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位上了年纪的旅客，坐在风驰电掣的列车靠北窗户的位子上，对着两个空位子，身旁也没人坐，他不是别人，正是铁莫菲·普宁教授。他头秃得挺像个样儿，皮肤晒得黧黑，脸蛋也刮得蛮干净，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褐色的大脑袋，那副（遮住开始脱落的眉毛的）玳瑁边眼镜，猿猴那样厚实的上嘴唇，滚粗的脖颈和那穿着绷得挺紧的花呢上衣的、结实的身子骨儿；但临了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他那（眼下穿着法兰绒裤子、交叉着的）两条腿却挺瘦，脚也显得纤弱无比，几乎跟娘儿们的脚一模一样。

他那双邋里邋遢的羊毛袜子是猩红色的，带有淡紫色的菱形图案；那双老式的黑色浅口鞋让他花费的钱，几乎跟他用在全身装束（包括那条花里胡哨的领带在内）其他方面的钱一般多。一九四〇年代以前，他在欧洲那段生活稳定的时期，一向爱穿长衬裤，裤脚塞进颜色素净、旁边绣花的干净丝袜里，用袜带吊在穿着棉布裤的腿肚子上。那当儿，对普宁来说，把裤腿提得过高而让人瞥见里面的白衬裤，就如同让太太小姐们看到他没戴硬领和没打领带一样粗鄙；就连住在巴黎第十六区那座肮脏的公寓时——普宁逃出列宁化了的俄国，在布拉格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在那里面住过十五个年头——如果那位看门的卢老太婆上楼来收房租，正巧碰上古板的普宁没戴fauxcol，他也会马上用一只高雅的手遮住脖子前面的领扣。这一切在这个新世界随意的气氛里都有了些改变。如今，他已经五十二岁，反倒热中于日光浴，穿短袖衬衫和松松垮垮的长裤子了，两条腿一搭起来，就存心老脸厚皮地露出好大一片光腿。眼下，他就可能对着一位同路的旅客如法炮制，可是这节车厢里除了一名士兵在一头呼呼酣睡，另一头两位女士在专心照应一个婴孩之外，只有普宁，别无他人。

这儿要透露个秘密，那就是普宁教授坐错了车。他本人并不知道，列车员也不清楚，后者这时已经穿过几节车厢来到普宁乘坐的这一节。说真的，普宁这当儿倒觉得扬扬得意咧。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副主任裘迪丝·克莱德小姐请他星期五晚上到克莱蒙纳——这个城镇在普宁一九四五年起就栖身执教的温代尔西边大约两百俄里——做一次学术报告，她告诉我们这位朋友说乘下午一点五十二分驶离温代尔的那班火车最合适，四点十七分就抵达克莱蒙纳了。但是普宁跟许多俄国佬一样，过分喜好时间表、地图、目录这类玩意儿，尽量把它们收得齐全，然后带着无事瞎忙的兴奋劲儿，随心所欲地利用它们，一旦给自己推敲出一些时间表就沾沾自喜。他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有一班更方便的车次（下午两点十九分离开温代尔，四点三十二分抵达克莱蒙纳），旁边还有个不大显眼的参照符号，标明每周星期五，且只有星期五，这班两点十九分的火车开往远方一个同样冠有一个悦耳动听的意大利名字的比较大的城市，中途在克莱蒙纳有一站。可是对普宁来说，不幸的是他那份火车时间表是五年前印的，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不管用了。

他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是一家多少带点地方色彩的学府，其特点是在景色美丽的校园正中开了个人工湖，爬满常春藤的走廊把各座大楼连接起来，几幅壁画展现了该校一些得到公认的教员正在把知识火炬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巴斯德手里传给许多傻大肥粗的农场小伙子和姑娘。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活跃而庞大的德语系，系主任哈根博士得意扬扬地称它是“学府里的学府”（说的时候把每个音节都念得非常清楚）。

在一九五〇年秋季学期里，注册念俄语的学生不多，有一个过渡班的学生，爽直而认真的贝蒂·勃里斯，一个仅露了名字的高年级学生（选了学分而从没上过课的伊万·德勃），还有另外三名生气勃勃的初级班学生：约瑟芬·马尔甘，他的祖父母都生在明斯克；查尔斯·麦克白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已经处理了十种语言，准备再埋葬十种；无精打采的爱琳·兰，有人对她说一旦掌握了俄文字母就差不多能阅读《安娜·卡拉马佐夫》原文版啦。普宁作为一名教员，根本没法跟那些分布在美国学术界各处的了不起的俄国太太小姐们竞争，她们尽管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不知怎地只凭直觉、巧嘴灵舌和一种母性活力，竟然在那种伏尔加母亲河的歌谣、红鱼子酱和茶炊的氛围里，把她们那艰深而美丽的语言的神秘知识一一灌输给了一群懵懵懂懂的学生；普宁作为一名教员，也从来没设想过要进入近代科学语言学的崇高殿堂——苦行僧般研究音素的学术界，一些认真的小伙子在那殿堂里面学的不是语言本身，而只是学会了一套方法并教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教学罢了；这套方法犹如瀑布一般，水花从这块岩石泼溅到那块岩石，不再是一种合理的导向式媒介，但在难以想象的将来也许会有助于发展深奥的方言土语——基本的巴斯克语什么的——只有某些精制的机器才能说得上来。普宁对这份工作无疑采取一种漫不经心的闲散态度，他确实只靠一家比温代尔学院大得多的学府的斯拉夫语系主任主编的一本文法书来教课，那位主任是个年高德劭的骗子，俄语蹩脚得简直成为笑谈，可他却宽宏大量地让别人匿名苦干出来的产品借用他的大名出版。普宁尽管有许多缺点，却具备一种令人释怀的、老派的魅力，他那位忠实的保护人哈根博士在一些脾气别扭的校董面前力称那种魅力是一种精巧的进口货，值得用本国现金支付。普宁一九二五年前后在布拉格大学荣获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到了本世纪中叶已经变成没多大用途的头衔，可他作为一名俄语教员倒也不能说完全不称职。他招人喜欢，并非由于什么主要才能，而是由于他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插科打诨，他一离题东拉西扯就会摘下眼镜，一边眉飞色舞地追忆往事，一边按摩他那副现实的镜片。用蹩脚的英语扯扯怀乡话题啦，自传性质的奇闻轶事啦，普宁怎样来到Soedinyonnïe Shtatï（合众国）啦。“登岸前在船上接受海关检查，好好！‘没什么东西要报关吗？’‘没有。’好好！然后是些政治问题。他问：‘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就回答，”——这位开讲人由于打心眼里涌现一阵暗自得意的欢乐而暂停一会儿——“‘首先，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该怎么理解呢？是实际的呢，形而上学的呢，理论的呢，神秘的呢，抽象的呢，个人的呢，还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我年轻的时候，’我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就展开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结果我在埃利斯岛整整度过了两个星期。”——肚子开始起伏，一起一伏，这位开讲人捧腹大笑起来。

还有一些更妙的幽默场合。仁慈的普宁带着一种羞答答的神秘表情，一边准备为孩子们讲些自己当年领略过的妙趣横生的事儿，一边自己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残缺可怕的黄牙，然后会打开一本破旧的俄文书，翻到他小心夹了一张精致的人造革书签的地方；打开那本书的时候，脸上往往会浮现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使他那温顺的容颜全然改色；他张着大嘴，狂热地来回翻弄那本书，可能要过好几分钟才找到所需要的那一页——或者对自己毕竟标对了地方而感到满意。他选的段落大都摘自差不多一世纪以前奥斯特洛夫斯基草草写成的一些有关商人生活习气的、古老而幼稚的喜剧，或者出自一出同样古老、甚至更古的、靠曲解词义取胜而价值不大的列斯科夫的闹剧。他用亚历山大古典剧院（彼得堡一家剧院）那种洪亮热情的声调，而不是用莫斯科艺术家剧院那种清脆纯朴的声调，把这些老古董念出来；不过要欣赏这些段落至今尚存的任何妙趣，人们不但得充分熟悉方言土语，而且也要有丰富的文学见识，他这个可怜的小班内的学生这两样可均不具备，因此只剩下这位表演家独个儿在欣赏课文里微妙的联想。我们方才已经提到的那种起伏的喘息，眼下会变成一次名副其实的地震。普宁一边犹如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绘影绘声地模仿表演，尽力追忆他（在一个尽管被历史淘汰却好像格外鲜明的灿烂世界里）度过的一段热情洋溢、对事物敏感的青年时代，一边接连地举出例子，深深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使他的听众有礼貌地揣测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俄罗斯幽默。不大一会儿，笑料对他来说也显得过了头，于是梨形的泪珠便会从他那黧黑的腮帮上淌下来。不光是那排吓人的牙齿，还有一大块粉红色的上牙床，都突然鈀了出来，就像一个玩偶匣被揭开盖儿，玩偶突地蹦出来那样。他的手会忽地一下放到嘴边，宽肩膀摇来晃去。尽管他那只挥来挥去的手遮没了话语，使全班学生越发听不明白，可是他彻底沉醉于自己那种欢乐中的劲头，却证实是无法抗拒的。临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时，他就会招得学生们憋不住大笑起来，一阵突然爆发、颇有节奏的狂笑发自查尔斯，一串出人意料的、优美而热情洋溢的笑声使约瑟芬换了容颜，她其实长得并不标致，而长得标致的爱琳则失礼地格格傻笑不已。

这一切并没改变普宁坐错班车这一事实。

我们该怎样来诊断他这个可悲的病例呢？特别应该强调一下的是，普宁完全不是上一世纪那种脾气好的德国腐儒——der zerstreute Professor。恰恰相反，他也许过分谨慎，过分坚持不懈地提防邪恶的陷阱，过分劳神地处处警惕，惟恐周围光怪陆离的环境（无法预测的美国）会诱他落入圈套，干出一些荒唐事儿。这个世界恍惚不定，而普宁有责任来整顿这种局面。他一辈子总在跟一些无情的对象交锋，他们一进入他的领域，要么土崩瓦解，要么攻击他，要么不起作用，要么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手笨得出奇，可他却又能一眨眼的工夫就用豆荚做出一个单音符的口哨儿，用一块扁石能在池塘水面上打出跳十次的水漂，用指关节能在墙上映出一只兔子的黑影儿（也是一眨眼就完成的），而且还能表演俄国人从袖口里变出东西来的其他一些平凡的戏法，因此他就认为自己有了一套了不起的手艺。他怀着一种困惑不解而又迷信的喜悦心情溺爱各种小玩意儿。各种电气装置使他着了迷。塑料的东西使他激动万分。他对拉链也称赞不已。但是，一阵风暴半夜里使当地发电站瘫痪后，他那座恪守职责的电钟清晨就会给他胡报时辰。他那副眼镜框子会从正中折断，给他剩下两块镜片，他就会含含糊糊地想把它们连接起来，也许巴望出现自动有机黏合的奇迹来修复吧。绅士顶顶依赖的拉链会在他匆忙而绝望的梦魇时刻，由于他不知怎地用手一弄而松开。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坐错了车。

对普宁来说，英语是个特殊的危险区域。他离开法国到美国来的时候，除了懂得一些像“此外仅余沉默而已”啦，“再也不会”啦，“周末”啦，“人名录”啦等等没多大用途的零星词汇，以及一些像“吃”啦，“街道”啦，“自来水笔”啦，“暴徒”啦，“查尔斯顿”啦，“边际效用”啦等等普通字眼，对英语根本一窍不通。于是，他坐下来顽强学习费尼摩尔·库柏、埃德加·爱伦·坡、爱迪生和三十一位美国总统的语言。一九四一年，他学了一年之后就能熟练地运用“如意算盘”和“好咧好咧”这类油腔滑调的词句。到一九四二年，他能在话语中插入“长话短说”这句短语。杜鲁门进入第二任总统职位期间，普宁差不多什么话题都能谈了；可是接下来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似乎停滞不前了，到一九五〇年，他的英语仍然破绽百出。那年秋天，他除去教俄语，还在哈根博士指导下的一个所谓的专题讨论会（《变化缓慢的欧洲：当代大陆文化概论》）上每周做一次学术报告。我们这位朋友的全部讲稿，包括他在外地做的杂七杂八的报告，均由德语系一位年轻教员负责校订。整个过程颇为复杂。普宁教授先把他那充满格言警句的流畅的俄文稿费劲地译成破绽百出的英文稿，然后让年轻的米勒作一番修订，接着由哈根的女秘书爱森保尔小姐用打字机打出来。普宁再把自己看不大明白的段落删去，最后就照本宣读，念给他每周的听众听。要是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他连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他也不会利用上下移动眼珠那套老办法来掩饰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快速看一眼讲稿，记住一连串句子，滔滔不绝地讲给听众听，然后把结尾拖长，再马上扫一眼下面的句子。普宁慌里慌张的眼睛肯定会看错行。所以，他宁愿用男中音念讲稿，目光盯牢在那上面，声调既缓慢又单调，就好比在慢慢爬那些给害怕乘电梯的人用的没完没了的楼梯。

那位列车员是个头发灰白、慈祥的老头儿，一副钢丝边眼镜低低地架在他那虽然塌、却管用的鼻子上，大拇指上贴着一块脏里吧唧的橡皮膏，他此刻还剩下三节车厢需查票，然后就来到普宁所乘的最末一节。

这当儿，普宁陷入一种普宁式的特殊不安的心情。他处于一种普宁式的为难境地。每逢到一个陌生的城镇过一夜，他都要带着鞋楦子、苹果、字典这类必不可少的东西，此外还带着他那个格莱斯东式旅行包里面装着一套比较新的黑礼服，这是他计划当晚给克莱蒙纳女士们做那个报告（《俄国人是共产主义者吗？》）时穿的。其中还装着一份下星期一在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堂吉诃德和浮士德》），他打算明天在回温代尔的途中再把它看一遍，另有毕业生贝蒂·勃里斯写的一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完形心理学》），这篇论文他得代她的主要精神导师哈根博士审阅一下。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如果他把那份要在克莱蒙纳发言的稿子——一叠折得很整齐的打字纸——放在口袋里，贴紧自己温暖的身子就显得牢靠些，可是按照推理他又很可能忘记把它从现在穿的这身上衣里掏出来，放进晚上要穿的那套上衣里去。另外，他要是现在把这份讲稿放入旅行包里那套衣服的口袋，他知道自己又会担心箱子被人偷走而惴惴不安。第三方面（这种心理状态总在滋生额外枝节），他眼下穿的那身上衣的内兜儿里装着一只宝贵的皮夹子，其中有两张十美金的钞票，一张我在一九四五年协助他写给《纽约时报》社涉及雅尔塔会议的一封信的剪报，还有他的入籍证书；于是在需要掏出皮夹子的时候，一忙乎确实有可能把那篇折好的讲稿一起带出来而不幸遗失。我们这位朋友在火车上的二十分钟里已经把他的旅行包打开两回，翻弄他的几份稿子了。列车员来到这节车厢时，勤奋的普宁正在费劲地审阅贝蒂那份成果，开头第一句是：“当我们考虑大家生活在其间的那种思潮时，我们不得不注意——”

列车员进来了，没把那名士兵叫醒，答应那两位女士到时他会通知她们准备下车，接着冲普宁那张车票直摇头。克莱蒙纳那一站早在两年前就撤销了。

“一次挺重要的演讲啊！”普宁喊道。“怎么办？简直是一场大灾难！”

头发灰白的列车员表情严肃但很舒适地一屁股坐在普宁对面的座位上，一声不响地查阅一本尽是皱角的时间表。几分钟之内，也就是说三点零八分，普宁得在惠特彻奇下车，这就使他可以赶上四点钟那班公共汽车，六点钟左右便可以把他送到克莱蒙纳啦。

“我本来以为可以节省十二分钟，哪晓得现在却白白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普宁痛苦地说。他清了清嗓子，没理睬善良的灰发老头儿那句安慰他的话（“你会赶得上的。”），连忙取下那副看书用的眼镜，把他那个石头般重的旅行包整理好，走进车厢末端的通廊里，好在那儿等待车外那叫人无法分辨的葱翠景致匆匆掠过，而他脑子里记牢的那个车站来到眼前。

二

惠特彻奇按时出现了。阳光普照着一片又热又呆板的水泥地，火车在这月台上映出轮廓鲜明的几何图形的黑影。十月里，当地气候却热得跟夏天一样，真叫人难以相信。普宁小心翼翼地走进一间凑凑合合的候车室，屋子当中有个多余的火炉，他四下扫了一眼。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个流着汗的小伙子正坐在宽大的木柜台后面填表格，露出了上半截身子。

“请问，”普宁说，“四点钟去克莱蒙纳那班公共汽车停在哪儿呐？”

“就在马路对面。”那位雇员连头都没抬，轻快地答道。

“哪儿能暂存一下旅行包？”

“就是这个包吗？交给我吧。”

小伙子带着那种一向使普宁感到为难的、不大讲究正规手续的民族性格，把那个旅行包胡乱塞进他那个隐蔽的旮旯里。

“收据呢？”普宁问，把kvitantsiya这个俄语词汇英语化了。

“什么？”

“号码？”普宁又试问道。

“用不着号码。”那个家伙说，继续写他的字。

普宁离开车站，既然知道公共汽车在哪儿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吃完一份火腿三明治，再要一份，也把它吃得精光。三点五十五分整，普宁付完饭钱，顺手还从柜台旁边一个干净的松果形小杯子里仔细挑了一根免费牙签，就回车站去取他的旅行包。

这时换了另一个人值班。先前那位被叫回家去了，需要赶紧送老婆进产科医院。过几分钟他就会回来的。

“可我得取我的旅行包啊！”普宁喊道。

那位替班的感到抱歉，却爱莫能助。

“就在那儿呐！”普宁一边跳在柜台上用手指着，一边喊道。

太倒霉啦。他还在指着，却发现自己要错了包。他的食指晃来晃去。这种犹豫不决的样儿真要命。

“去克莱蒙纳的汽车就要开啦！”普宁喊道。

“八点钟还有一班，”那人说。

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怎么办呢？糟糕的处境！他朝街头望去。公共汽车刚刚到站。这次邀请意味着五十元额外收入例。他的手晃到了右边。包就在那儿呐！slava Bogu（感谢上苍）！得啦！他索性不穿那套黑礼服了——vot I vsyo（就这样呗）。干脆回来时再取它。他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丢失过、撂过、扔过多少更有价值的东西了。于是，普宁精神抖擞地、几乎是轻松愉快地登上了那辆公共汽车。

他踏上这段新的旅程，刚刚路过这个城镇的几条马路，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个叫他担心的念头。他跟旅行包分手之后，左食指尖和右肘弯的内侧就一直交替检查上衣内兜里那件宝贵的东西在不在。他猛地把它抽出来。哎呀，原来是贝蒂那篇论文。

普宁发出一声他认为足以表达国际公认的焦急和恳求的惊叫，从座位上东倒西歪地站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车门口，司机用一只手厌烦地从银柜里挤出一把硬币，把车票钱还他，然后刹住车。可怜的普宁落脚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中心。

他的身子骨儿并不像他挺胸凸肚所显示的那样强壮，一种由于失望而带来的疲劳，像一股浪潮那样把他头重脚轻的身体淹没了，把他同现实隔离了，这种感觉在他并不新鲜。他发现自己待在一个布局合理而气氛阴沉的公园里，绿油油、紫糊糊、湿漉漉，里面主要种些忧郁的杜鹃花、光溜的月桂花、浓阴密布的大树，还有修剪得很短的草坪；汽车司机方才简短地提醒他穿过那条栗树和栎树夹道的小巷，就能回到火车站去，他刚一转进小巷，那种怪异的感觉，那种同现实隔离的激动，突然把他彻底整垮了。是不是方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泡菜和火腿？是不是犯了他的几位大夫至今都没给他检查出来的一种怪病？我的朋友纳闷，我也纳闷。

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注意到生活当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离散状态。除非有一层薄薄的肉裹住我们，否则我们就会死亡。人只有摆脱他周围的环境才真正存在。头盖骨跟宇航员那顶头盔一样。待在里面，否则你就会自取灭亡。死亡犹如一种剥夺，死亡犹如一种参与。人和自然景致打成一片，好倒是好，可那样一来，微妙的自我便消失殆尽。可怜的普宁体验到的感觉有点像那种剥夺，像那种参与。他感到虚弱无力。他浑身出汗。他惊恐万分。月桂花丛中的一条石板凳救了他，使他没有瘫倒在人行道上。他别是心脏病发作了？我不信会是，因为眼下我是他的大夫，让我再说一遍，我不信会是。我这位病人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不幸的怪物，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神经质的反感和病态的憎恶看待他们的心脏（按照普宁遗弃的旅行包里面装着的那本《新版韦氏大学词典》所下的令人厌恶的定义：心脏是“一个空洞的肌肉器官”），唉，仿佛心脏是人不得不赖以为生的某种健壮、黏糊糊、不可触摸的怪物。有时候，医生对普宁那种忐忑乱跳的脉搏感到纳闷，便彻底给他检查一遍，心电图标出来的荒唐无稽的山脉图形，说明他犯了十来种互相排斥的致命病症。他害怕摸自己的手腕子。他从来没敢尝试朝左面睡觉，失眠的人夜里往往两面都试过，依然睡不着，真巴不得再有个第三面，即使在这样忧郁的时刻，普宁也从不敢朝左面睡。

眼下，在惠特彻奇公园里，普宁又体验到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四日、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他的生日）和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曾经有过的感受，这种待在他体内的讨厌的自动玩意儿发展得很有自觉性咧，过一阵子就要发作一次，不仅十分活跃，而且折磨他，叫他惊恐不安。他把可怜的秃脑瓜子顶在长凳石靠背上，忆起以往一次次类似的不安和失望的情景。这回莫非是肺炎？前两天，一个刮风的夜晚，他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国式酒会，主人敬过第二巡酒之后，他便感到寒气刺骨。接着普宁突然觉得自己滑回到童年时代去了（别是要死啦？）。想起来的种种细节他觉得都很清楚，据说这种感觉是快淹死的人，尤其是以往俄国海军里快没顶的人，所享有的一种戏剧性特权——一种窒息现象，有一位老资格心理分析学家，名字我给忘了，把这种现象说成就像是人在受洗礼时下意识引起的休克，这种休克使那些介于首次和末次浸礼之间的往事一下子都迸发出来，让人统统想起来了。这一切只发生在一刹那间，可没法用几句话来描述。

铁莫菲·普宁出生在彼得堡一个相当富有的体面家庭里。父亲巴威尔·普宁是位颇有声望的眼科专家，荣幸地给列夫·托尔斯泰治过结膜炎。铁莫菲的母亲是个瘦弱、神经质的女人，纤细的蜂腰，头发卷曲成串，她是那位一度很出名的革命家祖莫夫（恰与“Zoom off”同韵）和一位来自里加的德国女郎所生的女儿。普宁在半昏迷状态中看到母亲的眼睛渐渐挨过来。那是仲冬的一个星期天。他十一岁，上第一高级中学，一直在准备星期一的功课，忽然感到浑身奇冷。母亲连忙给他试试体温，目瞪口呆地瞧着孩子，马上把丈夫的好朋友——儿科大夫别劳什金请来。他是个小个子，长着鼓出来的浓眉，蓄着短胡子和短头发。他把礼服下摆摆舒坦了，坐在铁莫菲的床沿上。大夫那只胖金表和铁莫菲的脉搏便开始了一场赛跑（后者轻而易举获得了胜利），接着，铁莫菲给扒光了衣服，别劳什金把他那冰凉的耳朵和砂纸般的腮帮子贴在他的身上。那只耳朵就像听诊器的平底那样在铁莫菲的背上和胸脯上移来移去，粘牢在这块或那块皮肤上，接着又嗵地移到另一块上面去。大夫刚走，铁莫菲的母亲和一个嘴里叼着安全别针的、体格健壮的保姆就把这个可怜的小病人紧紧裹起来。这套像给犯人或疯子穿的约束衣包括一层浸湿的麻布，一层更厚的脱脂棉和一层紧紧的绒布，此外还有一层魔鬼般的油布——呈发烧时的尿色——裹在那层贴肉而折磨人的冷湿麻布和那层绒布包住的、吱吱响得叫人难受的棉花当中。铁莫沙（铁姆）就像一个可怜的作茧自缚的蛹，躺在床上，上面还盖着几条毯子；然而这一切全都白搭，还是没法抗拒那种从他冰凉的脊椎向两边扩散潜伸到条条肋骨里去的寒冷。他闭不上眼，因为眼皮也刺痛。幻觉中只见一些讨厌的扁圆圈和斜刺过来的光线；看惯了的东西都变成滋长可厌的错觉的温床。床旁边有一座闪闪发亮的四扇式木屏风，上面烙刻着一条尽是落叶的马道，一个睡莲池塘，一个伛着腰坐在长凳上的老头儿和一只前爪捧着一个红玩意儿的松鼠。铁莫沙，原是个有条有理的孩子，时常纳闷那样东西到底是啥（硬壳果还是松果？），现在反正没别的事可干，不妨就来解一解这个枯燥无味的谜吧，可是发烧烧得脑袋瓜子里嗡嗡直响，叫人痛苦，心神不定，一切努力归于白费。更叫人憋闷的是他跟墙纸发生的一场争斗。他素来看得出花纸垂直面上多次精确地重复一种由三簇不同的紫花和七片不同的栎树叶组成的花样；可眼下他被一件无法不考虑的事实困惑着，他找不出花纸横断面上的花样是怎样排列的，他从床头到衣柜，从火炉到门口这儿那儿的墙上都拣得出花样的个别组成部分，证实其中确实存在一种序列，可是每逢他的视线从任何一组三簇花朵和七片叶子的花样移到右边或左边时，他顿时就迷失在杜鹃花和栎树纠缠成一团的乱七八糟的景象中了。这里面明明有道理在，如果那位邪恶的设计师——使人思路混乱的家伙，热昏了头的朋友——如此诡异心细地把开启这种花样之谜的大门钥匙藏起来，那么，这把钥匙必定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一旦找到它就会使铁莫菲·普宁恢复健康，回到他日常的小天地里去；这种清楚的——唉，太清楚的——想法逼得他非把这场争斗坚持下去不可。

有些事情要求准时，就像上课、吃饭或睡觉准确无误得叫人厌烦一样，一种担心不能按时赴约的感觉又给那渐渐叫人陷入昏迷状态的艰难探索增添了着急和不安的成分。树叶和花朵，按照其复杂的图案排列得井然有序，仿佛要从淡蓝色的背景上鼓出来似的，背景也失去纸面的平整而显得鼓鼓囊囊，简直叫那个看它的人随着这种膨胀，心都快蹦出来了。他迷迷糊糊，却还能从独立存在的花饰当中辨认出那间儿童室里的某些部分，比如那扇上漆的屏风啦，一个闪亮的不倒翁啦，床架上的铜球啦，他觉得它们比别的东西更难以消逝，可是它们却显得同栎树叶子和盛开的花朵极不协调，不过比起玻璃窗上映现的屋内某样东西的影像同窗外的景致那种不协调的程度又要小得多。这位幻景的目击者和受害人，虽然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可是由于他所处环境的双重性，他也觉出自己是坐在一个绿油油、紫糊糊的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在融合的一刹那，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那把要找的钥匙；但是，一阵清风从老远飒飒吹来，越吹越紧，吹得那些尚未开花的杜鹃摇摇摆摆，把铁莫菲·普宁周围环境一度构成的任何合理的图样统统打乱了。他还活着，这就够了。他还懒散地靠在长凳靠背上呐，这给他的感觉，就如同自己身上的衣服、那个皮夹子和莫斯科大火的日期一八一二年——给他的感觉一样真实。

一只灰松鼠舒适地蹲在他面前，正在尝一个桃核。风停了片刻，这时又吹动了树叶。

这种病的发作叫他有点害怕，哆嗦，但他说服自己如果那真是心脏病，他必然会感到更加忐忑不安，于是这种转弯抹角的推理把他的恐惧一扫而光。四点二十分啦。他擤了擤鼻子，趔趔趄趄地向车站走去。

早先那位雇员回来了。“这是您的包，”他高高兴兴地说。“很抱歉让您误了去克莱蒙纳的车。”

“至少”——我们这位倒霉的朋友想给“至少”这个词汇注入多么庄严的讽刺意味啊——“我希望尊夫人平安无事吧？”

“没事儿。我猜想，她得明天才能生呐。”

“哦，”普宁说，“那么，请问公用电话在哪儿？”

那个家伙没有动窝，斜着身子用铅笔朝远处指了一下。普宁拎着旅行包朝那边走去，可又给叫了回来。铅笔这时指向街头。

“嗨，瞧见那边有两个小伙子在装卡车吗？他们正要去克莱蒙纳。跟他们说一声是鲍勃·霍恩叫你去的，他们就会让你搭车。”

三

有些人——我也算在内——不喜欢圆满的结局。我们感到上当受骗。伤害才是准则。厄运不应该给堵住。雪崩滚滚而来，却在抖抖缩缩的乡镇上方几英尺之处突然停住，这种情况不仅反常，而且不近情理。我要是在阅读有关这个温和的老头儿的事，而不是在描写他，倒宁愿让他到达克莱蒙纳时发现约定演讲的日期其实不是本星期五，而是下星期五。不管怎么说，他确实不但安全抵达，而且还赶上了晚宴——水果鸡尾酒打头，薄荷冻加一道不知什么肉做的荤菜，最后是巧克力汁和香草冰淇淋。紧接着，他又填了不少糖果，然后就换上那身黑礼服，把三份报告耍弄一遍，把它们一块儿塞进上衣口袋，到时候需要哪份都拿得出来（从而以数理必然性挫败任何失误），随后他就在讲坛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当儿裘迪丝·克莱德，一位看不出年龄的金发女郎，身穿水色人造丝衣服，扁平的大腮帮子搽了一层甜甜蜜蜜的胭脂，两只亮晶晶的蓝眼珠在一副无边夹鼻眼镜后面炯炯放光，走上讲坛介绍演讲人：

“今天晚上，”她说，“我们的演讲人——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第三次星期五晚会；上一次，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愉快地听了摩尔教授就中国农业问题讲了他要讲的话。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我很荣幸地说，出生于俄国而又是本国公民，普——唷，不大好念——普尼恩教授。但愿我没念错。他当然无须乎介绍，我们大家都高兴他大驾光临。我们将有一个迢迢长夜，一个漫长而受益良多的夜晚，我相信大家一定希望讲演结束后有时间向他提提问题。顺便提一下，我听人说他父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医师，他本人曾在铁幕内外旅行，到过许多地方。所以，我不想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只想再简单说两句我们下星期五计划当中的报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高兴知道，有一件要使我们全体都大为惊讶的事，那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演讲人是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林达·莱斯弗尔德小姐。大家都晓得她写诗啦，散文啦，一些短篇小说啦。莱斯弗尔德小姐出生在纽约。她的祖先曾在革命战争中分别在南北两方作战。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写下了第一首诗。她的许多诗作——起码有三首——收录在《反应，美国女性爱情诗歌一百首》中。一九二二年，她获得一次奖金，是由——”

可是普宁并没在听。前不久发作的那场病泛起的涟漪，夺走了他恍恍惚惚的注意力。这种现象不过持续了几下心跳——最终，几声无害的回响——的工夫，加上这儿那儿几阵抽搐，临到那位高贵的女主人请他发言时，也就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消失了。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多么清晰的幻觉啊！他看到自己的一位出生在波罗的海一带的姨母坐在前排正中间，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珍珠项链和金色假发，她当年每次去观看那位了不起的、演技火爆的演员考多托夫的戏时都这样打扮，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近乎疯狂。她身旁坐着他的一位已故情人，羞答答地冲他微笑，歪着她那光溜溜的黑发脑袋，温柔的褐色眼睛在两道天鹅绒似的眉毛下面百般献媚地凝视着普宁，还在用一张节目单扇风。除了像有礼貌地坐到前排位子上去的克莱德小姐那样的许多新朋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被谋杀了的、被遗忘了的、尚未报仇的、正直的、不朽的老朋友，分散在这间昏暗的大厅的四处。一九一九年因为父亲是个自由派人士而在敖德萨被枪毙的万尼亚·贝尼亚什金，坐在后排兴高采烈地向他这位老同学招手致意。巴威尔·普宁大夫和他那心神不定的妻子尽管容貌有点模糊不清，但总的说来还是从他们湮没无闻的消亡当中奇妙地复现出来，在不引人注意的位置上瞧着他们的儿子，一九一二年他俩就曾怀着现在这种消耗生命的激情和骄傲注视他（一个单独站在台上的戴眼镜的男孩）在小学纪念打败拿破仑的晚会上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

短暂的幻觉消逝了。那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俄罗斯的觉醒》（一九二二年）的作者、年迈的赫林小姐，伛着身子，越过中排一两位听众的脑袋，听完克莱德小姐的讲话，正向她表示敬意，同一时刻，另一位眨眼的老家伙在那位女士背后举起尽是皱纹的双手不出声地鼓掌，以吸引克莱德小姐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