控制了欧洲不同的民族和部落。本章将要讲述由伟人与天时塑造的教会如何发展成为以罗马主教为首的普世帝国。

关于早期基督教会组织的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如现今天主教会一样的管理等级体系从最初就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教会最初是由孤立的，甚至独立的阶层组成，虽然有些人的声望高于他人，但没有任何人享有权力上的优先权，总之，早期的地方教会是没有任何真正管理体系的协会或兄弟会。然而，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同，在4世纪末的教会中存在着固定的等级制度，包括执事（Deacons）、司铎（Priests/Presbyters）和主教（Bishops）等各级执事人员。主教们共同组成了主教团（Episcopate），有四个等级：区主教（Country Bishops）、市主教（City Bishops）、都主教（Metropolitans）或总主教（Archbishops）及宗主教（Patriarchs）。都主教是都城或省区主要城市的主教，领导教区内的其他主教。宗主教的权力在都主教之上。4世纪末时，共有五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s），分别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这五大城市为中心。

125．罗马主教的首席主教主张

两派历史阐释者对早期罗马宗主教与其他宗主教及主教之间的关系持相反观点，上文已有提及且应引起高度关注。天主教学者的观点认为，罗马主教从最开始就在职位上和权力上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和宗主教，这是神的旨意。新教学者的观点认为，最初宗主教们拥有平等的权力；即，虽然罗马宗主教的声望高于其他宗主教，但所有宗主教中没有任何一个在权力范围或管辖区域上优于其他。

然而事实可能是这样的：最初，罗马宗主教要求拥有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和宗主教的权力，并成为普世教会（Church Universal）的神授首领。这一主张基于几个理由，其主要原因是罗马的教堂由首任主教圣彼得（Saint Peter）亲自建造，基督曾将天国的钥匙托付于他，并授予其教授和解读《圣经》的最高权威，训谕到“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因而指派他负责所有教会。伟大的基督授予彼得的这种权威与卓越地位自然要传给他的神权继任者。

约6世纪末，罗马主教的主张得到了普遍认可，从此以后，他们在普遍意义上被赋予了教宗的头衔。除了坐上圣彼得宝座的大人物如利奥一世（Leo the Great）、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事件促成了罗马主教至高权力的实现，并极大地帮助他们建立了中世纪教皇的权威。这些事件在神权的崛起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下文将列举其中11个，每个都是基督教会产生后的七八个世纪里，神权史上真正重要的史实。

126．坚信圣彼得为首席主教及罗马教会的缔造者

人们开始相信基督在所有门徒中授予了彼得某种无上的地位。这种说法的根据源自《圣经》文本。人们也认为罗马教堂便是彼得本人所建。他极有可能是该教堂的建设者，且在尼禄（Nero）皇帝时期殉难于此。

这些历史信条和解读使罗马主教成为第一使徒及其教职的继任者，自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并佐证了其首席主教的主张。

127．罗马正教主教的声望

根据大多数罗马天主教机构的说法，在前3个世纪里，除两位以外，其他所有罗马主教都是圣使徒信仰的殉道者。这种坚信不疑被认为是基督为彼得所做祈祷的应验。“我已经为你祈求，”基督对圣徒彼得说，“叫你的信心不至失掉。”

在东部宗主教和罗马主教之间的论争时代，拉丁主教的这一著名的保守观念同希腊主教的投机倾向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地助长了其在正统的西部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128．世界政治中心的地理优势

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主教的主张极大地得益于罗马帝国良好的名声和威望。因为已经习惯于接受那里所有世俗事务的命令；那么自然而然，属灵事务也寻求其命令和指引。因此，占据世界地理和政治中心的罗马主教便拥有了高于所有其他主教和宗主教的一大优势。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里，聚集在永恒之城（Eternal City）上的光辉，自然也赋予了基督教主教头顶的光环。

129．帝国政府迁至君士坦丁堡的影响

都城从罗马东迁并没有使罗马主教失去其原有的地理优势。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将帝国政府东迁，不但没有削减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威严，反而大大提振了其权力和主张。正如但丁（Dante）所言，它“给了牧羊人空间”。这使得罗马教宗成为了罗马最重要的人物。

130．神职成为罗马的守护者

当蛮族袭来，罗马主教迎来了扩大影响和权势的又一时机。罗马的不幸却是他们的幸事。因为，当阿拉里克攻陷罗马之时，教皇英诺森一世（Pope Innocent I）通过调解使得罗马教堂免于遭受其他异教圣殿同样的命运；虔诚的教皇利奥一世通过斡旋，劝说凶恶的匈奴王阿提拉放弃罗马打道回府；而且他还于公元455年想方设法平息了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的愤怒，使罗马居民免受蛮族士兵带来的沉痛苦难（详见第25条）。

因此，当皇帝作为罗马理所应当的守卫者却无法保卫都城时，手无寸铁的神职人员却通过他被赋予的敬畏与威望尽力而为其难为之事，结果却为罗马教廷带来了更多的荣誉与权威。

131．罗马帝国衰亡对教宗权力的影响

但是，如果帝国的不幸趋向于提高罗马主教的名声和影响力的话，西部帝国的最终灭亡所带来的好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西部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落入东罗马皇帝手中时，因罗马远离君士坦丁堡的皇庭，罗马主教便成为了西欧最重要的人物，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君权。他们成了蛮族首领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仲裁者，而城市、国家和国王之间出现纠纷也诉诸罗马教廷决断。尤其在对抗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者时，西部的主教和总主教都向罗马寻求建议和帮助。

这些事务怎样直接而有力地强化了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早期教皇中最著名的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就如同一位世俗君主一样统治和管理着地区事务。

132．罗马的使团

罗马教会早期的传教热情使其成为诸教会之母，所有的教会都怀着深厚之情和感激之心仰望于她。因此，通过罗马传教士皈依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对神圣的教廷充满崇敬并成为其最忠实的孩子。英格兰基督徒最常去罗马朝圣，将他们的彼得便士（Saint Peter's Pence）送去作为贡金。当撒克逊人成为传教士向欧洲大陆的异教亲族布道时，他们将同样的依恋与热爱移植到了德意志人的内心。撒克逊修道士，“德意志使徒”圣波尼法爵在赢得德意志森林的异教徒对十字架的热爱的同时，也令他们对罗马教廷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详见第37条）。波尼法爵自己庄严宣誓效忠罗马教皇，通过这位热心使徒的努力而崛起的德意志教堂同样被要求承诺服从于罗马。也正是通过同样虔诚的传教士的影响，公元742年召开法兰克福宗教会议（Council of Frankfort）的时候，高卢和德意志的主教议决其教堂的都主教或总主教应该由教皇授予白羊毛披肩（pallium），表示其臣服并效忠于罗马教廷。

因此，罗马在西部各地教会的眼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直到格里高利二世（715—731）写信给东部皇帝，说道，“西部所有国家的目光都指引着我们的谦卑，视我们为人间的神明”。

133．萨拉森人攻陷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影响

公元7世纪，所有东方的大城市都落入穆斯林之手。这给罗马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都城，都有或者可能会有一位罗马主教的敌手。实际上，在基督教世界的版图上，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已经被抹除，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可能滋养着罗马教会的对手。因而，基督教世界的大灾难却再次巩固了罗马主教不断增长的权力。

134．毁坏圣像运动（726—842）；教皇成为世俗君主

关于圣像崇拜的争论，在教会史上被称为“圣像破坏之争（War of the Iconoclasts）”，在8世纪时爆发于东部的希腊教会和西部的拉丁教会之间，对罗马神权的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早在伊斯兰教势力崛起的7世纪之前，东部地区的基督教就已经失去了许多早期的单纯与质朴，经历了一场异教化的过程。那时，教堂里满是使徒、圣徒和殉道者的肖像与图画，其中不少是迷信崇拜的对象，他们被认为具有神奇的美德和力量。每一个城市，乃至每一座教堂，都各自拥有创造奇迹的偶像，为其守护神。

到7世纪，整个东部的十字架都倒在了新月面前，结果使徒和圣徒像却连他们自己的殿堂都无力保护，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就很容理解了。蛮族入侵带来灾难之时，一直被尊为城市和庙宇守护者的古老神祇竟无能为力，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居民当时的情绪和此次灾害导致东部基督徒的觉醒完全一样。

穆斯林征服者，斥责基督徒为偶像崇拜者，砸碎了祭坛的圣像，但却没有火从天降来惩罚这些渎圣者，基督徒感到耻辱与困惑。像古希伯来人的改革派一样，一个坚强的派系出现了，宣布上帝把教会送到了异教徒之手，是因为基督徒已经离经叛道陷入了粗俗的偶像崇拜之中。这些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把自己命名为“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s），成为东部教会的改革者。公元754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大型教会会议，会上颁布法令称“除《圣餐》中的基督像外，所有其他均属亵渎或异端；偶像崇拜是基督教的堕落与异教的复兴；所有这些偶像崇拜的纪念物都应该被打碎或抹除”。

利奥三世于公元716年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位，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偶像破坏者。东部的希腊教堂圣像均被清除，皇帝决定也要清除西部拉丁教堂里的这些“偶像崇拜的象征”，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圣像。

教皇格里高利二世作为罗马主教，不仅反对该法令的执行，还发布教令将东部皇帝开除教籍，并禁止所有破坏圣像的教堂参加正统天主教会的圣餐仪式。

在这场与东部皇帝的论争中，罗马主教想方设法与一些强大的西方君主结盟。首先，他们联合了伦巴第人作为保护者，但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危险性，于是转向了法兰克人。于是，便有了加洛林国王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友谊故事以及他们的互帮互助，成就了难得一见的患难之交。教皇帮助加洛林家族的后裔成为国王和皇帝；知恩图报的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抵御帝国和蛮族的所有来犯之敌，并为其献土，奠定了教皇世俗权力的基础（详见第96条）。

因此，罗马主教在逐渐获得属灵权力之后，又额外获得了世俗权力，虽然后者后来成了软肋，但起初无疑是优势因素，而且是他们登上西部权力宝座的垫脚石。

135.《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和《伪教令集》

从大约8或9世纪往后，有史以来两个令人震惊却又成功的伪造物大大促进了罗马教皇权势的发展。这些著名的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和《伪教令集》（False Decretals）。

前者的目的可能是支持和佐证丕平献土，方法是提供教会的第一帝国保护人早期相似赠予的证据。其“讲述了君士坦丁大帝如何通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的祈祷治好了麻风病，并在其受洗的第4天，为了精神自由免受世俗政府的不断束缚，进而放弃了罗马而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都城，以及他如何把意大利和西部国家的统治权随即赠予教皇及其继任者。”

所谓的《伪依西多尔敕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大约出现在9世纪中叶，原本是为了主教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教皇的利益而出版的，但它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有着类似的目的。同许多所谓的早期教皇书信和教令一起构成了系列教会文件。他们意欲通过认可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来证明二三世纪的罗马主教就已经行使了当时9世纪教皇主张的所有权力和广泛管辖区域。

在那个不加批判的时代，这些文件被所有人当作真品接受。教皇的最大主张成功地获得了支持。现在，这些文件被天主教和新教的所有学者认定为伪造；尽管如此，它们却像真实文件一样有效地确认了教皇的权力。

136．教会管辖权；上诉罗马教廷

查理大帝已经认可了早期教会的原则，即无论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神职人员只受制于宗教法庭，不受世俗法庭管辖。主教逐渐获得了审判涉及婚姻、信托、伪证，买卖圣职，或关于寡妇、孤儿或十字军战士的权力，因为这些案件都与宗教有关，甚至取得了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力，因为所有犯罪都是罪恶（All Crime is Sin），因此只能由教会妥善处理。宗教法庭会判决这些人员苦修、囚禁于修道院或交给民事机构。

因此，到了12世纪，教会拥有了绝大多数世俗和神职事务的刑事管辖权。世俗国王并未察觉到此事的趋向，最开始都支持教会扩大管辖权。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公元857年，法兰西的秃头查理赋予主教们调查涉及抢劫、谋杀和其他罪行的所有案件，并给罪犯定罪量刑的权力。

当时，宗教法庭司法权极度扩张的特点是建立了一种原则，欧洲不同国家涉及神职和宗教的所有案件，都应由其主教或总主教法庭将案件上诉或传讯到拥有终审权力的罗马教廷。教皇因此被视为正义的源头，至少在理论上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法官，而皇帝、国王和所有民事法官都只是拥有同其教长一样的执行判决和教令的权力。

应当说，没有教皇与主教之间漫长而痛苦的较量，教会的地方法庭服从罗马法院的这一原则便难以确立，这一斗争与同一个世纪里欧洲国王和封君之间的斗争极为相似。但是，作为在世俗领域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封建贵族服从王权，集所有大权于国王一身一样，在属灵世界的斗争结果是教会贵族服从教皇权威，将最高司法权交由罗马教皇掌握。

教皇利用此时得到的权力同德意志皇帝展开了著名的最高权力的争夺（详见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