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晨，温代尔学院著名的钟声正在和谐地鸣响。

劳仑斯·格·克莱门茨是温代尔的一名学者，他讲授的惟一受欢迎的课程是手势哲学，他的妻子琼是潘代尔顿三十年代的校友，夫妇俩新近刚跟女儿伊莎贝尔分离，她是她爸爸最好的学生，念到三年级就跟该校一名毕业生结婚了，那个小伙子目前在遥远的西部一个州里干技术活儿。

钟声在银白色的阳光下响得悦耳动听。朝窗户望去，嵌在窗框里的温代尔小城镇的景色——用白漆漆过的房屋，黑黪黪的树枝——就像是小孩用一种缺乏空间深度的简单透视感所绘制的一幅以青灰色山峦为背景的图画；样样东西都蒙着一层漂亮的白霜；一些停着的汽车的光亮处闪闪发光；丁瓦尔小姐的那条身子像小公猪那样圆滚滚的苏格兰种老狗，已经在瓦伦大街和斯贝曼小巷兜了一圈回来；但是，不管邻居多么和蔼可亲，景致多么美，钟声多么变化无穷，也没法使这个季节变得柔和；两个星期后，这个学年经过一段沉思般的歇息就将进入顶顶郁闷的阶段——春季学期，克莱门茨两口子感到沮丧而忧虑，孤零零地住在他们那所通风良好的老宅里，如今这所房子就好像某个减轻了三分之一体重的傻瓜，皮肉松弛，衣服宽肥，在他们周围晃荡。伊莎贝尔毕竟太年轻，太不成熟，他们对她的姻亲也确实不大了解，只在那间租用的大厅里见到过一些经挑选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个个长着杏仁饼似的白脸，富于幻想的新娘子没戴眼镜，什么也瞧不见。

校钟在音乐系积极分子罗伯特·特莱伯勒博士的热心关照下，还在美妙的空中鸣响，而且越来越响；劳仑斯，金发碧眼，秃顶，胖得影响健康，正在吃他那顿橘子加柠檬的简朴的早餐，同时在批评那位法语系主任，琼今天晚上就要把他请到家里来跟戈德温大学的恩特威斯尔教授见面。“你究竟为什么，”他斥责道，“要请那个干巴讨厌的家伙，教育界的一根灰泥支柱，布劳伦吉到咱们家来啊？”

“我喜欢安·布劳伦吉嘛，”她说，还连连点头加强她这种肯定和感情。“一只俗不可耐的老猫！”劳仑斯喊道。“一只叫人可怜的老猫，”琼喃喃地说——就在这当儿特莱伯勒博士的钟声停了，电话铃声却又接着在过道里响了起来。

从技术上来讲，叙述者把电话两头的对话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艺术手法，尚远远落后于那种处理古老城镇陋巷里房间对房间或窗户对窗户之间的对话的艺术手法，那种古老的城镇里，水可宝贵得很，驴子受罪，街头贩卖毛毯，还有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啦，外国人啦，甜瓜啦，以及清晨荡漾的回声。琼轻快地跨大步赶到那个催人去接的电话机前，拿起话筒说了声“哈罗”（眉毛挑起，眼睛转动），对方是个空洞、沉静的声音；她只听到一阵不拘礼节的、平稳的喘气声，接着那位喘气的人用一种谨慎的外国口音说：“请稍等一下。”——这可太荒唐了，他接碴儿喘气，也许还哼啊哈的，甚至于微微叹气，同时伴隨着翻小本子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哈罗！”她又说了一声。

“您是，”那声音小心翼翼地问，“费尔太太吗？”

“不是，”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何况，”她轻松地扭回厨房，又冲她丈夫说，后者正在尝她那块准备自己吃的咸肉，“杰克·考克瑞尔还认为布劳伦吉是一位头等行政管理人员呐，这点你没法否认。”

“谁来的电话？”

“有人找什么福尔或法尔太太。你瞧，你要是存心不听乔治的忠告——”（指他们的家庭医师奥·乔·海姆大夫）

“琼，”劳仑斯吃完那块乳白的咸肉，心情舒坦多了，他说，“琼，亲爱的，你忘了昨天对玛格丽特·赛耶说过你想找个房客吗？”

“哎呀，怎么给忘了，”琼说——电话铃又热情地响了起来。

“很明显，”还是方才那个声音，很自然地接着刚才的话碴儿说，“我错用了通知人的姓名。您是克莱门茨太太吗？”

“对，克莱门茨太太琼说。

“我是，呃，”接着出现一个挺怪的“噗”的爆破音。“我在俄语班任教。眼下在图书馆工作半日的费尔太太说——”

“对——赛耶太太，我知道。那么，您想看看那间房吗？”

他想看看。半小时左右就过来瞧瞧，行吗？行，她可以在家中恭候。喀哒一声，她把话筒挂上了。

“这回是谁打来的？”她丈夫一边扭头问，一边用他那长满雀斑的胖手扶着楼梯栏杆，正打算到楼上书房里去寻求宁静。

“一个破裂了的兵乓球。俄国偖。”

“普宁教授，老天爷！”劳仑斯喊道。“‘我很了解他：他是枚饰针——’不行，我绝对不允许那个怪物住在我家里。”

他粗暴地嗵嗵爬上楼。她在背后问：

“劳尔，你昨天晚上写完那篇文章了吗？”

“差不多了。”他已经在楼梯拐角那儿转弯了——她听见他的手在楼梯栏杆上蹭出来的吱吱声，接着又是一阵捶打声。“今天就得把它完成。首先我还得准备那个该死的EOS测验。”

EOS是指他讲授的那门最了不起的课程——“意识的演变”（十二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可是连一位冷漠的信徒也没有），开场和结尾都是这句注定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滥加引用的词儿：意识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胡闹的演变。

二

半小时后，琼朝几盆放在日光室的窗户格扇里受阳光照晒、发蔫的仙人掌扫了一眼，看到邻居漂亮的砖房大门前有一个身穿雨衣、没戴帽子、脑袋瓜子铜球般锃亮的男人乐呵呵地在按铃。那条苏格兰种老狗在他身旁，样儿跟他一样老实。丁瓦尔小姐手里拿着拖把走出来，先把那条慢性子而气派轩昂的狗叫进屋去，然后把隔墙克莱门茨的住处指给普宁看。

铁莫菲·普宁在起居室里安顿下来，两条腿po amerikanski（照美国人那种方式）搭起来，开始说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简单扼要地报了报履历。一八九八年生于圣彼得堡。一九一七年双亲皆死于斑疹伤寒。一九一八年来到基辅。参加白军五个月，先充当“野战电话接线员”，后调至军事情报处。一九一九年从红军入侵的克里米亚逃到君士坦丁堡。大学结业于……

“唷，那一年我还是个孩子，也正巧在那儿，”高兴的琼插嘴说，“我爹奉政府委派到土耳其去办一件公事，把我们一块儿带去了。咱们没准儿见过面咧！我还记得土耳其话水是怎么说的呢。还有一个玫瑰园……”

“土耳其话水是‘苏’，”普宁顺口说道，他肯定是一位语言学家，接着他又开报自己那段迷人的经历：大学结业在布拉格，与各个科学机关都有联系。随后——“嗯，长话短说：一九二五年起住在巴黎，在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初期离开了法国。就来到这里，成了美国公民。眼下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类课程。有关情况可向德语系哈根主任那儿了解，或者向学院单身教师宿舍打听也可以。”

他在那边住得不舒适吗？

“人太杂，”普宁说。“爱打听别人闲事的人太多。而现在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不受干扰，清静独处。”他用拳头堵住嘴咳了一声，发出一种出奇的瓮音（不知怎地叫琼想起自己遇见过的一位名叫堂·哥萨克的职业演员），接着他干脆声明：“我得预先说明：我的牙得统统拔掉。一种挺讨厌的手术。”

“好吧，请上楼看一看，”琼欢欢喜喜地说。

普宁仔细察看伊莎贝尔那间镶白边的粉红墙卧室。虽然天色纯白，却突然下雪了，慢慢飘下来的雪花在那面没人使用的穿衣镜上映出闪闪亮光。普宁有条不紊地审阅了床上那本霍克的：《姑娘和一只猫咪》，以及书架顶上那本亨特的《落后了的孩子》。然后，他在窗户旁边用手试试温度。

“始终保持恒温吗？”

琼朝暖气片奔过去。

“滚烫的，”她声明道。

“我是问——空气流通吗？”

“嗯，非常流通。这儿是洗澡间——小一点，不过全归您一人使用。”

“没有淋浴设备吗？”普宁一边抬头看，一边问。“也许这样更好。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沙多教授，有一次洗澡滑倒，不幸把一条腿摔断了两处。现在我得考虑考虑。您打算收多少房租呢？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付的钱不会超过一块钱一天——当然不包括山（膳）费。”

“行，”琼爽朗一笑，高兴地说。

当天下午，普宁的一位学生查尔斯·麦克白斯（普宁常说，“根据他的作文来判断，这人必是个疯子。”）热情地用一辆左边没挡泥板、病歪歪的青紫色汽车把普宁的全部家当都运来了。普宁提前在一家新开张而买卖并不兴隆、字号为“鸡蛋和咱们”的小饭馆里吃了中饭，他经常照顾这家饭馆，纯属怜悯它的失败，然后我们这位朋友便开始带着认真而愉快的心情布置新居，使之普宁化。伊莎贝尔青年时代的痕迹已经随她而去，如若不然，也被她母亲根除了，可是儿童时代的遗迹却不知怎地依然给保存了下来。普宁为了安置好自己的东西：一盏精巧的太阳灯啦，一台用玻璃胶纸粘牢的、破盒装着的、个儿挺大的俄文打字机啦，五双顶着鞋楦子的、漂亮而奇小的皮鞋啦，一个比去年炸了的那个要差得多的、连磨带煮的咖啡壶啦，两个夜夜进行同样比赛的闹钟啦，以及七十四部大都是温代尔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装订得挺结实的俄文期刊合订本，他先周到地把屋里原来的一些东西放逐到楼梯过道里的一把椅子上，这包括六本被遗弃的书，诸如《家庭养鸟》、《在荷兰度过的欢乐日子》和《我的启蒙辞典》（“内附六百多幅描绘动物、人体、农场、火焰等方面的插图——均经科学性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孤零零的串孔的木念珠。

琼老爱说“叫人可怜”这个字眼，未免用得太滥了点，这当儿又说她想请那位叫人可怜的学者下楼来跟他们的客人一块儿喝杯酒，她丈夫答道他本人也是一位叫人可怜的学者，设若她非那样干不可，那他本人只好出门去看电影。但是，琼上楼去邀请普宁，他却谢绝了，很简单地说他决计不再喝酒。九点钟左右，三对夫妇和恩特威斯尔莅临，到了十点钟，这个小小的聚会达到了高潮，琼正跟漂亮的格雯·考克瑞尔聊天，忽然发现普宁穿着绿毛线衫，站在那扇通往楼梯脚的门外，手里高举一个平底无脚酒杯让她看。她连忙奔过去——这当儿她丈夫差点儿跟她撞个满怀，因为他也正匆匆走过去叫英语系主任杰克·考克瑞尔别再表演了，杰克背朝普宁，正在用他那著名的表演逗哈根太太和布劳伦吉太太乐呢——校园里有许多人背地里模仿普宁那副模样儿，杰克是学得惟妙惟肖的几位人士之一。他所模仿的原型人物这时在跟琼说话：“澡房里的这个杯子不干净，还有别的不顺心的事。地板透风，墙也透风……”哈根博士，一个和颜悦色、长方脸的老头儿，也发现了普宁，便高高兴兴地跟他打招呼。不大一会儿工夫，普宁那个平底杯子就给换成了一杯威士忌苏打，他也经人介绍给了恩特威斯尔教授。

“Zdrastvuyte kak pozhivaete horosho spasibo。”恩特威斯尔精彩地学说了一连串俄语——真格的，他倒有点像一位神情和蔼、穿着便服的沙皇时代的上校。“有一天晚上，我在巴黎，”他接着说，一边眨巴着眼睛，“在那家有歌舞表演的‘乌果乐克’餐馆里也这样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叫一群寻欢作乐的俄国人当真以为我也是他们伪装成美国人的同胞咧，你们不知道吧。”

“不出两三年，”普宁有一搭没一搭地插嘴说，“人家也会把我当作美国人啦。”除了布劳伦吉教授，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们会在澡房里给您加个电炉，”琼一边递给普宁一些橄榄果，一边私下里跟他说。

“炉子怎么样？”普宁猜疑地问。

“等着瞧吧。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还有——声音的干扰，”普宁说。“楼底下什么声音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不过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不大合适吧。”

三

客人开始散了。普宁拿着一个干净杯子，疲累地爬上楼梯。恩特威斯尔和他的主人是最后两个走到门廊那儿去的人。茫茫黑夜，湿漉漉的雪花还在空中飞舞。

“真遗憾，”恩特威斯尔教授说，“我们没能说服您来戈德温永久任教。我们有施瓦兹和老克莱特斯，他们都是您最钦佩的人。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天然湖。真是样样具备。甚至教员队伍里也有一位普宁教授哩。”

“我知道，我知道，”克莱门茨说，“可是这些连续不断的对我的邀请未免来得太迟了。我打算不久就退休啦，在这之前我倒宁愿留在这个发霉而熟悉的洞穴里。您觉得，”他压低嗓门，“布劳伦吉先生怎么样？”

“噢，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挺好的人。不过在某些方面嘛，我又得说他叫我想起那位传奇式的人物，那位法文系主任，竟然以为夏多布里昂是位出名的厨师长哩。”

“小心，”克莱门茨说。“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这样讲布劳伦吉呐，而且说得一点也没错。”

四

翌日清晨，英勇的普宁步行进城，按欧洲人那种派头甩动一根拐棍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尽量以哲人的态度注视周围各种事物，心里想象经过那场磨难之后再看到它们不知会有什么感受，并且回想起这些事物又曾给过他什么感受。两个钟头之后，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转回来，用拐棍儿支撑着身子，茫然若失。嘴里经过那一阵可憎的折磨，至今还在发麻，但是正有解冻的迹象，一股暖流渐渐取代了冰冷和呆板的麻木，使他觉得疼痛了。后来一连多日，他都在痛惜丧失了自己亲密器官的一部分。他发现他过去那么钟爱自己的牙齿，连自己也感到奇怪。以往舌头就像一只又肥又滑溜的海豹，常常在熟悉的礁石当中欢快地扑腾，察看着一个破旧但还安全的王国内部，从洞穴跳到小海岬，攀上这个锯齿峰，挨紧那个凹口，又在那个旧裂缝里找到一丝甜海草；而现在所有界标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又黑又大的伤疤，一个牙床的未知领域，恐惧和厌恶又叫人不敢去探察它。把那副假牙一塞进嘴里，就好像一个可怜的化石骷髅被装上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笑嘻嘻的上下颚。

按原计划，没有他的课，米勒给他准备的学生测验他也没去监考。十天过去了——他突然开始欣赏起嘴里那副新玩意儿来。真乃一桩叫人意想不到的事，一种旭日东升的景象，一嘴美国制的瓷瓷实实、雪白光滑、有效而人道的玩意儿。夜间，他把这件宝贝放在一个盛着特殊溶液的专用玻璃杯里，它就在里面自顾自微笑，颜色粉红，颗颗似珍珠，完美得就像某种可爱的深海植物标本。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痴想完成一部关于古俄罗斯的伟大著作，一种想把民谣、诗歌、社会史和petite histoire绝妙地搀和在一起的大杂烩，现在头不疼了，这梦想似乎终于可以实现了。嘴里这个崭新、半透明的塑料圆形剧场也仿佛暗指一个舞台，一场戏就要开锣了。春季学期一开始，他的全班学生就不免会发现这种显著的变化，因为某一位学生在把那位脸色红润的老奥利弗·布雷兹特里特·曼教授编的《初级俄语》里的一些像“孩子在跟他的保姆和叔叔一块儿玩”这类的句子翻译成英语时（其实此书从头到尾都是两位无行的文丐约翰和奥尔加·克罗基编写的，如今两人均已亡故），普宁教授便坐在那儿，用一枝铅笔的橡皮头卖弄地轻轻敲打他那整整齐齐、整齐得过分的门牙和犬牙。另有一天晚上，他把正匆匆退至自己书房里去的劳仑斯·克莱门茨拦住，一边结结巴巴地赞叹，一边演示给他看那副美观的玩意儿，拿出来放进去都很方便，最后力劝惊讶而并非不友好的劳仑斯明天头一件事就是赶快去把他的一嘴牙也统统拔掉。

“那样一来，你就会变成跟我一样焕然一新的人啦。”普宁大声说。

应该说劳仑斯和琼没过多久就由于普宁那种独一无二的价值而对他表示欣赏了，与其说他是个房客，毋宁说他是个调皮鬼。他把那个新电炉捣鼓坏了，修都没法修，可他只哀叹一声没关系，反正不久春天就要来了。他喜欢站在楼梯口使劲刷他的衣服，刷子碰到纽扣就丁当作响，每个该死的早晨他都在那儿至少刷上五分钟，真叫人讨厌。他还热中于跟琼的那个洗衣机捣鬼。虽然不许他挨近它，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当场被人抓住。他会不顾一切礼仪和谨慎，碰到手里有什么就往里塞什么，手绢啦，厨房里的抹布啦，一堆从他屋里偷运下来的短裤衩和衬衫啦，只是为了朝那个小窗口张望，看衣物在里面像几只海豚似的，没完没了地趔趔趄趄翻斤斗，觉得有趣儿罢了。有一个星期天，他先四下里察看一下，发现没有一个人影儿，便纯粹为了一种科学上的好奇，忍不住要把一双沾满泥巴和绿叶汁的橡胶底帆布鞋塞进那台庞大的机器里玩一玩；那双鞋在里面折腾一番，就像一支军队踏过一座桥那样发出一阵不谐和的轰隆轰隆声，出来的时候鞋底不见了。琼从餐具室后面那间小客厅里走出来，哀叹一声，“铁莫菲，你又在捣鬼！”但是她原谅了他，她还喜欢跟他一块儿坐在厨房里那张桌子旁砸核桃或者喝喝茶。戴丝德蒙纳，一位干临时活儿的年老的黑女仆，每星期五来一次，有一阵子上帝天天跟她聊天（“‘戴丝德蒙纳，’上帝会对我说，‘那个名叫乔治的家伙可不是个好东西！’”），她碰巧瞥见普宁只穿着短裤衩，戴着黑眼镜，躺在他那盏太阳灯神秘的淡紫色光线下照晒，宽胸脯上有一串希腊东正教的十字架挂链，从此她就认定他是一位圣徒。有一天，劳仑斯上楼去他的书房，一间由阁楼小屋巧妙地改建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巢穴，发现里面亮着柔和的灯光，肥脖颈的普宁仗两条瘦腿支撑着，正在一个旮旯里沉静地浏览书刊，这位文雅的入侵者扭过头来，从斜溜的肩膀较高的那一边瞧着他，嘴里说：“对不起，我只是随便看看罢了。”（他的英语正以惊人的速度提高）劳仑斯对这事挺恼火；可是，不知怎地就在当天下午，两人偶然谈起一位卓越的作家，对一个想法有一个共同的默契，一次冒险的远航在地平线那儿被发现了，这就不知不觉地导致两人心灵相会，志同道合了，他俩也确实只在温暖的学术圈子里才感到舒畅自在。人间有稳健实在的人，也有缺乏理智而糊里糊涂的人，克莱门茨和普宁属于后一种人。从此以后，他俩在各个门槛那儿，在过道里，在楼梯上（先彼此错过，又扭转身来）相遇而停下脚步时，或者在一间按普宁的话来说，当时对他俩只能算一个espace meublé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时，都会闲谈，计划点事儿。没多久就显出铁莫菲是一部俄罗斯人耸肩握手方式的真正百科全书，他把它们都归了类，列了表，使得劳仑斯在他所搜集的附插图或不附插图的哲理阐释、民族或环境手势的资料方面又可增加点新鲜玩意儿。看他俩在讨论一个传说或者一种宗教，真叫有趣。铁莫菲一边瓮声瓮气地说话，一边花里胡哨地比划手势，劳仑斯则用一只手劈将过来。劳仑斯甚至把铁莫菲的手势视为俄国人那种“手腕学”的实质，并以此拍了一部电影，只见普宁身穿短袖衬衫，嘴边挂着谜样的微笑，把一些与手有关的俄语动词，像mahnut’啦，vsplesnut’啦，razvesti啦，都比划出来——mahmut’是因嫌弃而向下挥挥手，vsplesmut’是因忧伤而双手戏剧性地拍一拍，razvesti则是那种分离式动作：两手敞开表明毫无办法的消极姿态。最后，普宁还以国际上共有的“晃指”动作，慢慢示范手腕怎样像击剑那样微妙地晃动半个圈儿，就把俄国人指天的庄严姿态：“最高审判者在盯着你呐！”一变而为德国人用手杖指天的形象：“老天爷在罚你呐！”“但是，”客观的普宁又说道，“俄罗斯管思想的警察也能挺利索地把人的骨头打断。”

普宁把这部电影放给一群学生看，同时先为自己在电影里那身“不登大雅之堂的装束”向大家表示歉意——于是，贝蒂·勃里斯，普宁协助哈根博士辅导的那位攻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宣称铁莫菲·巴夫洛维奇简直跟她在亚洲系看过的一部东方电影里的菩萨一模一样。这位芳华二十九岁上下的胖姑娘贝蒂·勃里斯，是普宁老皮老肉上的一根软刺。十年前，她追过一个情人，可他把她当成一个婊子那样甩掉了，后来她又拖拖拉拉地跟一个瘸子闹过一阵子恋爱，那场恋爱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毋宁说是契诃夫式的，既复杂而又没指望，那瘸子现在跟一个身份低微的美人，他的保姆，结婚了。可怜的普宁犹豫不定。结婚这档子事在原则上并不被排除。他在安上新牙那段得意的时期，有一次出席讨论会，会后别人都散了，他俩坐着讨论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蔷薇花，多么美，多么新鲜》，他竟然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心里，还轻轻拍着。贝蒂简直没法把那首诗念完，胸中迸出连连叹息声，那只被握住的手微微发颤。“屠格涅夫，”普宁把那只手放回到书桌上去，接着说，“听从那个长得丑陋而他却崇拜的女歌星波林·维亚尔多的支使，扮演字谜游戏和tableaux vivants里的白痴；另外，普希金夫人说：‘普希金，你的诗把我搅得厌烦死了。’——还有人到了老年——光想想这点就够了！——巨人，巨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居然会喜欢一个红鼻头、鱼（愚）蠢的音月（乐）家，远远胜过喜欢托翁咧！”

普宁挑不出勃里斯小姐有什么毛病。他一边尽力想象自己那副沉着的龙钟老态，一边却还相当清晰地看到她给他拿来那条乘车时盖在腿上的毛毯，或者给他的自来水笔灌墨水。他喜欢她——可是他的心却属于另外一个女人。

正如普宁所说，口袋里藏不住猫。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在这个学期里，有一天夜里突然收到一封电报，然后就在自己屋子里来回走溜儿，至少踱了四十分钟的步，为了说清楚他这种失魂落魄的兴奋劲儿，这儿应该声明一下：普宁并非一向孑然一身。克莱门茨夫妇此时正在楼下暖烘烘的火炉旁边下中国象棋，普宁突然噔噔噔地从楼梯上奔下来，一出溜差点儿像某个冤案甚多的古城里的一名求饶人那样摔倒在地，但是他马上站稳了脚跟——只撞了一下火钳夹子。

“我是来通知一声，”他喘咻咻地说，“说得更准确些，是来请问你们，有位女士可不可以在星期六来看望我——当然是在大白天。她是我的前妻，现在是丽莎·温德大夫——你们也许听说过她在精神病学界的大名吧。”

五

人间有一些可爱的女人，她们那碰巧又明亮又有模样的眼睛，并不是在刹那间、也不是在羞答答的一瞥时马上就叫我们动心，而是在这位无情的人儿不在场，而神奇的魅力依然存在，灼灼的目光始终在暗中储存着，从而日积月累迸发出一阵炽烈的光芒，才叫我们动了心。不管丽莎·普宁，如今是丽莎·温德，那双眼睛是怎么样的，只要你冥思一想，它们就好像露出本质，宝石般水亮，然后茫然地闪着蓝晶晶、水汪汪的光芒凝视着你，仿佛阳光和海水泼溅在你自己的眼眶里似的。她的眼睛是透明的淡蓝色，衬托着黑睫毛和粉红眼角，两边还微微翘起，几道微细的皱纹不太显眼地扇形般展开。亮脑门上长着一头深棕色头发，肤色白里透红，嘴唇上搽着淡淡的口红，除了脚踝和手腕稍胖一点之外，她那种丰满、活泼、天然、并不过分修饰的美态是无疵可寻的。

当时，普宁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她是条比现在更水亮的美人鱼，性格上却几乎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一九二五年前后，他俩在巴黎相遇。他蓄着稀稀拉拉的茶褐色胡子（眼下要是不刮就会滋出猪鬃似的白胡子碴儿——可怜的普宁，可怜患白化病的豪猪啊！），那两撇苦行僧式的唇髭上面长着一个光溜溜的胖鼻子和两只天真的眼睛，活脱儿是个老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体形上的完美代表。他在绿绿街阿克萨考夫研究所有个小差事，还在格莱赛街索尔·巴格罗夫开设的一家俄文书店里兼差，就以此为生。丽莎·包果列波夫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刚满二十岁，穿着她那件黑色短丝上衣和裁缝做的裙子，显得十分标致，她已经在摩顿疗养院工作，院长就是那位卓越而令人生畏的老太太萝赛塔·斯通大夫，当今最具摧毁性的精神病学家之一；除此之外，丽莎还写诗——主要是用那种吞吞吐吐的抑抑扬格写；说真的，普宁就是在一些青年流亡诗人举办的文学晚会上头一次跟她相遇的，他们都是在苍白的、没有欢乐的青年时期就离开了俄国，如今朗诵一些怀念故乡的挽诗来敬献给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可比一件糟糕的流行玩具，一样从阁楼里找到的小摆设，一个水晶球更有点意义，那个水晶球只要你一摇晃就会在里面下一阵亮晶晶的小雪，落在硬纸壳做的一棵小枞树和一个小房子上。普宁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如今作为私人收藏被妥善保存——她流着自怜的眼泪看完它，那当儿她刚从一场服毒自杀中被抢救过来，原因是跟一位文人发生了一段相当愚蠢的恋爱，那人现在是——嗯，这儿就不必提他了。她的密友，五位化验员，都说：“普宁嘛——好好，立刻就会有个娃娃呱呱落地。”

结婚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惟一不同的是，她搬进了普宁那个肮脏的公寓。他继续搞他的斯拉夫语研究，她呢，接着干她那种心理剧实验，还有产卵似的写诗，她的诗篇就跟复活节的彩色蛋似的，弄得到处都是，而且在那些描绘她要生的孩子、她想有的情人，以及圣彼得堡（无非是抄袭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的花红柳绿的诗作中，每个语调，每个意象，每个隐喻都早已让其他作诗的家伙用过了。在捧她的人当中有一位银行家是个直爽的艺术赞助人，他在那些流亡巴黎的俄国人里挑选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佐尔契科·乌兰斯基，请他在“乌果乐克”餐馆吃了一顿备有香槟的美宴，叫那个老小子在他专为一份俄文报纸撰写的下一期专栏里好好捧捧丽莎的诗才，佐尔契科就从容不迫地把阿赫玛托娃那顶桂冠戴在丽莎长着栗色鬈发的脑袋上了，丽莎高兴得淌下热泪——简直就跟当选的“密歇根小姐”或者“俄勒冈玫瑰皇后”一样。不知内情的普宁把那段无耻吹捧的文章剪下来，折叠好夹在自己那本正正经经的笔记本里，时常拿出来天真地念几段给这位或那位感兴趣的朋友听，一直到后来那张剪报都给揉得又皱又脏才作罢。他对那些更严重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里的一天，他把那篇残缺不全的评论文章贴在一本剪贴簿子里的时候，丽莎忽然从默顿打来电话说她将和一个了解她的“有机的自我”的男人到蒙彼利埃去，那人是埃里克·温德大夫，因此她不再回到铁莫菲身边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红头发法国女人前来把丽莎的东西取走了，还对他说，这下可好啦，你这个地窖里的耗子，往后不会再有任何可怜的妞儿taper dessus啦一两个月过后，温德寄来一封略表同情和歉意的德语信，向lieber Herr Pnin保证：他，温德大夫，渴望同“那个走出你的生活圈子而进入我的生活圈子的女人”结婚。普宁当然会同意跟她离婚，就跟把他的生命奉献给她一样心甘情愿，同时还献上一些剪下来的湿漉漉的花枝，搭配着一点绿叶，还干脆利落地包扎好，就像在阴雨连绵使镜子发灰变绿的复活节期间泥土味儿很浓的花店里做的那样。但是，温德大夫原来在南美已经有个老婆，她为人居心叵测，护照也是假的，在她自己的某些计划尚无眉目之前，不愿受到干扰。这期间，新世界也正在召唤普宁，他的一位好朋友康斯坦丁·沙多教授愿意从纽约向他提供一切移居美国的帮助。普宁把他的计划通知了温德大夫，还给丽莎寄去流亡者办的一种杂志的最近一期，因为第二〇二页上提到了她的大名。凡是持有欧洲官僚主义老爷发给（俄国流亡者类似假释证那样的）南森护照的人，在申请离境时必然要遇到那帮老爷设置的种种障碍，就像得通过阴森森的地狱一般（这倒使苏联官方大为高兴），普宁已经走通了地狱的一半，忽然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一个潮阴阴的日子里，他的大门铃声大作，丽莎拖着疲惫的脚步，挺着一个小橱柜似的七个月身孕的大肚子，走了进来，累得直喘气，她一边摘掉帽子，踢掉鞋子，一边声称全都铸成大错，从今以后她仍旧是普宁的忠实而合法的老婆，无论他到哪儿去——即使漂洋过海，她也准备追随他到底。那一阵子，大概是普宁有生以来最幸福——一种持久的沉重而痛苦的幸福激情——的日子啦，于是他就加快步伐办理签证，准备行装，一位又聋又哑的大夫给他进行体格检查，用一个装装样儿的听诊器放在普宁好几件衣服上面听听他那跳得很不匀称的心脏，那个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好心肠的俄国太太（我的一个亲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再加上到波尔多去的一段旅程，搭上那艘又漂亮又干净的远洋轮船——这一切都带有丰富的神话色彩。他不仅准备等孩子一生下来就作为自己的孩子来抚养，而且确实一心一意地巴望着那样做，丽莎带着满意、不知怎的又有点像母牛那样的表情听他讲解今后对孩子的教育计划，因为他好像当真已经听见婴儿哇哇的哭声和不久就会说出来的头一句话。她素来爱吃糖衣杏仁，现在她可消耗掉惊人的数量（从巴黎到波尔多，一路上吃了两磅），苦行僧式的普宁，晃晃脑袋，耸耸肩膀，喜悦而敬畏地瞧着她狼吞虎咽地贪吃；那些dragées丝一样滑溜的外衣，同她那绷得挺紧的皮肤、她的肤色和她那没有缝隙的牙齿永远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她一上船，朝滔滔大海瞥了一眼，说声“Nu,eto izvinite（没事可干）”，就立刻隐退到船舱里去了，在横跨大西洋的那段行程中，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平躺在床上。同一卧舱里还有三位说话简洁的波兰人的三位碎嘴的老婆，那三个波兰人——一名摔跤手，一个花匠，一位理发师——又是普宁那间卧舱里的伙伴。第三天夜里，丽莎早已睡下，普宁独自闲坐在休息室里，这当儿一位前法兰克福报纸编辑——一个身穿套头高领毛衣和灯笼裤、囊眼泡、神情忧郁的长者，建议跟他下盘棋，他愉快地接受了。两人都不是下棋的好手，可又喜欢算得不准就大胆弃子，急赤白脸地想赢得胜利；对局时又被普宁那一嘴怪腔怪调的德语搞得挺活跃（“Wenn Sie so, dann ich so, und Pferd fliegt。”）。没多久就凑过来另外一位旅客，说声entschuldigen Sie，他可以一旁观战吗？接着就在他们身旁坐下。他长着一头剪短的红头发和两道又长又淡、活像囊鱼的睫毛，身穿一件褴褛的双排扣上衣。不出一会儿，每当那位长者经过一番庄严的思考，犹豫不决地走了一步劣着，他就轻叫一声，摇摇脑袋。最后，这位明明是专家且大有帮助的观战者，便不由自主地把他的同胞刚移动的一个卒子推回来，用颤巍巍的中指指着车——法兰克福老头儿已经把它横冲直撞地闯入普宁防御的胳肢窝下。我们的朋友当然输了，他正要离开休息室，那位专家赶上前来，说声entschuldigen Sie，他可不可以跟Herr Pnin说会儿话？（“您瞧，我连您的大名都知道，”他举起他那个很有用的中指，附加说明）——他提议两人一块儿到酒吧那儿去喝杯啤酒。普宁同意了，大酒杯子放在他俩面前时，这位彬彬有礼的陌生人又接着说：“生活就像下棋，分析一下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是大有好处的。上船那天，我像个顽皮的孩子。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开始害怕一位精明的丈夫——这绝不是恭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假定——迟早会察看旅客的名单。今天，我的良心已经在审问我，判定我有罪。我不能容忍这种欺骗行为再继续下去了。祝您健康。咦，这根本不是我们德国甘美的饮料，不过总比可口可乐强一点。鄙人是埃里克·温德大夫；这个名字想必您并不陌生吧。”

普宁愣在那儿，颜面抽搐，一只手掌依然搁在湿吧台上，开始磨磨蹭蹭地从他那个不舒服的圆高凳上往下出溜，温德却用五只敏感的长手指头揪住他的衣袖。

“Lasse mich, lasse mich。”普宁一边嚎叫，一边想挣脱那只哀求的软绵绵的手。

“别这样！”温德说。“放公正些嘛。罪人一向有最后要说的话；这是他的权利。连纳粹都承认这一点。首先——我想请您允许我替那位女士起码付一半旅费。”

“Ach nein, nein,nein，”普宁说，“结束这场噩梦似的谈话（diese koschmarische Sprache）吧。”

“随您的便，”温德大夫说，接着又给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普宁着重指出下列几点：这全是丽莎想出的花招——“为了我们（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三个人都有份）的孩子，您知道，让事情简单一点罢了。”丽莎应该被当作病得很厉害的女人看待（怀孕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找死的事儿）；他（温德大夫）在美国会跟她结婚的——“我也去那儿。”温德大夫为了讲明情况又添了这一句；再说，至少该让他（温德大夫）付啤酒钱。从那时起一直到这次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灰溜溜的旅程结尾，普宁显然一头钻进了他那本英语手册，对待丽莎虽然一如既往的温柔，却尽量少跟她碰头，以免勾起她的疑心。温德大夫时不时会不晓得从哪儿钻出来，从老远就跟他打招呼，打出叫他放心的手势。最后，那座伟大的铜像从朦胧雾霭中升起，一些颜色暗淡、恍恍惚惚的高楼大厦矗立在那边，准备接受炽烈的阳光照晒，它们就像您在那种标示（自然资源，不同沙漠里出现海市蜃楼的次数的）百分比例图表上所见到的一个个高矮不齐的神妙的矩形体，这当儿温德大夫果断地走近普宁夫妇，摆明自己的身份——“因为咱们仨都应该带着纯洁的心灵进入这片自由的大地。”随后在埃利斯岛上逗留了一段平淡乏味的时光后，铁莫菲便和丽莎分手了。

事情尽管复杂，温德最后还是跟她结了婚。普宁最初在美国度过的五个年头里，有时在纽约某些场合中偶尔瞥见过她一眼；他和温德夫妇同一天入了美国籍；一九四五年，他移居到温代尔，此后六年当中就没再见到她，也没通过信，不过他时不时还听到她一星半点的消息。他的朋友沙多最近（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寄给他一期精神病学杂志，里面刊载了阿尔比纳·顿克尔堡医师、埃里克·温德医师和丽莎·温德医师三人合写的一篇题为《适用于婚姻咨询的集体心理疗法》的文章。普宁过去一向由于丽莎对“psihooslinïe”（“精神愚蠢病”）深感兴趣而感到难为情，现在他原本可以满不在乎，却仍然感到一阵阵既反感而又怜悯的刺痛。埃里克和她如今在一个计划生育中心附属的研究处工作，领导他们的是那位——被善变的埃里克称之为“头头”的——和蔼而伟大的巨人贝纳德·梅乌德。在他俩这位保护人的支持下，埃里克想出一个鬼花招（不一定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诱使医院里一些比较听话的蠢病人接受一种精神治疗，参加一种像大家缝聚会那样“消除紧张”的小组，结过婚的年轻娘儿们八个人一组，轻松自在地聚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相互不拘礼节地直呼教名，气氛融洽无间，几位大夫面对着她们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另有一名秘书不引人注目地在一旁做记录，每个人在幼时所遭受的不痛快的事就如同死尸一般浮现出来了。在这些集会中，娘儿们可以充分坦率地讨论她们在婚姻上所遇到的精神失调的问题，这不免要牵涉到她们的配偶，相互做些比较，事后那些爷儿们也被邀请来，在一个特殊的“丈夫小组”里接受访问，同样无拘无束，雪茄敬来敬去，解剖图表传来传去。普宁跳过一些具体的报告和病历，这里也确实没必要详谈那些欢闹的细节。光提一提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也就够了：妇女小组里这位或那位娘儿们回家有了新的体会之后，已经在第三次集会时把她新发现的感觉一五一十描绘给那些尚未开窍却迷了神的姐妹们听，这场讨论顿时出现一种活跃而欢畅的气氛（“嗯，姑娘们，乔治昨天晚上——”）这还不够。埃里克·温德大夫还想制定一个允许把那些一对对的夫妇全聚到一个联合小组里共同讨论的计划。顺便提一下，听到他和丽莎吧唧着嘴说“小组”这个字眼，真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沙多教授在写给痛苦的普宁的一封长信中断言，温德大夫甚至管一对连体的双胞胎也叫“一个小组”。这位进步的、理想主义的温德大夫确实渴望有个由连体百胞胎组成的幸福世界，结构连接的共同体，所有的民族都围绕在一个相通的肝脏周围兴建起来。“这不是别的，而是共产主义的一种缩影嘛——所有那些精神病学啊，”普宁在给沙多回信时嘟囔道，“干吗要去干扰个人的忧伤呢？人们要问，人生在世惟一真正拥有的东西，难道不是忧伤吗？”

六

“嗨，”星期六早晨，琼对她丈夫说，“我决定告诉铁莫菲今天这所房子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完全归他俩使用。咱们该给那些可怜虫创造每一次可能相聚的机会。我可以到城里去办点事，你可以顺便到图书馆去转转。”

“今天可赶巧了，”劳仑斯答道，“我一点也不想到哪儿去转转或者遛遛。再说，他俩相会也未必需要八个房间啊。”

普宁穿上他那套崭新的棕色西服（靠那次在克莱蒙纳演讲挣来的钱添置的），在“鸡蛋和咱们”饭馆里匆匆忙忙吃了一顿中饭，便穿过积雪的公园，朝温代尔公共汽车站走去，差不多提前一个钟头就到了那里。丽莎到波士顿附近访问了她儿子秋季要去念书的圣巴托罗缪预备学校，在返回的途中干吗急着要见他呢，普宁对这一点根本不想费脑筋去揣测，他只知道一股幸福的心潮在那看不见而现在随时都会猛然溃决的堤坝后面汹涌而起。他看见了五辆公共汽车，而且仿佛在每辆车上都看见丽莎同别的乘客鱼贯而下时在窗口向他招手，可是临到一辆接一辆车上的人都下来之后，却不见她的踪影。忽然从他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声（“铁莫菲，zdrastvuy！”），他立刻转身，看见她出现在他独独判断里面不会有她的那辆“灰狗”长途车上。我们的朋友从她身上看出什么变化了吗？仁慈的上帝，又能有什么变化呢！她就在那儿。不管天多冷，她都是那么热情洋溢。这当儿她紧紧搂住普宁的脑袋，海豹皮大衣敞开着，露出了里面滚花边的上衣，他在她脖子那儿闻到一股葡萄柚的香味，一个劲儿喃喃道：“Nu, nu, vot i horosho, nu vot。”——只是口头上说点打动人心的话罢了。她惊叹道：“唷，他配上一嘴漂亮的新牙啦！”他帮着她上一辆出租车时，她那块鲜艳透明的头巾被勾住了，普宁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司机说声“瞧着点”，从他手里接过她的旅行包，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顺序完全雷同。

他们行驶在公园大街时，她告诉他说那是一家英国传统式学校。不，她什么也不想吃，她刚才已经在阿尔巴尼饱餐了一顿。那是一所“很花哨”的——那个形容词是用英语说的——学校，孩子们在玩一种用手打的室内网球，他那个班将有一位……（她摆出一副并不太激动的样儿，说出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人士的名字，可那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位总统，因此对普宁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容我说一句，”普宁插嘴道，一边低头，一边用手指着，“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校园的一角。”这一切（“噢，我看见了，vizhu, vizhu, kampus kak kampus：都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这一切，包括孩子的奖学金在内，都承蒙贝纳德·梅乌德大夫的大力帮忙（“你知道，铁莫菲，哪天你该给他写封信道谢一声才对”）。校长是位牧师，把贝纳德当年在那儿念书时赢得的奖杯都拿给她看了。埃里克当然希望维克多进一家公立学校，但是被驳倒了。不管怎么说，霍佩尔牧师的老婆可是位英国伯爵的侄女。

“到了。这就是我的palazzo。”普宁打趣地说，他素来没法全神贯注地听她那叽里呱啦说得挺快的话。

他们走了进去，他蓦地觉得自己那样殷切盼望的日子过得未免太快了——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不一会儿就会过去啦。他心想也许她马上把找他的原因说出来，这一天说不定会过得慢一些，让人真正得到享受。

“多糟糕的地方呀，kakoy zhutkiy dom。”她一边说，一边在电话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下来，脱掉高筒橡皮套靴——好熟悉的动作啊！“瞧那幅伊斯兰教寺院尖塔的水彩画，真叫人恶心！房东准是怪人。”

“不不，”普宁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亲爱的铁莫菲，”他陪她上楼时，她说，“你这一辈子可认识不少糟透了的朋友。”

“这儿就是我的房间，”普宁说。

“我想我得在你这张纯洁的床上歇一会儿，铁莫菲。待会儿我给你念几首诗听听。折磨我的头疼老毛病又要犯了，今儿个一整天，我都挺好的呀。”

“我有阿司匹林。”

“呣—呣。”她哼哼道，这种已成习惯的否定语气在她一嘴本国话里显得怪腔怪调。

她脱鞋子的时候，普宁把脸扭了过去，鞋子咚咚两响掉在地板上，叫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日子。

她躺了下来，穿着黑裙子和白上衣，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只粉红的手遮住两只眼睛。

“你过得还好吗？”普宁坐进那把靠近暖气片的白色摇椅里问道。（让她说出找我到底有啥事，快！）

“我们的工作挺有趣儿，”她说，依然用手遮住眼睛，“可我得告诉你，我不再爱埃里克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再说埃里克也不喜欢他的孩子。他说他是陆上的爸爸，而你铁莫菲是水上的爸爸。”

普宁笑了，笑得前俯后仰，那个不大结实的摇椅在他身子底下吱吱嘎嘎地直响。他的眼睛像星星一般闪亮，而且湿润了。

她从那只胖手下纳闷儿地瞧了他一会儿，接着说：

“埃里克对待维克多心肠太狠。孩子一定在噩梦中不知把他宰了多少回啦。另外，跟埃里克在一块儿——我早就发现了——平心静气地评理儿，非但没把问题搞清楚，反倒搞乱了。他是个很别扭的家伙。你挣多少薪水，铁莫菲？”

他如实告诉她了。

“嗯，”她说，“不算太多。可我猜想你照样能攒点钱吧——论你的需要，你那非常微薄的需要，这笔钱还是够多的，铁莫菲。”

她那黑裙子下面围着紧身褡的肚子起伏了两三次，带着无声、恬适、温厚而让人怀旧的讽刺味儿——这当儿，普宁一边擤鼻子，一边摇晃脑袋，显出色迷迷、欢天喜地的神情。

“听我念一首最近写的诗，”她说，仰面躺着，两只手放在身旁，用一种拖长的深沉声调，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

Ya nadela tyomnoe plat’e，

I monashenki ya skromney；

Iz slonovoy kosti raspyat’e

Nad holodnoy postel’yu moey。

No ogni nabïvalïh orgiy

Prozhigayut moyo zabïtyo

I shepchu ya imya Georgiy——

Zolotoe imya tvoyo！

（我穿上一套黑衣服，

比一个修女还朴素；

一个象牙的十字架

挂在我冰凉的床上方。

但是狂欢歌舞的火花

在我那淡忘中复燃，

我便轻声呼唤乔治——

你那金光闪闪的名字！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她停也没停就接着往下说，“事实上，他差不多像个英国人。大战期间，他驾驶过一架轰炸机，如今在几位经纪人合伙开的一家商行里干活儿，他们一点也不同情他，也不了解他。他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父亲是个幻想家，在佛罗里达州开过一家海上游乐场，你知道，就是赌场一类的玩意儿，可是让一些犹太歹徒给毁了，而且他还自愿代另外一个人坐牢。一家人个个是英雄好汉。”

她顿住了。小屋里的寂静与其说被那粉刷过的暖气管里的搏动声和玎珰声打破了，倒不如说给加强了。

“我给埃里克打了份完整的报告，”丽莎叹口气，又接碴儿说，“现在他一个劲儿向我保证，如果我肯合作的话，他就能治好我的病。遗憾的是我也正跟乔治合作呐。”

乔治这个名字她是照俄语发音念出来的——两个g字母发重音，两个e字母发长音。

“嗯，正如埃里克所说的那样，c’est la vie。唷，天花板上吊着好多蜘蛛网呐，你居然能在这下面睡觉啊？”她瞧瞧手表，“哎哟，我得赶四点三十分那班公共汽车回去。劳驾马上给我叫辆出租车吧。我还有点非常重要的事得跟你谈谈。”

终于说出口了——真够迟的。

她要求铁莫菲每月攒点钱留给那个男孩用——因为她现在没法张嘴向贝纳德·梅乌德要——她没准儿会死掉咧——出了什么事，埃里克都不管——至少应该有人时不时给孩子寄点钱去，就好像是他妈寄给他的——你知道，零用钱什么的——他就要跟阔人家的孩子一块儿念书啦。她会写信给铁莫菲的，把地址和其他一些细节告诉他。是啊——铁莫菲是个宝贝儿，这一点她可从来没怀疑过（“Nu kakoy zhe tï dushka”）。还有，哦，洗澡间在哪儿？可不可以请他这就打电话叫辆出租车？

“顺便提一下，”她说，这当儿他正帮她穿大衣，她像往常那样皱着眉头，瞎摸乱抓地搜寻那两个闪来闪去的袖孔，“你知道，铁莫菲，你这身棕色衣服可实在不像样儿：绅士从来不穿棕色的。”

他送走了她，便穿过公园往回走。留住她，供养她，——她还是老样子——她的残忍啦，庸俗啦，迷人的蓝眼睛啦，糟糕的诗作啦，胖乎乎的脚啦，肮脏、下贱、枯竭而幼稚的灵魂啦。他蓦地想到：人如果在天堂会重新相聚（这我并不信，不过姑且这么说罢了），我又怎能不让那枯萎无助、有缺点的玩意儿——她的灵魂在我身上到处乱爬呢？但是，这是人间，我居然还活着，真也是怪事，生活和我还都有些价值……

他好像豁然开朗，十分出乎意料地（因为悲观失望很难导致伟大的真理）快要把宇宙之谜简单解答出来了，可是这时他却被一个紧急的要求打断了思路。有一只松鼠在树下看见普宁走过来，这个聪明的小动物就来了个植物卷须的蜿蜒动作，爬上一个饮水喷泉，待在边缘上，普宁一走近，它就冲他努出椭圆的脸，鼓起腮帮，嘴里发出一阵粗里粗气的哔哔声。普宁懂得它的意思，便走过去摸索一阵，找到了那个一按就出水的开关。那个干渴的啮齿动物一边蔑视地瞧着他，一边尝那冒泡的粗水柱，喝了好一阵子。“它别是发烧啦，”普宁心里想着，暗自落泪，手一直有礼貌地按住那个奇妙的开关，尽量避免自己的目光跟那盯着他的不愉快的眼睛相遇。那只松鼠解了渴，也没向他表示一星半点感激的样儿就撒腿跑了。

这位水上的爸爸继续向前走，来到那条路的尽头，又转入旁边一条街，那儿有一家安着石榴红色玻璃窗户、小木屋式样的小酒馆。

七

午后五点一刻，琼拎着满满一包食物，夹着两本杂志和三个小包回到家门口，发现门廊邮箱里有一封女儿寄来的航空快信。自从伊莎贝尔前次给父母寄来一封短信，说她在亚利桑那州度完蜜月之后已经安抵丈夫的家乡，至今又过去三个多星期了。琼夹着七歪八扭的小包，连忙把信拆开。这是一封充满欢乐幸福的信，她一口气把它看完，心中感到宽慰而欣喜，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她眼前欢舞似的。她摸到大门上挂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不免大吃一惊，原来是普宁一向当成自己一点心肝似的那串钥匙，连带小皮夹子一起挂在门锁上。她就用它把门打开，刚一走进去就听见从食品室里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食橱挨个儿给打开，又给关上。

她把大包小包放在厨房的餐具柜上，冲着食品室问：“你在找什么呐，铁莫菲？”

他从里面走出来，满脸通红，眼睛瞪得老大的，她惊讶地发现他的脸上还一塌糊涂地沾着没拭去的泪水呐。

“蒋（琼），我在找威士枯斯和苏大斯特，”他凄凉地说。

“恐怕没有苏打水，”她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清醒的克制力答道。“餐厅那个柜橱里倒是有不少威士忌。不过，我建议咱俩还是弄点好热茶喝喝吧。”

他比划了一个俄罗斯式表示“放弃”的手势。

“不啦，我其实什么也不想喝，”他在厨房里那张桌子旁边坐下，长叹一声说。

她在他身旁坐下，翻开她买回来的一本杂志。

“那咱们来看看图片吧，铁莫菲。”

“不想看，蒋。你知道我一向闹不清里面什么是广告，什么不是广告。”

“你歇着，铁莫菲，让我来讲给你听。瞧，我喜欢这一幅。哎呀，妙极了，这儿把两种概念结合起来啦——荒岛和烟雾里的女郎。你瞧，铁莫菲——看一眼嘛，”——他无可奈何，只好戴上自己那副看书用的眼镜——“这是一座只有一棵棕榈树的荒岛，这是一节撞碎了的木筏，这是一名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这是他救活的那条船上的一只小猫，再瞧这儿，那块岩石上——”

“不可能，”普宁说。“一丁点的小岛，再加上棕榈树，不可能存在于那样大的海洋里。”

“可是它确实就存在于这儿呐。”

“叫人没法忍受的孤独啊，”普宁说。

“对，但是——真格的，你不公道，铁莫菲。你明明知道自己同意劳尔的观点：思想领域是建立在一种与逻辑相协调的基础上的。”

“我对这有保留的看法，”普宁说，“首先，逻辑本身——”

“好啦，咱们未免扯得太远了，离开咱们这个好玩的正题了。诺，你看这张画儿。这是那个水手，这是那只猫咪，这是一条闲荡而挺愁闷的美人鱼，再瞧水手和猫咪上方的腾腾烟雾。”

“原子弹爆炸吧。”普宁哀愁地说。

“不是，完全不是。比那可要有趣得多。你看，人们把这些滚圆的烟雾看成是他们思想的投影。现在咱们终于接触到有趣的地方啦。水手想像美人鱼长着两条腿，那只猫却想像她彻头彻尾是条鱼。”

“莱蒙托夫，”普宁伸出两个手指头说，“只用两首诗就把美人鱼描绘得淋漓尽致了。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受不了美国人的幽默，我应当说……”他用颤巍巍的手摘下眼镜，用胳膊肘推开那本杂志，脑袋趴在胳膊上，瓮声瓮气地呜咽起来。

她听见大门口有人在开门关门。不大一会儿工夫，劳仑斯装出一副滑稽样儿，朝厨房里鬼鬼祟祟地窥探。琼摆摆右手叫他走开，左手把放在大包小包上的那个彩色花边信封指给他看。她脸上闪现的会心微笑简单地反映出伊莎贝尔那封信的内容；他伸手抓起了那封信，不再开玩笑了，踮起脚尖朝外走去。

普宁那强壮得过分的肩膀还在抽动。她合上那本杂志，看了看封面：一群娃娃般欢蹦乱跳的小学生、伊莎贝尔和哈根家的孩子、光秃秃的遮阴树、一个白色的塔尖、温代尔的钟楼。

“她不想回来吗？”琼温柔地问。

普宁，脑袋还伏在胳膊上，用他那捏得不太紧的拳头擂起桌子来了。

“我什佛（么）也没由（有），”普宁流着鼻涕的鼻子挺响地吸着气，恸哭道，“我什佛，什佛，什佛也没由剩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