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词语创制的方法——造词法
第一节 新词创制方法种种
造词法，就是新词的创制方法。新词创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每个词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每个词的创制都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这方法因时、地、人等因素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对其进行分析，予以归类，可使人在新造词时有所遵循。汉语创制新词的方法，有些与其他语言的创制方法有相同相近之处，有些也会有所不同，现代汉语创制新词时也会与汉语其他历史时期的方法有异有同，现代汉语普通话创制新词的方法也未必与汉语各现代方言的方法在在皆同或全然不同。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例，可以看出新词创制方法主要表现在音、义、形三个方面。
一 语音滋生法
词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物，而是存活于语言系统之中的。一个词的产生，往往会受到本系统中其他一些词的激发、触发、影响。这种激发、触发和影响，从语音的角度归纳起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类：a.音近衍生法。一个新词的产生总与此前已有的某个/些词有着相似的样貌，其中语音上的近似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例如“三更半夜”说成“深更半夜”，但“半夜三更”不可说成“半夜深更”。这或可说明“深更半夜”是受“三更半夜”影响而产生的；“三”“深”音近。再如“摩挲”音mā·sɑ，义为“用手轻轻按着并一下一下地移动”；“摩挲”音mósuō，义为“用手抚摩”。两者也是音近衍生。类似的例子还如“伺候”“侍候”，“极力”“竭力”，“造作”“做作”，“边远”“偏远”，“信号”“讯号”，“音信”“音讯”，“休息”“休憩”，“烟幕弹”“烟雾弹”，“胡萝卜”“红萝卜”，“养家活口”“养家糊口”，“升堂入室”“登堂入室”，大概都是音近衍生。当然，有些词语音形式相似，书写形式也相类，不好遽断是因音近衍生还是因形近衍生，值得研究，例如“吸取”和“汲取”，“狙击”和“阻击”。谈到音近衍生，就自然会涉及哪个词先生哪个词后出的问题。有些词语谁从谁出是了然的，例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出自战国时代屈原的《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后世较早的引用例如：“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赞》）而“尺短寸长”较早的用例为宋·苏轼《定州到任谢执政启》：“燕南赵北，昔称谋帅之难；尺短寸长，今以乏人而授。”“寸长”较早的用例为苏轼《湖州谢上表》：“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尺短寸长”“寸长”两词语都明显出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些词语谁从谁出，就不那么清楚了。例如“打劫”“打家劫舍”《现汉》第5版都有收录，然而两词谁从谁出？再如，唐代设有“左拾遗”“右拾遗”这样的职官，而成语“拾遗补阙”，是从出于“左拾遗”“右拾遗”这两个职官名，还是“左拾遗”“右拾遗”这两个职官名从出于成语“拾遗补阙”？“张望”和“东张西望”，或许是先有“张望”后有“东张西望”，因为“张”无“望”义。“轻易”是否由“轻而易举”演化而来？而“金城汤池”和“固若金汤”，大概是先有“金城汤池”后有“固若金汤”，因为“金”“汤”应该是先作为修饰性成分后才变化作为中心成分的。“池鱼”“池鱼之殃”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应该是先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后才有“池鱼”“池鱼之殃”的。诸如此类，都需做深入研究，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b.音变滋生法。音变往往是语音的历史变化。这种历史音变常会导致后世的人们依据变化后的语音形式重造新词。例如“角落”的“角”的声母中古时应为舌根音，语音演变为舌面音。后世的人们根据古时的读音造出“旮旯”一词，并且用新造字使之固定下来。再如北方农村常见村名为“赵各庄”“李各庄”，其实应该写作“赵家庄”“李家庄”。这也是由于“家”在中古之前声母是舌根音而不是现代的舌面音，为拟古音而将“赵家庄”“李家庄”写作“赵各庄”“李各庄”。“龌龊”“肮脏”，“望子”“幌子”也都是一声之转产生的同源词。c.歧音造词法。歧音指的是一字多音的现象。造词者不明就里或将错就错，都可能借另一音造出另一词。例如“角色”本读jué sè，但由于“角”字两读，还有一个jiǎo的读音，而这个读音又恰是百姓常见的读音，于是因百姓常把“角色”俗读为jiǎo sè，更造出一个书写形式上的词“脚色”。d.分合造词法。分合造词法的分或指分单音字为复音词（此类还是语音的问题）或指分单字词为复字词（此类已不再是语音的问题了），前者如“孔”分化为“窟窿”，“叵”分为“不可”，后者如“兵”拆分为“丘八”（收入《现汉》），“凤”（鳳）拆分为“凡鸟”（凡鳥）（收入《新编》）；分合造词法的合则指的是将复字词合为单字词，例如“之乎”合成“诸”，“两个”合为“俩”，“三个”合为“仨”。e.谐音造词法。所谓谐音，有的是直接谐某个已有的词的音。例如“诈弹”是由“炸弹”通过谐音的方法造成的；“韩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对中国文化构成一定冲击力的韩国文化，它来自“寒流”，最初大概用来指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与韩国足球队比赛时的畏惧心理和畏缩情绪。有的是词的构件分别谐音，合成新词后再与某词的音相谐。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家跳水队有一对出色的男女运动员，男的名叫田亮，女的名叫郭晶晶。因为他们是俊男靓女，又都极为出色，因此大家将他们合称为“亮晶晶”。“亮晶晶”本是一个现成的词，用在这里作为田亮和郭晶晶的合称，也极其贴切。这种造词的方法很早就产生了，据2009年11月9日《东方早报》发表的《宋美龄传记〈最后的女皇〉在美国出版》一文披露，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二人在上海举行婚礼，这一结合在当时曾被一语双关地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再如桂系著名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因为同出一系，又长期共事，被时人称作“李白”。李白本是一位唐朝诗人的名字，谐音做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的合称，也是一种新颖别致的创造。
二 仿拟类推法
仿拟类推造词法是根据已有词所具的一些因素仿效、比照造出新词的方法。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利用相同、相近的字仿拟类推造出。如由“大哥大”造出“大姐大”，由“导演”造出“导播”，由“开张”造出“关张”，由“唾手可得”造出“垂手可得”。类推不仅会发生在汉语已有的词语上，在外来词上亦时有发生。例如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2005年生产出来的一种儿童巧克力食品，因其形状像蘑菇，遂根据“朱古力”又类推出一个“蘑古力”。1此类还有以颠倒已有词语的次序而类推出的新词语。例如“三八妇女节”是早已造出的词语，最近有人在互联网上造出“八三男人节”。后者无疑是从前者类推出来的。第二类，利用相近同或有关联的语意仿拟类推造出。例如：有“资本家”，又造出一个“知本家”，因为知识也是一种资本。有“西施”，又造出一个“东施（效颦）”，“东施”就是据“西施”的语意仿拟类推出来的。语言中早有“第一夫人”的说法，指国家元首的夫人，但是当地时间2012年5月6日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未婚，与女友瓦莱丽·特里埃维勒生活在一起。他的女友便仿拟“第一夫人”的称谓，称“第一女友”。由“下载（download）”类推出“上传”。由“狗不理（包子）”仿拟造出“猫不闻（饺子）”“鸭不睬（锅贴）”“猴不吃（麻花）”。由“砵仔糕”（香港）仿拟造出“碟仔糕”（澳门）。有“国庆”“校庆”“厂庆”等，又造出“（幼儿）园庆”甚至“（公）司庆”。有“驯化”，又造出一个“野化”。有“智商”，又造出一个“情商”，甚至“词商”。有“女士”，又造出一个“男士”。由“水门事件”的“水门”，造出“伊朗门、兵役门、炸药门、赫尔伯顿门、拉登门、勋章门、情人门、失窃门、特工门、鞋弹门、诈捐门”等数不胜数的“XX门”。需要说明的是，类推造词并非必得是先有表示切近事物的词语再类推创造出表示非切近事物的词语，而可以相反。例如语言中先出现“外星人”，再反向类推创造出“地球人”。在“地球人”一词出现之前，我们一直就用“人”来表示地球上居住着的这种高级动物；而当虚拟的“外星人”出现后，就又造出“地球人”来确指地球上的这种高级动物。再如，中国旧时的厕所是没有冲水设备的，只称“厕所”而没有“旱厕”的称谓；有了冲水厕所，才有了“旱厕”这个称谓。还如，南开大学解放初建有一座教学楼，名“主楼”，改革开放后又建一教学楼，名之为“二主楼”，原先的“主楼”才改称为“一主楼”。再如语言中先有“二手”，后又造出一个“一手”，而实际生活中，则是先有那个一手的货品，才有那个二手的货品的。第三类，利用相同相近的音仿拟类推造出。例如根据“幸福”造出的“性福”。比赛的第一名所称的“冠军”，来自“勇冠三军”，仿之为第二名造出的“亚军”和为第三名造出的“季军”，无论是结构方式还是理据都与“冠军”相去甚远，只不过它们的所指是同类事物而且都用的同音字“军”而已。仿拟造词还有可能与外语成分有关，例如日本有负责全国公安工作的部门，名曰“警事厅”，山西电视台一个法制节目，栏目名称为“警视听”。根据日本的“宅急便”，中国不少城市出现了印有“宅急送”字样的特快专递公司的汽车。有了“必胜客”比萨饼店，就又出现了“客必乐”比萨饼店。造词还有谐谑的一类，例如台湾有一词“月光族”，乍一听以为是与月亮有关的一群人，其实却是收入菲薄月月没有存项全部花光用光的一类人。再如“白骨精”本是《西游记》中的一个人物形象，是狡诈的、欺骗性很强的妖精。但是如今的一些成功女士也被人戏称为“白骨精”。然而这个“白骨精”却是由“白领”“骨干”“精英”三个词中各抽出一个代表字构成的。“一塔湖图”是一座宝塔、一泓湖水和一座图书馆的简略说法。“一塔湖图”是中国有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景观或标志性建筑，与“一塌糊涂”谐音，倒也有趣。
三 内在衍生法
一个词的产生除外界因素外，还需关注其如何创制而成的内在的方式方法。这方式方法非常复杂，这里只择要谈几类：
1.拟音法
用拟音法创制的新词，最常见到的是拟声词。用拟声法造拟声词，古人就非常惯用，例如《诗经》里就有“嘒嘒”（《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商颂·那》：“鼗鼓渊渊，~管声。”）“橐橐”（《小雅·斯干》：“约之阁阁，椓之~。”）“叟叟”（《大雅·生民》：“释之~，烝之浮浮。”）“交交”（《小雅·桑扈》：“~桑扈，有莺其羽。”）。现代汉语沿用下来的带有古雅色彩的拟声词也很常见，例如“汤汤、飕飗”，现代口语里的拟声词就更为普遍，例如“嘡啷、稀里哗啦、踢拉嗒啦、噼里啪啦”。现代汉语中有些用拟声方法造出的词是口语中存在而没有文字加以表现的，例如北方人描摹打枪的声音[tiaŋ]，描摹打炮的声音[tuaŋ]。不唯如此，用拟声的方法还可以造出一些普通名词（如“知了”）、普通动词（如“吱声”）等。将古今拟声词试加比较即可看出，古代汉语拟声词常用叠音的方式创制，而现代的拟声词则不受此限，花样繁多。
2.喻借法
语言中的不少词语，都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的，如“肥效”，是肥料的效力；“集训”，是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训练；“勇武”，是英勇威武；“特地”，是专为某件事而……；“摩擦力”，是运动物体与另一物体表面相接触时所产生的阻碍运动的作用力；“人造冰”，是用人工方法降低水的温度而结成的冰；“学前教育”，是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的教育；“特种工艺”，是技艺性很高的传统手工艺产品。语言中还有一些词语，不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而是借彼喻此，以他物状此物，用比喻的方式曲折地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如“吃香”不是吃香甜的东西或其他，而是说受欢迎，像香甜的食物之于食用者那样；“蛇行”不是蛇在行走，而是人或蛇之外的其他动物像蛇似的全身伏在地上爬着前进；“门脸”不是门的脸孔、脸面，而是城门附近的地方或商店的门面，如同人的脸孔一样显露在外而且重要。这样的词语义是从比喻的方式产生的特义——比喻义。
比喻性的意义可独立成词，也可在多义词语中充当其一个义项，从而成为多义词诸义项中的成员。多义词语的转义除引申义、比喻义之外，还有以借代的方式产生的转义——借代义。如“门房”有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第二个义项是“看门的人”。“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是“门房”这个词的基本义和本义，而“看门的人”的意义既不是从“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的意义一般推衍而来的，也不是以“大门口看门用的房子”的意义做喻体以比喻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借代，是以物代人。再如“诸葛亮”也有两个义项，一个义项是“三国时蜀汉著名政治家，字孔明，曾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另一个义项是“足智多谋的人”。前一个意义是“诸葛亮”这个专名词语的基本义和本义，后一个意义不是从前一个意义一般的推衍出来的，也不是以前一个意义做喻体靠打比方的方式产生的，而是用借代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转义。多义词语中以借代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转义叫作借代义。如“红袖添香”这个成语，是“美人伴读”的意思。“红袖”是物，无法“添香”。这里是用“红袖”代美人，该成语就是以特征代本体的方式构成的借代成语。再如“巾帼、须眉、唇齿、眉目、（捉）舌头、阮咸、泰斗、樽俎”，也都是借代词。借代词亦可缩略成一个字代指原本由整个借代词指称的事物对象，如“阮咸”可以缩略为“阮”，指代本由“阮咸”代指的那种弦乐器。借代词语也有全借代词语和半借代词语之分。全借代词语就是词语的两个直接组成成分都是借代的，上所举的“门房、琴瑟、阮咸、诸葛亮”就都是全借代词语；半借代词就是词语的两个直接组成成分的一半是借代的，另一半是非借代的，如“京片子”（“片子”代能言善辩的舌头）、“淫棍”（“淫棍、赌棍、恶棍、党棍、讼棍”一般专指男性不指女性，“棍”是以男性生殖器为借体）、“打呼噜”（“呼噜”即代指鼾声）。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2010《联大八年》：“金岳霖先生常常劝同学念哲学不必读哲学，多读读小说就可以了。”与“念”组合的是专业名称“哲学”，此时的“哲学”用的是借代义；与“读”组合的是书籍名称“哲学”，用的不是借代义。1974年毛泽东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发表意见时说：“总理还是总理”。这前一个“总理”是代指周恩来，用的是借代义（也可以是职务名称），后一个“总理”则是职务名称（也可代指周恩来，用借代义），非借代义。
此外还有用拟人法造出来的词——拟人词语。例如“吐穗”是指小麦等农作物抽穗，“吐”字将非动物动物化了。“孕穗”是指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穗在叶鞘内形成而尚未抽出来。再如，“歇枝”指果树在大量结果的次年或以后几年内，结果很少，甚至不结果。《说文》：“歇，息也。”段注：“息者，鼻息也。息之义，引申为休息。故歇之义引申为止歇。”可见，“歇”是指人的动作，或至少是指动物的动作行为，不指植物。“歇枝”的“歇”将非动物动物化了。
3.简缩法
简缩法造词古已有之，如下两法即是：
a.合词造词。合词造词是从已有的不同的词中各选取一个字重新组合成一个词，例如“配军”由“发配，充军”合词造成，“凿枘”由“圆凿，方枘”合词造成，“封建”由“封土，建国”合词造成，“骄矜”由“骄傲，矜夸”合词造成。合词造词法在古代是一种较为常用的造词方法，在现代更是一种非常能产的造词法。例如：
春运（春节运送） 化疗（化学疗法） 化武（化学武器）
婚检（婚前体检） 科普（科学普及） 民调（民意调查）
频密（频繁密切） 社保（社会保险） 体彩（体育彩票）
突审（突击审讯） 团购（集团购买） 维和（维护和平）
维权（维护权益） 武警（武装警员） 刑拘（刑事拘留）
行署（行政公署） 医保（医疗保险） 运力（运输能力）
掌控（掌握控制） 政委（政治委员） 足彩（足球彩票）
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 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但是需要注意，用这种简缩造词法所造出来的单位，有时可能会与用同样方法造出来的单位同形。例如“科考”在中国古代是“科举考试”的缩略，而在现代又成了“科学考察”等的缩略。2
b.截字造词。截字造词是将短语中并不相邻的字截取出来搭配组合成词，例如：“衰竭”取自《左传》“再而衰，三而竭”。截字造词法，在古代曾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造词方法，此法常被用来造出文化色调浓郁的“文化词”。例如：
“期颐”，《礼记·曲礼上》：“百岁曰期，颐。”
“弱冠”，《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
“翘楚”，《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乔迁”，《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衣裳”，《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识荆”，唐·李白《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涂鸦”，唐·卢仝《示添丁》：“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
“旧雨”，唐·杜甫《秋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晴好”，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截字而成的词，常见的是截取自并不相邻的语段的，如上所举例，也有的是截取自相邻的二字而成的，例如：
“殷鉴”，《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作俑”，《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红杏出墙”，宋·叶绍翁《游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上述从古代典籍、书文中截字而成的“文化词”中的一些，因其内含典故而被人称作“典故词”。“典故词”当然得是出自古代典籍、书文中的词。但是，从古代典籍、书文中截字而成的词并非都是“典故词”。“典故词”例如：
“云雨”，宋玉《高唐赋》序云，楚怀王到巫山游览，因疲倦而入梦，见一女子对其言：“妾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怀王于是同此女做了露水夫妻，临别女子对怀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截字造词法不唯在中国普遍使用，在使用汉字的其他国家也很常见。例如日本天皇的年号“昭和”，就取自《尚书·尧典》“百姓昭明，万邦协和”。截字而成的词，也有截取自全音译外来词中的若干个字而成就的。例如“伽蓝”是梵语“samghārāma”的汉译“僧伽蓝摩”的省略。这些都折射出造词上的不同文化。
其实此种方法不仅施用在词的构造上，在语的构造上亦能见到。例如“卑之无甚高论”出自《汉书·张释之传》：“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后世将“卑之”“毋甚高论”两个分句并合在一起，成为“卑之无（毋）甚高论”这样一条成语。“乐不思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后世将“乐”与“不思蜀”合为一体造出“乐不思蜀”这一成语。
上述利用简缩法造成的单位已然是语言的词语单位，一般人也很难意识到在它们身上还有简缩的痕迹。我们说的简缩法，只是就其来源，就其造就之法来说的。至于语言中还有大量的缩略词语，如“清污”由“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缩略成，缩略前后的单位可以共存，可以比照使用，那将在后边专节讨论。
4.逆序法
作为造词方法之一种的逆序法，所指的不是一个词在历史上曾经偶然出现过的另一种字序，而是指不同字序的词出现的时间虽然先后不一，但在现时却都同时存在，只不过有的异序同义，有的异序异义而已。在历史上曾经偶然出现过另一种字序却未流传下来，虽是逆序，却未起到造词的作用，更不能称作“法”。例如“儿童”在上古、中古时都曾经有过顺序写作“童儿”的历史：
《列子·仲尼》：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
《晋书·天文志》：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
再如“排挤”，至少在宋代还未定序，亦可写作“挤排”：
《宋史·朱熹传》：“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
但是“童儿”“挤排”在现代都不作为词存在。逆序造词无论古今都是一种重要的造词方法。逆序在古代似更为多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现于古代汉语中的逆序，不是词的问题，而是短语、句子的问题。赵元任先生曾说过：“造句法里头的并列结构是可以颠倒的。”3曹先擢先生更一针见血地指明：“我们说古汉语里这种字序可以倒换的复音词（片语）较现代汉语为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古代它们基本上属于造句法的范畴，在现代汉语则基本上属于构词法的范畴。”4“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不同时代出现的字序不同的词可能沿用至今，不同地域流行的字序有异的词亦可同时流布于现代中国，这就为逆序法在造词上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字序颠倒的词谓之逆序词。有些逆序词意义完全一致，有些意义存在差异，有的意义似乎相去遥远。逆序词从来源上看，有的一个源出于另一个，有的却看不出彼此间有何源生上的关联。因时因地而出现的逆序词，最初可能会有意义、用法完全等同的情况存在，但是随着人们日后的使用，意义、用法完全等同的词可能会逐渐发展为意义、用法不完全等同的词甚至完全不等同的词。这也就是说，逆序词之间意义、用法的关系也是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渐进进程的，我们因而可以为其做出分类：
正序、反序均成词，正序词、反序词为同义关系，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几乎完全等同的逆序词例：
感情-情感 力气-气力 粮食-食粮 来往-往来 男儿-儿男
直爽-爽直 代替-替代 吮吸-吸吮 海拔-拔海 云烟-烟云5
正序、反序均成词，但两词非同义关系，用法亦有异的逆序词可分两类，一类是意义和用法不完全等同的逆序词例：
语言-言语 交工-工交 灵机-机灵 炮火-火炮 线路-路线
安慰-慰安 读破-破读 泉源-源泉 评述-述评 喜欢-欢喜
另一类是意义和用法完全不相等同的逆序词例：
除开-开除 片面-面片 奶牛-牛奶 大拿-拿大 法办-办法
瞎抓-抓瞎 官宦-宦官 管保-保管 过错-错过 话说-说话
正序成词，反序成短语的例子如（横线左侧为词，右侧为短语）：
女儿-儿女 女子-子女 马车-车马 兄弟-弟兄 手松-松手
正序成词，反序非词或短语，而是无意义的字串的例子如：
英雄-雄英 战斗-斗战 胆魄-魄胆 海洋-洋海 手表-表手
正序成短语，反序为无意义的字串的例子如：
父母-母父 兄妹-妹兄 衣帽-帽衣 饭菜-菜饭 男女-女男
5.数字概括语
所谓数字概括语，是说用数字与他字组合成的一种仂语性的单位。这样的词语也是古已有之，如“四书、六合、岁寒三友、九五之尊”。由自由短语甚至若干零散的词语省并组合成一个新的词语，常能见到的是“数字+代表字”构成的新的词语。例如：
三国←魏国 吴国 蜀国
八旗←正黄旗 正白旗 正红旗 正蓝旗 镶黄旗 镶白旗 镶红旗 镶蓝旗
六丁六甲←丁卯 丁巳 丁未 丁酉 丁亥 丁丑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
“三国”这样的词语单位，是先从众多的词语中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字，再用数字加以称说而构成的一个新的词语。“魏国”“吴国”“蜀国”等词语对“三国”这类单位的最终构成固然是有影响的，但是“魏国、吴国、蜀国”等只是零散的词语，或至多是词语的自由组合，不是语言词汇凝为一体的固定单位，因此它们并非“三国”这样的词语所由形成的基式。有的词语组合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即使可以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固定短语的性质，也难把“四个现代化”这类单位看成缩略词语。因为即使可以承认这类词语的后一部分是缩略也不能否认前面用以称说的数字是另加的，对于其所在的那个词语单位的构造来说有着新添的性质。而把半是新添半是缩略的词语归属于缩略词语的范畴，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难行得通，容易引发人们认识上的混乱。“三国”这样的词还是看作普通的复合词为好，“四个现代化”这样的固定短语也还是视为普通的固定短语——仂语为宜。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9）把“三反”“五好”等称作“带数字的简称”。
实际上，以缩略方式构成的带数字的词汇单位有词，有仂语，也有短语。词如上述的“三国”“三反”，仂语如上述的“六丁六甲”“四个现代化”，它们因形式固化，内容也易为人们理解和知晓。而短语所概括的内容，则常常是人们所不熟悉的。例如徐宗文200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余论草》一书，书名中的“三余”就不易为人明晓：
这是一本以探讨汉代文学为主的学术论文集，作者徐宗文先生命之以《三余论草》，变古人“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之说，取“审稿编稿之余，开会出差之余，吃饭饮茶之余”之意，颇有意味。（许结 2005 《学贯两汉 思成三余》，《读书》第10期）
如果不是看了上述的解说，常人是很难明白《三余论草》中的“三余”的意思的。再如“三张”：
我已经知道“新民报三张”，其一张友鸾（另两位是张恨水、张慧剑）。（舒芜 2004 《忆“三同”张老》，《炎黄春秋》第9期）
看到文中的“（新民报）三张”，人们（尤其是现当代的人们）不大能想到其所指就是“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否则作者也就用不着以诠释的方式予以说明了。再如“三同”：
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舒芜 2004 《忆“三同”张老》，《炎黄春秋》第9期。）
“三同”是20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初颇为流行的一个词，义为“（干部或知识青年下到工农中去时，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上边的文章里，“三同”却是不为大众所知的意义。
近现代以来，以此种方法造出的词语更多，其中不乏属于个人的言语现象。像上述用数字和姓氏构成的概括性结构“三苏”，是对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的概括。但是这样的概括可能会因所概括的人不相一致导致内容不同的情况，例如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被称为“三钱”，而1999年表彰的“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三钱”，却为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钱三强负责设计原子弹、氢弹；钱学森负责设计火箭、导弹；钱骥负责中国第一颗卫星的设计。
普通的缩略数字词语，都是前边的成分为数词性的字，表示所概括的单位的数量，后边的成分为所概括的现象中共有的字。但是也有不用共有的字的数字略语，例如“三公”指的是“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公”与所概括的“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并没有用相同的字，而只是一种语义上的概括。
带数字的略语也不见得就是对数字的概括，它也可以是对词语的浓缩。例如“四千四万”：
这种打拼精神可以用“四千四万”来形容，也就是“走过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说尽千言万语”，最后才致富！（《温州人致富靠“四千四万”》，2006年5月23日《参考消息》第15版）
数字概括语在专属词语上表现得尤其普遍。例如“五台山”的“五台”就是“东台”（望海峰）“南台”（锦绣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北台”（叶斗峰）的合称。天津有所谓“七十二沽”，包括“葛沽、大直沽、咸水沽、丁字沽、塘沽、汉沽、贾家沽”等。济南向有“百泉争涌”之说，人们概称之为“七十二泉”，包括“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等著名的泉眼。
数字概括语也可能会存在着同形现象。除上文所举的一些例子外，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内容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2006年9月7日《参考消息》第16版的文章《中国外交须有“三要”和“三不要”》，“三要”的具体内容“一是要内和外安，二是要谦虚、随和、耐心，三是要搞全民外交”，“三不要”的具体内容是“不要走苏联、日本、美国的道路”。这种同形现象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层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数字概括语常常用于政治性的表述。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的“四清”（即所谓“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文革”前夕林彪创造“四个第一”（即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文革”时所谓的“老三战”（即指当时只被允许放映的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五篇”（指毛泽东的“老三篇”加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基本原则），21世纪的“两个务必”（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段话在2003年为胡锦涛概括为“两个务必”），而且用这种方式造就的表述近年来似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不仅是中央政府施政频频使用此类概括法，一些地方政府也常用此法。例如广东省曾经轰轰烈烈的“三打两建”，即“工作是以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主要内容，以优化市场环境为目标”的一项重大部署。再如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首都北京的定位是“三个中心”“四个服务”。“三个中心”，即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四个服务”，即“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数字概括语如果只是历史上稍纵即逝的，隔代的人们更会感到隔膜。例如白先勇《父亲与民国》一书提到其父白崇禧在1931~1937年经营广西，在广西实行“三自”“三寓”，终于将广西建设成当时的模范省。何谓“三自”？“三寓”就更难让今人明白。细看该书，乃知“三自”是“自卫、自治、自给”的概括；“三寓”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概括。20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管理部门提出“三从一大”指导思想。“三从一大”，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简缩的说法。数字概括语往往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
数字概括语还可以由汉字和西文字母一起构成。例如“三S政策”是smile（微笑），sight（眼神），skinship（接触）；“3S技术”是remote sensing （RS，遥感技术），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GIS，地理信息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GPS，全球定位系统）的统称；“三S研究会”，即Smedley（史沫特莱），Strong（斯特朗），Snow （斯诺）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