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探索建军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时，广东省内有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入粤的湘、滇、桂军等诸多杂乱武装，他们从本质上讲还都是旧式军阀部队。同年6月2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也感慨地说：“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孙中山的想法是用三民主义改造这些旧军队。然而事实上，那些习惯了私人掌兵、以枪谋利的军阀们是很难改造的，他们在后来的北伐期间大都变成了新军阀。

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有远见的领导人如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国共合作之初就认为革命不能依赖军阀，要有自己的武装。陈独秀的长子、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从1924年起就组织了工团军、农团军，在第二年省港大罢工时又组织了几千人的工人纠察队。这些工农武装有少数破旧枪支，组织训练很差，吃饭和住宿还要回家，相当于民兵性质，后来遭到敌人正规军攻击时往往一打就散。当时周恩来就认为，必须建立正规的革命军队，可以从小到大。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的600名学员毕业，多数人被蒋介石收留作为自己创建军队的骨干。此时周恩来以共产党员军校毕业生为军官，利用从苏联顾问那里筹来的一些钱和武器，招募士兵，建立起隶属于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共有120人。当时广东政府对军队管辖很松散，谁有钱、有枪就可以建立军队，只要服从政府就行。

以黄埔一期毕业的周士第为队长的铁甲车队建立后，实际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没有使用铁甲车而是跟随有“广东农王”之称的彭湃去保护农民运动，参加了打击地主海匪武装、封锁香港等战斗，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工农子弟兵的本色。

有了铁甲车队的初步建军经验，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除了提拔铁甲车队原有的骨干当干部外，周恩来等人又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四军第三十四团，翌年改称第四军独立团。这支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叶挺独立团建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宝贵尝试，在团内建立了党组织和实施政治工作，教育官兵所到之处要做群众工作，官兵吃一样的伙食，上级不许打骂士兵。不过当年缺乏建军经验，共产党组织在叶挺独立团中比较薄弱，全团只有二十几个党员，基本上都是干部而没有发展士兵党员，团内只有一个党支部而没有连以下的组织。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曾总结这个教训说：“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6年夏天北伐战争开始时，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最早出师湖南，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北洋军阀六个团，随后在汀泗桥——贺胜桥决战中建立了突出功绩，攻击武昌城时又不惜重大牺牲前仆后继。在北伐军中，第四军以战斗力最强著称，攻克武昌后第四军获得汉阳铁厂赠给的铁盾，上面刻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铁军威名，远近弥遐”的字样，被人们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又是“铁军”中的骄傲。“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后来《新四军军歌》的头几句，即道出了共产党人“铁军”的光荣历史。

国民革命军以八个军11万人从广东、广西出师北伐，在工农运动的配合下，仅大半年就席卷了中国南方大地。西北的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拥护广东国民政府，接收苏联援助后向陕西、甘肃进军。中共中央派出刘伯坚、邓小平到这支部队担任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在西北军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西北军中陆续出现大量部队投奔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北伐军在进军中很快扩大了地盘，兵力也由出师时的八个军发展到四十个军，不过其中大量成分来自于收编的旧军阀部队。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期间就将自己的第一军扩大为兵力最多的第一集团军（后来成为庞大的中央军）。在各派势力大扩军的形势下，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两个师（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及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共六个团，不过兵力也只有1万余人。多年后，周恩来总结历史时曾说，当时中共中央如果重视武装，在工农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十个师的军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洪流席卷南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有了空前大发展。在以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成为重点，并向其他省份扩展。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就发展到200余万人，掌握的群众达1000余万，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以上。工会的力量在城市中发展也很快，如武汉总工会就掌握了30余万群众。不过工农团体缺少军事力量，如湖南农民自卫军虽称有10万人，装备却基本是梭镖（即红缨枪）。后来在面对许克祥指挥反动军队的一个团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时，前去攻省城的农军数量虽不算少，却因武器太差，又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打长沙未能成功。事后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还讽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说：“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的一个团？”有了反动军队撑腰，湖南的土豪劣绅组织起民团并掌握了不少枪支，他们大肆屠杀前一段农民运动的骨干，很快把农运镇压下去。这一事实说明，革命军队才是武装斗争的骨干，群众应主要起支援作用，而单凭缺少武器和训练的群众来对抗反动军队显然是不能胜利的。

过去受尽恶霸地主压迫的贫苦农民，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掀起了斗争土豪劣绅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翻身作主人的思想觉悟，这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农运的兴起，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和国共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损害到大多数国民党军官的利益。旧式军队的雇佣兵每月有7块至8块大洋的兵饷，排连级军官每月薪金大都有百块大洋，团以上军官就有上千大洋。旧中国没有多少工商业，有钱人的主要投资渠道就是买土地，几十块大洋就能买一亩良田。当时当连长几年，家里就能成为小地主，团以上军官可以当大地主，“军官等于地主”成为社会规律。国民党新军阀和刚收编的旧式武装中的多数军官对共产党和农民运动极度仇视，纷纷叫嚷要镇压“痞子运动”。蒋介石率部北伐到达长江下游时，得到与帝国主义勾结最深的江浙财团的支持，感到已经不需要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就率先举起“清党”反共的屠刀，国民党内的各派新军阀也随之响应。

1927年4月初，当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暴动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了上海后，蒋介石就同桂系军阀头目赶到这里。他们看到街上的工人纠察队武装站岗和浩大的游行队伍，就议论应迅速将其镇压下去，不然上海大财团和洋人利益就会受威胁。蒋介石随之在上海召开反共会，达成所谓“清党”，即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左派清除出去。

4月12日，以狡猾闻名而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直接指挥了上海反共政变，以欺骗的方式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随后同青帮流氓一起捕杀共产党员。蒋介石嫡系军队在其控制的江苏、安徽和浙江也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反共镇压。4月13日和4月15日，广西、广东的桂系、粤系军阀也对当地共产党人展开抓捕和残杀，并捣毁了各地的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同原为正统的武汉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史称“宁汉分裂”。1927年4月至7月上旬，打着“左派”旗号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等人表面上还维持国共合作，其下属军官实际上不断采取反共和镇压工农运动的行动。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仍寄希望于武汉国民政府而对其多方迁就，没有组织和扩大军队以准备应付反共政变。此时毛泽东在武昌家中与老朋友蔡和森商议对策，认为武汉形势危急，静待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釜底游鱼，建议中央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一味等待共产国际指示而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央最高领导陈独秀等人，在此危急时刻仍迟疑不决。

进入7月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态度日益逆转，准备同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宁汉合流”反共的趋势已很明显。面对紧张形势，陈独秀于7月11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躲进汉口一个秘密寓所不再管事。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成立了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准备进行新的斗争。

7月15日，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即同共产党分手，其下属主力湖南军阀部队在两湖地区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展开了血腥镇压。因事先缺乏武装反抗的准备，各地工农团体基本瓦解，中共地方党组织也大都被打散，少数人转入地下活动。中共中央统计的党员数字由几个月前的5.7万人降至8000人，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至此宣告失败，北伐的成果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所篡夺。

在这个“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剧烈转换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丧失坚持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念，7月下旬，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准备组织武装起义。李立三还赶赴九江，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叶挺等指挥员商定了在南昌发起暴动。由于过去没有重视发展武装，此时能调动的只有叶挺部队等少数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及刚争取到的贺龙部，不过发动起义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方式。

可以说，大革命的风暴孕育出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这些起义的部队又最后奔向了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