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普宁在温代尔学院任教的那八个年头里，几乎每一学期——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主要是声音的原故——都要换一换住所。如今在他的记忆里，那些房间累积起来，就像是在一个家具店里，不顾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在柔和的灯光下，把那些家具胡乱搀和在一起展览，一批扶手椅啦，床啦，灯啦，壁炉旁边的摆设啦，花样繁多，而店外则在下雪，暮色苍茫，人们谁也不真正爱谁。他在温代尔住过的一些房间比起他当年在纽约住宅区住的那间房看起来整洁多了，纽约那间房坐落在肿（中）央公园和黑（河）滨道之间的一个街区里，叫人难以忘怀的是路边遍地的废纸，那堆有人已经不留神踩了一脚的、清晰可见的狗屎，还有一个个使劲儿朝又高又黑的门廊台阶扔球玩的、不知疲倦的男孩；甚至这间房在普宁的脑海里（一个小球还在弹跳回去）比他当年在中欧只拿南森护照时住的那个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的老住所都确实要干净得多。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普宁变得爱挑剔了，光有漂亮的摆设已经不够了。温代尔是个安静的小城镇，而温代尔村坐落在山洼里则显得更加清静；可是普宁却觉得住在哪儿都不够静谧。他在这儿开始生活时，住在学院为单身教师准备的、考虑得很周到的、备有家具的宿舍里，自己有一套很不错的房间，尽管有些由于群居而带来的缺点（“普宁，来一盘乒乓球怎么样？”“我可不再玩小娃娃玩的玩意儿啦。”），一直住到一些工人来到这条街——普宁格勒，脑壳街——开始在路面上钻洞时为止，因为他们钻了又填，填了又钻，一阵拉锯似的邪恶的颤动，又是一阵令人惊奇的停顿，一连干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他们好像再也找不到那件错埋了的宝贵工具似的。他又搬到温代尔村那个著名的与世隔绝的公爵公寓里去住（为了把这儿那儿那些特殊的冒犯者挑出来罢了），租了一间讨人喜欢的小房间，然而每天夜里，楼上浴室里都有瀑布般哗哗放水的响声和砰砰的关门声，其间还有两个长着雕像那种粗石腿的怪物会用重得叫人讨厌的脚步走来走去——这种想象中的体态跟楼上实际住着的两位邻居的苗条身躯很难对得上号，原来他俩是美术系的斯塔尔夫妇（“我叫克里斯托弗，这是路易丝”），一对天使般温柔的夫妇，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极感兴趣。他又搬到一间更舒适的卧室兼书房的屋子里去住——还是出租单个房间的公寓——没人会撞进来要求免费上一堂俄语课。然而可怕的温代尔冬天一开始，锋利的无孔不人的风就从窗缝飕飕吹进来，甚至也从厕所抽水马桶里窜出来，于是那间舒适的小屋就出现一连串疯狂或邪门的事儿——普宁那个刷过银漆的暖气片会发出一种没完没了嗡嗡的音乐声，或多或少还算是古典音乐。他想法用一块毛毯把它蒙住，就好像它是个笼中的歌鸟，可是歌声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来，直到赛耶太太的老娘被送进医院，在那儿归了西之后，暖气片才转而发出加拿大人说的那种法国话。

他还试过别种类型的住所：私宅出租的房间，这类房间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譬如，不是所有的都带护墙板；有些上面是涂了白灰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涂了白灰），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起居室里或者落地书柜里必定有房龙和克罗宁医师的大作；它们可能会被一堆杂志，或者一些亮面厚实的历史传奇小说，或者甚至于某一位加奈特夫人翻译的著作隔开来（在这类住家里，还肯定会在墙上某处挂有一幅图卢兹-劳特累克的招贴画儿），但是你必定能发现房龙和克罗宁这一对作家彼此在交换亲昵招呼的眼色，就像是两个在热闹的宴会上相遇的老朋友。

二

他又回到学院单身宿舍去住了一阵子，可是道路钻探工也跟着回来了，此外还出现了别种惹人厌烦的声响。目前，他还租住着克莱门茨家二楼那间镶白边的粉红墙卧室，这是他破题儿第一遭真正喜欢的一家住宅，那间屋子他已经住了一年多。眼下，他已经根除了前任居住者残存的一切痕迹；大概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认为吧，因为他没注意到，也许永远不会注意到，就在床头上面的墙上乱画着一个滑稽脸儿呐，门的侧壁上有一些已经擦掉了一半的测量身高的杠杠儿，是从一九四〇年一个四英尺高的地方开始用铅笔画起的。

普宁负责照管这个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因为琼·克莱门茨坐飞机到西部一个州看她那出嫁的女儿去了；过了两天，克莱门茨教授刚开始讲授春季那一学期的哲学课，忽然接到一封急电，也飞往西部去了。

我们这位朋友悠闲自在地吃早饭，主要是那杯喝不厌的牛奶，到了九点半就准备照往常那样步行到校园去。

他照俄国知识分子那样穿上大衣，这叫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脑袋向前探着，露出个典型的秃顶，那个像奇境公爵夫人那样的大下巴紧紧压住那条搭起来的绿色的围脖顶端，让它贴在胸口上，然后他猛地抖动一下肩膀，想法让两只胳膊一齐伸进大衣袖孔；再猛地颠一下，大衣就穿上了。

他拎起他的portfel’（公事皮包），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接着就走出大门。

刚走到离门廊只有掷一份报那么远的地方，他忽然想起学院图书馆催他赶紧归还一本书，好让另一位读者使用。他内心斗争了片刻；他还需要用那一卷书；但是仁慈的普宁十分同情另外那位（不知姓名的）学者吵吵嚷嚷的急切要求，不得不返回去取那卷又厚又沉的书：一九四〇年莫斯利——列宁格勒出版的《苏维埃文学金库丛书》（Sovetskiy Zolotoy Fond Literaturï）第十八卷，内容主要是研究托尔斯泰的论文。

三

英语发音所用的有关器官是喉咙、软腭、嘴唇、舌头（这个杂技班里的矮胖子），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下颚；普宁在班上把俄语文法书或者普希金某一首诗里某些段落译成英语时，主要靠过分用力和有点儿反刍的动作。如果说他的俄语是音乐，那么他的英语就是谋杀。他在去掉腭音这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普宁把“困难”念成“dzeefeecooltsee”），绝对没法去掉t和d这两个字母额外的俄语水分，后面跟着的元音他总发十分古怪的软音。“hat”（帽子）他发爆破音（“我甚至冬天也从不戴帽子”），同一般美国人（例如典型的温代尔镇的人）说“hot”（热）这个字的发音很相似，只是元音发得更短一些罢了，从而很像德语动词hat（有）的发音。o的长音在他嘴里不可避免地变成短音：他说“不”的时候完全像意大利语，而且还习惯把这个简单的否定词一连说三声（“要不要搭我的车，普宁先生？”“不—不—不，还有两步就到了。”），因此意大利语的味儿更浓。他没有长oo音（这种缺陷他一点也不知道）：该发“noon”音时，他只能发出德语“nun”那样的松元音。（“星期二afternun——下午我没课。敢情今天就是星期二。”）

星期二——一点没错儿；然而是这个月的哪一天呢，我们纳闷。譬如说，普宁的生日是二月三日，按儒略历推算，他是一八九八年出生在圣彼得堡的。如今他不再请客祝寿，一来因为他自从离开俄国以后就借口按格里历来推算（晚十三天——不，十二天），如此一来便打马虎眼混过去了；二来因为他在这一学年主要奉行一种我行我素、不爱交际的生活基调。

眼下，他正在那块他诙谐地称之为灰板的、布满粉笔末儿的黑板上写个日期。胳肢窝底下还感到那本《文学金库》的分量。他写的那个日期跟温代尔当年那一天毫不相干：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他仔细地钻了个又大又白的句号，接着在下面又添了一行：

圣彼得堡，下午三点零三分

他的学生弗兰克·贝克曼，萝丝·巴尔桑多，弗兰克·卡罗尔，厄温·德·赫兹，漂亮而聪明的玛丽安·霍恩，约翰·小米德，彼德·沃尔考夫和亚兰·布莱德勃瑞·瓦尔希，都规规矩矩地把这两行抄在了笔记本上。

普宁，脸上默默漾起喜色，在讲桌旁坐下来：他有个故事要讲。那本荒诞的俄语语法书里有这样一句话：“Brozhu li ya vdol’ulits shumnïh（不管我是否踯躅在闹市街头）……”其实是一首名诗的开头一句。在这个俄语初级班里，虽然只要求普宁教教口语练习（“Mama, telefon！Brozhu li ya vdol’ulits shumnïh.Ot Vladivostoka do Vashingtona 5000 mil’。”），可他却不放过任何机会引导他的学生漫游文学和历史的领域。

普希金在一组八首四行一节的四音步诗里描绘了他平素那种可怕的习惯，那就是他不管在哪儿，不管干什么，总在想着死亡，仔细审查着每个消逝的日子，力求从日期的密码当中找到一个“将来的周年纪念日”——某时某地会出现在他的墓碑上的某月某日。

“‘命运要把我带往何处，’这是未完成将来式，”激动的普宁一边朗读，一边把头朝后仰，逐句大胆直译，“‘死于战场，死于旅途，还是死于汹涌波涛之中？邻近的幽谷’——dolina，相同的词，现在我们一般说‘溪谷’——‘是否会收纳我那冰冻的尸灰，’poussière，‘冷灰’也许更确切。‘尽管这对那毫无知觉的身体无关紧要……’”

普宁一直朗诵到末尾，接着用他手里还拿着的那根粉笔戏剧性地指着黑板，说明普希金多么细心，不仅注明写这首诗的日期，甚至连钟点也都记下来了。

“然而，”普宁得意扬扬地大声说，“他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里丧了命！他死于……”这当儿，普宁使劲靠着的那个椅背发出一声不吉利的劈啪声，全班学生不禁扬起一阵充满青春活力的大笑声，消除了可以原谅的紧张气氛。

（某时，某地——彼得堡？布拉格？——一个小丑在弹钢琴，另一个小丑抽掉他坐的凳子，可他尽管没有凳子，却保持坐姿，继续弹他的狂想曲，丝毫没受影响。在哪儿啊？柏林的布什马戏团吧！）

四

初级班下课后，高级班没多大工夫就接着上课，这段空当里普宁也就懒得离开教室。他的办公室在另一层楼上一条回音很大的通道尽头，旁边就是教职员的厕所，那本马马虎虎裹在他那条绿围脖里的《文学金库》现在正搁在那儿的卷宗柜子上呐。一九五〇年以前（眼下是一九五三年——时间可过得真快哟！），他跟一位年轻讲师米勒先生合用德语系一间办公室，后来他有了一间门上标着“俄”字的专用办公室，这原本是一间堆破烂的屋子，现在完全给粉刷一新。整整一个春天，他欢欢喜喜地把它普宁化了。屋子里搬进来两把粗糙的椅子，一个软木做的公告栏，一听工友忘记拿走的地板蜡，以及一张没法确定是啥木料做的、带基座的寒伧的书桌。他还从行政处诓来一个配有讨人喜欢的锁的小钢柜。小伙子米勒，在普宁的指挥下，把普宁的一个可拆卸的书橱抱过来一部分。普宁又花三块钱从麦克克里斯特老太太那儿买来一条褪了色的土耳其地毯，他在这位老太太的木板白房子里住过一个平平淡淡的冬天（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靠工友的帮助，他还在书桌边上装了一个旋笔刀——一个非常叫人满意、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工具，一转它就叽里呱啦地响，把甜木头和亮色黄漆吞下肚去，最后跟咱们大家都必然会遇到的那样，以陷入默默旋转的虚无缥缈之中而告终。他还有更远大的计划，购买一把扶手椅和一个高脚灯什么的。可是有一个夏季，他去华盛顿教课，回来之后一进办公室，却看见一条肥狗卧在他的地毯上，他的家具都给挪到一个比较暗的旮旯里去了，腾出地方好摆一张华丽的不锈钢书桌和一把配套的转椅，那儿坐着一位正在一边写作、一边暗自微笑的新进口的奥地利学者——布多·冯·法特恩弗斯博士。从此以后，普宁说起“俄”字办公室就不那么带劲儿了。

五

中午，普宁照例洗洗手，洗洗脑袋瓜子。

他回到“俄”字办公室拿他的大衣、围脖、书和公事皮包。法特恩弗斯博士还在一边写作一边微笑呐；他带来的那包三明治已经给打开一半；他那条狗一声不吭地趴在地上。普宁走下阴暗的楼梯，穿过雕塑博物馆。人文楼鸟类学系和人类学系也潜伏在里面呢，由一条颇具洛可可式样的透雕细工长廊连接另一座砖楼——弗里兹楼，餐厅和教职员俱乐部都在那里头：上个斜坡，直转弯，再溜达几步便可闻到一年到头都有的油煎土豆味儿，那糟透了的讲究营养平衡的伙食正等着您呐。夏天，长廊格架上攀满生机勃勃、微微颤动的花朵；现在凛冽的寒风从光秃秃的格架吹进来，不知是谁把一只捡到的连指红手套放在结冰的喷泉口上了，从那儿长廊分出一条岔路，直通院长办公室。

波尔院长是个动作慢慢腾腾的老头儿，个儿挺高，戴一副墨镜，他两三年前就视力不佳，现在差不多彻底瞎了。然而，他像太阳升落那样有规律性，每天都由他的侄女兼秘书搀扶来到佛里兹楼；老先生就像一位古代尊贵的人物，瞎摸黑眼地来吃他这一顿瞧不见的午餐。大伙儿尽管对他这样走进来的凄惨样儿早就习以为常，但是每当他被领到他那把刻花的椅子前，两只手瞎摸桌子边缘的时候，饭厅里总是静多了；就在他身后的墙上画着一幅他风度翩翩的肖像，叫人看了不由得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饭厅四壁那幅著名壁画，是一九三八年由朗氏创作的，包括许多历史性人物和温代尔教员，场面宏伟，美术系的奥莱格·考玛洛夫在前十年加上了一组人物：波尔院长身穿双排扣紫红色礼服，脚登赤褐色皮鞋，正在炯炯有神地凝视着理查德·瓦格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孔夫子递给他的卷轴。

普宁要向他的同胞打听点事，便在他身旁坐下。这位考玛洛夫是个哥萨克人的儿子，矮个儿，小平头，长着两个像骷髅那样塌陷下去的鼻孔。他的老婆萨拉菲玛是个兴致勃勃的大个子，出生在莫斯科，戴着一条长长的银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西藏人的辟邪物，一直耷拉到她那又软又大的肚皮上，这对夫妇经常举办一些俄式晚会，备有俄式小吃、吉他音乐和一些或多或少掺假的民间歌曲——一些羞答答的研究生就会在这种场合中经他俩传授喝伏特加酒的礼节和别的一些陈腐的俄罗斯礼仪；举行过这类盛宴之后，一遇到古板的普宁，萨拉菲玛和奥莱格（她抬眼观天，他用一只手挡住眼睛）就会带着敬畏的自我感恩的神情低声说：“Gospodi, skol’ ko mïim dayom！（天啊，我们教给他们多少学问哟！）”——“他们”是指愚昧的美国人。冒充见多识广的考玛洛夫夫妇所介绍的那种既反动又亲苏的大杂烩，只有另外一个俄国人才能理解。对他们两口子来说，一个理想的俄国应该包括红军啦、一个正式举行过登基典礼的君主啦、集体农庄啦、人智学啦、俄罗斯正教会啦，还有水电大坝。普宁和奥莱格·考玛洛夫经常处于一种克制住的交战状态，两人却又不可避免地常常见面。那些把考玛洛夫夫妇看作“显要人物”而背地里模仿普宁可笑样儿的美国同事，还当画家和普宁是极要好的朋友咧。

要不经过很专门的测验，很难断定普宁和考玛洛夫两人的英语谁说得蹩脚，也许普宁更差一些，可是论年龄，论全面教育，再加上取得美国国籍稍微早一点，普宁觉得自己够资格纠正考玛洛夫在话语里经常插入的英语句子。考玛洛夫对此非常恼火，甚至超过了他对普宁那种antikvarnïy liberalizm的痛恨程度。

“你听着，考玛洛夫（Poslushayte, Komarov）”——这是一种对人很不礼貌的称呼方式——普宁说，“我闹不清这儿还会有谁要看这本书；当然不会是我的哪一位学生；如果是你的话，我也闹不明白你干吗要用它呢。”

“我不需要，”考玛洛夫朝那卷书瞥了一眼，答道，“不感兴趣，”他又用英语补了一句。

普宁不出声地翕动一两下嘴唇和下巴颏儿，想说点什么，却又止住了，继续吃他那盘色拉。

六

这一天是星期二，他吃完中饭可以立刻溜达到他爱去的那个地方，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候。温代尔图书馆跟其他任何一座大楼都没有长廊连接起来，可是却亲密而牢固地连着普宁那颗心。他从那尊学院首任院长阿尔弗斯·弗里兹的大铜像旁边走过，老院长头戴运动帽，身穿灯笼裤，双手紧握那辆他永远打算正要骑上去的铜制自行车的车把，脚刚放稳位置，而那只脚也永远黏牢在左脚蹬上了。坐垫上有积雪，最近有几位爱开玩笑的家伙把一个可笑的筐子缚在车把前面了，筐子里也有雪。普宁摇摇脑袋，怒斥一声“Huliganï”，接着他来到那条铺着草皮的斜坡，从那儿下去，两旁是落了叶子的榆树的蜿蜒小道，他不小心踩在一块扁石头上，差点儿摔个斤斗。他除了右胳膊夹着那本厚书之外，左手还拎着他的公事皮包，那个中欧式样的、又旧又黑的portfel’。他攥紧皮把手，很有节拍地甩着它，大模大样地朝他的书籍、朝书库里他那间写字室、朝俄罗斯学术天堂走去。

一群鸽子列成一个椭圆形的圆圈，正在学院图书馆清澈而苍白的上空盘旋，一会儿高飞变得灰蒙蒙，一会儿拍翅飞行变得白花花，一会儿又变为灰蒙蒙。远方传来一辆火车呜呜的鸣笛声，哀愁得就像在大草原上行驶似的。一只小小的松鼠，从太阳照晒的一小块雪地上慌张地窜过去，一棵树的阴影暗蓝暗蓝地铺展在那条茶青色的草皮上，那棵光秃秃的树直插云霄，从上面传出一阵活跃的、抓爬的响声；鸽子第三回，也是最后一回，打那里掠过。这当儿，那只松鼠已经消逝在树杈里，吱吱叫个不停，仿佛在骂那些想把它从树上抓下来的罪人。普宁在那条小道脏黑的雪上又滑了一下，猛地举起一只胳膊，使身子恢复了平衡。他惨然一笑，弯腰去捡那本掉在地上的《文学金库》，书敞开了，露出插图页上的一张快照，列夫·托尔斯泰正在一块俄罗斯牧场里，迈着沉重的脚步，面冲照相机镜头走来，身后几匹鬃毛修长的马儿也愣头愣脑地转向拍照的人。

V boyu li, v stranstvii, v volnah?在战场上，旅途中，还是汹涌的波涛中？要么在温代尔校园里？一层黏里吧唧的干酪糊在普宁的假牙上了，他斯文地嚼了一阵子，就踏上图书馆滑溜溜的台阶了。

普宁跟学院里许多上了年纪的教员一样，早就不注意校园、走廊和图书馆里有学生存在了——简而言之，除了在教室里上课集中注意一下之外，根本不注意他们存在于何方。起初，他看到有些学生把他们可怜的年轻脑袋趴在胳膊上，在知识废墟当中呼呼熟睡，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可是眼下，除了这儿那儿有个把姑娘秀丽的后脖子还引起他的注意之外，他在阅览室里好像谁也没瞧见。

赛耶太太在出纳柜台那儿值班。她的母亲和克莱门茨太太的母亲是表姐妹。

“今天还好吗，普宁教授？”

“挺好，费尔太太。”

“劳仑斯和琼回来了吗？”

“还没有。我把这本书带来了，因为我收到了那张催还卡——”

“我怀疑可怜的伊莎贝尔是不是当真要离婚。”

“没听说。费尔太太，容我问一下——”

“要是他们真把她带回来，我琢磨我们又得给您另找个房间啦。”

“费尔太太，容我打听点事。我昨天收到这张卡片——您能告诉我谁要借这本书吗？”

“让我查查看。”

她查了查。另外那个读者原来是铁莫菲·普宁；上星期五他索取第十八卷。同样，一点也没错，第十八卷早已借给这位普宁，他打圣诞节那天就借走了，现在正站在那儿，两只手搁在那本书上，跟一张祖传相片上面的一位地方长官所摆的姿势一模一样。

“不可能！”普宁喊道。“我上星期五要借的是第十九卷，一九四七年版，不是第十八卷，一九四〇年版。”

“可您瞧啊——您明明写的是第十八卷。不管怎么说，第十九卷还在装订。这本您还看吗？”

“十八也好，十九也好，”普宁嘟囔道。“这没多大关系！我把年份写对了，这才算要紧！嗯，十八卷我还要用一下——十九卷一装订好，就请干块（赶快）寄一张通知卡给我。”

他一边微微抱怨，一边拿起那本笨重而受窘的书，走进他喜欢的一个凹进去的旮旯里，把书用绿围脖裹起来放在那边。

这些娘儿们哟，她们简直目不识丁。那个年份明明写得清清楚楚嘛。

他照例先走进期刊阅览室，在那儿看看最近一份俄文报纸上的新闻。（今天是二月十二日，星期六——唷，这是星期二的报，多么粗心大意的读者啊！）那份日报是芝加哥一群俄国流亡者从一九一八年就创办起来的。他照例仔细扫一眼广告栏。波波夫医师，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照相，向老年人保证可以恢复青春和快乐。一家唱片公司列出一张出售的俄语唱片目录，像《破灭的生活，一支圆舞曲》和《前线司机之歌》什么的。一位承办丧葬者多少有点像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夸耀他那些豪华的柩车，而且说它们也适用于郊游野餐乘坐。另一位也像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在迈阿密出租“一套两间屋子的公寓给无酒癖者（dlya trezvïh），院内有果树和花卉”，与此同时，哈蒙德有“一个安静的小家庭”渴望出租家中一间屋子——于是这位读者不知怎地突然激情满怀，异常清醒地看到了四十年前他的父母巴威尔·普宁医师和瓦莱丽娅·普宁，面对面坐在圣彼得堡加莱尔纳耶大街的故居一间灯光明亮的小客厅里两把扶手椅上，他在看一本医学杂志，她在看一本政治评论刊物。

他也细读了有关三个流亡者组织进行的一场持续很久、冗长乏味的派系论战的最新消息。这是甲派先发难的，谴责乙派迟钝，死气沉沉，无所作为，并用一句格言加以说明，“他既想爬上枞树，却又怕刮破自己小腿肚子上的肉。”这招来了“一位老乐观派”致编辑部的一封尖刻的信，标题为《枞树和迟钝》，劈头第一句就是：“美国有句俗话：‘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可别试投一块石头打死两只鸟儿。’”最近这份报又刊登了丙派一位代表撰写的一篇两千字的小品文，题为《论枞树、玻璃房子和乐观派》，普宁津津有味而赞同地把它读了一遍。

然后，他就回到他那个带书架的阅览桌去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打算写一部俄罗斯文化Petite Histoire，其中要精选介绍俄罗斯的奇闻逸话、风俗习惯、文学轶事等诸如此类的事，就像以缩影的方式把la Grande Histoire——一系列前因后果的重要事件统统反映出来。他目前还处在收集资料那个欢乐的阶段；许多心地善良的小伙子看到普宁在图书馆里挖掘资料那副样儿都感到是桩乐事和荣幸，只见他从一个综合目录柜里抽出一盒卡片，就好像它是个大核桃，把它抱到一个僻静的旮旯里去，在那儿静静地咀嚼这份精神食粮，时而抿动嘴唇，作出无声的品评，有批评性的、有满意的、有困惑不解的，时而又扬起他那两道稀疏的眉毛，久久地高高吊在宽脑门上，干脆把它忘在那儿啦，一直要等到脸上不愉快或怀疑的痕迹全部消逝之后，那两道眉毛才安然落下。他来到温代尔，的确很幸运。九十年代有一位杰出的斯拉夫语研究家兼藏书家，名叫约翰·索斯顿·陶德（他那个带胡子的半身雕塑如今屹立在那个饮用喷泉的上方），访问过殷勤好客的俄国，在那儿收集了大批书籍，自从他去世之后，那批书就悄悄地给挪到一个老远的书架那边去了。普宁为了避免让铁书架上的amerikanski电流冷不丁刺一下，他会戴上橡皮手套走到那边去，贪婪地盯视那些出版物：其中有咆哮的六十年代出版的不知名刊物啦，都用云纹硬纸板精装了起来；一百年前的历史专著啦，沉睡的书页上都有了褐斑霉点；俄罗斯古典文学著作啦，精装的封面上装着作者满面愁容、糟透了的浮雕，那些诗人的侧身像叫两眼湿润的铁莫菲想起他的童年，那时候他可以悠闲自在地摸摸封面上那把稍微磨损了点的普希金的连鬓胡子，或者茹科夫斯基的那个弄脏了的鼻子。

今天，普宁在看考斯特伦斯考伊那部关于俄罗斯神话的大部头著作（莫斯科，一八五五年版）——一部不得携出图书馆的善本书，他叹口气，并非不愉快，开始抄录其中一段有关当时伏尔加河上游林地一带还流行的、基督教仪式许可范围内的、那种古老的异教徒游戏。在五月里一个过节的星期——降灵节前后的那个所谓的“绿色周”里——农村姑娘用金凤花和野生兰花编制花环；然后她们唱着古老的爱情歌曲的片段，把这些花环挂在河边柳树上；到降灵节那天，再把它们从树上摇晃下来，掉进河里，花环便散开来，像许多条蛇一样漂流着，姑娘们也同时一边漂流，一边唱歌。

普宁蓦地联想到有那么一段妙句，描写得跟这种情景极其相似，可一时又记不起来，他只好在他那张索引卡片上注了一笔，又回过头来看考斯特伦斯考伊那部大作。

普宁再一次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晚饭时分。

他摘掉眼镜，一边拿着它，一边就用指关节揉揉疲倦的眼睛；脑子里还在思索，两眼温和地凝视着窗户上方，随着沉思渐渐消逝，那儿出现了紫蓝色暮霭，经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折射，又增添了一缕银边，另外在那些黑蜘蛛网的细纹路当中还反映出一排亮晃晃的书脊。

在离开图书馆之前，他决定查一查interested这个词正确的发音，于是从阅览室一张桌子上放着的《韦氏大辞典》，至少是在那部陈旧的一九三〇年版本里，发现这个词并没有像他那样把重音放在第三个音节上。他想找一下后面有没有勘误表，结果没找到，接着在把那部沉重的辞典砰的一声合上的时候，才发现他方才一直拿在手里的那张记有摘记的索引卡片不小心夹在里面不知什么地方了。得在两千五百张薄薄的书页里翻来复去地找啊找，有些书页还破烂了！一位图书馆员，温和的凯斯先生，梳着光溜溜的白头发，打着蝴蝶结领结，瘦长条，粉红脸，听到他的叹息声，便溜达过来，揪住那个庞然大物的两头，把它拎起来，再倒转过来抖一抖，于是便从里面泻出一把小梳子啦，一张圣诞卡啦，普宁的摘记卡片啦，还有一张透明的薄纱纸十分无精打地掉在普宁的脚上，凯斯先生把它捡起来，放回到辞典里美利坚合众国和海外领地印记图那一页上面去。

普宁把他的索引卡片放进兜儿里，就在这瞬间未经提词，忽然想起方才记不起来的那句词句：

……plïla i pela, pela i plïla……

……她一边漂浮一边歌唱，她一边歌唱一边漂浮……

没错儿！奥菲利娅之死！《哈姆莱特》！出现于安德烈·克隆涅别尔格一八四四年又好又古的俄译本——普宁少年时代喜爱的读物，也是他爸爸和他爷爷年轻时喜爱的！在那里面，就跟考斯特伦斯考伊那段文章里一样，我们记得也有柳树，也有花环。可到哪儿去核实一下呢？唉，陶德先生没有得到Gamlet Vil’yama Shekspira，温代尔图书馆也因而没收藏，每逢逼得您只好靠英译本查点东西时，您绝对找不到您从文格罗夫编辑的克隆涅别尔格精装的原著里读到的、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这句或那句漂亮、崇高而洪亮的句子。真可悲！

在这阴郁的校园里，天色渐渐暗得可以了。远方更加阴郁的山峦上空，一层云雾下面，还留着一片玳瑁般的天色。温代尔村那些叫人伤感的灯光，在暗沉沉的山峦间的一个山坳里闪闪颤动，装模作样地显露它们惯常的魅力，而普宁知道得很清楚，等您到了那边就会发现那地方不过是一排砖房、一个加油站、一个溜冰场和一个超级市场罢了。普宁要到图书馆巷那家小酒馆去吃一大块弗吉尼亚火腿，喝一瓶上好的啤酒，他走啊走的，突然感到累极了。不光是因为多跑了一趟图书馆，那一大卷《文学金库》显得越来越沉了，还有普宁当天听到一半而不愿刨根问底的那件事，这当儿也惹得他心烦意乱，十分憋闷，这种烦恼就跟我们回想起自己所犯的小错儿啦、一时任性作出的粗鲁举动啦，或者决计不去理睬的一种威胁一样。

七

普宁不慌不忙地喝他的第二瓶啤酒，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干什么，或者毋宁说这当儿出现了两个普宁，一个最近一直睡得不好、头脑昏眩而想休息，另一个学而不倦、心想像平素那样回到家里继续看书、一直熬到深夜两点那班货运列车呜呜鸣笛驶进溪谷时为止，因此他正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最后，他决定去出席一次晚会，然后就马上回家睡觉，晚会是热心肠的克里斯托弗和路易丝·斯塔尔夫妇每两星期一次于星期二在新楼主办的，节目都是一些比较高雅的音乐和难得看到的电影，波尔院长在回答去年某些荒谬的批评时，把这些节目称之为“也许是整个学院区最激动人心、最富于灵感的大胆尝试”。

这当儿，那卷《文学金库》躺在普宁的大腿上面。他左边坐着两个印度学生，右边是哈根教授的女儿，一个主修戏剧的顽皮姑娘。谢天谢地，考玛洛夫坐在后排老远的地方，正在说些压根儿就没叫人感过兴趣的话。

第一部分节目是三部老掉牙的短片，使我们这位朋友感到十分厌烦：那根拐棍儿啦、那顶圆顶硬礼帽啦、那张白脸啦、那对拱起来的黑眉毛啦、那个抽搐的鼻子啦，对他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位无与伦比的喜剧演员，不管是在阳光下跟一些戴花冠的仙女在一个等着扎他的仙人掌旁边一块儿跳舞也好，还是装扮成一个史前野人也好（一根柔软的粗棒子这时代替了那根柔软的拐棍儿），或是在一家闹哄哄的夜总会里让粗壮的麦克·斯温怒目瞪视着也好，都不能使老派而缺乏幽默感的普宁动心。“小丑，”他哼了一声，“连格鲁比什金和马克斯·林达过去都表演得比他更滑稽。”

第二部分节目是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四十年代末期拍摄的苏维埃文献纪录片，据说不带一丁点儿宣传色彩，而是纯艺术，一片欢乐，骄傲的劳动欣快感。不打扮的漂亮姑娘在一个古老的春季节日里，打着写有“Ruki proch ot Korei”“Bas les mains devant la Corée”“La paz vencera a la guerra”“Der Friede besiegt den krief”这类老俄罗斯民谣的只言片语的横幅标语，在街上游行。一架空中救护飞机飞越塔吉克斯坦一座积雪的山脉。吉尔吉斯的演员们访问一所坐落在棕榈树丛里的煤矿工人疗养院，在那儿自发地表演了一场。传奇般的奥塞梯某山地牧场，一个牧人用手提无线电向当地共和国农业部报告生了一头小羊羔。莫斯科地铁，连带里面的圆柱和雕像，闪闪发光，六名大概要上车的乘客坐在三张花岗石的长凳上。一个工人家庭，个个穿着盛装，坐在起居室一个大的丝灯罩下面，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房间里还有香味呛人、当摆设的花卉。八千名足球迷在观看鱼雷队和发电机队进行的一场球赛。莫斯科电器厂八千名公民一致同意提名斯大林为莫斯科斯大林选区的候选人。最新型的吉姆牌大旅游车载着该厂工人家属和另外一些人到郊外去野餐。还有——

“我不该，我不该，唉，真荒唐，”普宁嘟囔道，觉得自己的泪腺排出无法加以控制的、孩子气的热液，简直叫人不可理解、荒唐、丢人。

一片俄罗斯原始森林圈住了那个漫步者，林中雾霭朦胧，阳光宛如一支支冒烟的箭杆，投射在棵棵白桦树之间，它沐浴着悬垂的树叶，树皮上展现闪亮而颤动的孔眼，它照晒着苍翠的长草，在淡花盛开的野生樱桃的树丛阴影里闪烁发亮，使蒸气慢慢腾起。阻碍来自林中的一条旧道，两旁是松软的垄沟，一路上长满连绵不断的蘑菇和雏菊。那位漫步者疲累地返回他那不合时代的住处，脑子里依然想着那条森林里的小道，他又变成当年腋下夹着一本书、穿过森林的小伙子；接着那条道路伸向一片时间无法磨灭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自由而灿烂的原野（几匹骏马甩着银色鬃毛，在高高的花丛里欢腾奔跑）。这当儿，普宁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两个闹钟，一个拨到清晨七点半，一个拨到八点，在床边小桌上滴答滴答地响着。

考玛洛夫身穿蔚蓝色的衬衫，弯腰在调整一把吉他的琴弦。一个生日宴会正在进行，沉着的斯大林砰的一声把他的选票投进选举政府执绋人的投票箱里。战场上，旅途中……汹涌的波涛中，或是温代尔……“妙极啦！”布多·冯·法特恩弗斯博士搁笔抬头说。

普宁几乎就要堕入温柔的梦乡，忘却一切，忽然外界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儿：一尊雕像为了一个裂了的铜轮子，拧紧眉头，哼哼唧唧，吵吵闹闹地小题大做——普宁蓦地惊醒，一道大篷车的亮光和几个隆起的黑影掠过窗帘。外面有辆汽车砰地关上车门开走了。一把钥匙在开这座单薄脆弱、一半透明的房子的大门，接着传来三个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整座房子，连普宁那扇房门下面的隙缝那儿，都一下子亮了。别是发高烧啦，别是传染病发作啦。普宁没戴假牙，穿着睡衣，惊恐不安而又孤弱无援，耳边听到一个手提箱让人轻快而嗵嗵磕磕地拖上楼梯，还有一个熟门熟路的年轻人的脚步声，紧接着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听得见了……真格的，要不是伊莎贝尔的母亲及时一声喝止，那种如同从沉闷无趣的夏令营返回家中而自然而然出现的欢乐心情，确实会叫伊莎贝尔一脚踢开——普宁房间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