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熟语

一 熟语的基本性质

一般观点认为，词和熟语都属词汇，举凡在语句中可以充当一个最简单的句法成分的单位，便属词汇。一个词汇单位，短可一字，长可是若干字构成的一个熟语。形制接近者性质类似，形制不近者性质迥异。双字词与三字词形制接近，它们的某些性质自然也接近，而单字与熟语形制相去遥远，它们的某些性质自然也就很难有接近的可能了。虽然三字词汇单位、四字词汇单位存在着是词还是熟语这样定性上的麻烦，但从总体上看，词和熟语彼此间是存在着不小的区别的。一般地说，词汇单位的形制愈长，就愈可以完整地表意，愈能从句法上对其内部结构做出解释，这是因为那形制较长的词汇单位往往是由原先的句子直接凝固而成的，或者可以类比于句子结构的；词汇单位的形制愈短，就愈不易完整地表意，愈不能从句法上对其内部结构做出解释，而须得以释义的方式注出，这是因为那形制短小的词汇单位往往不是由原先的句子直接凝固成的，或者不可类比于句子结构的。例如“人民、泥土、怀疑、洄游”这样的词，解释起来就不像熟语那样容易，即使像“日全食、近地点、井田制、抛物线”这样的词汇单位，也不好说是由古人的句子直接凝固成的；而熟语所表示的意义似乎就无须过多解释，即使它们采用的是非字面的表意法，如“耕者有其田”“生命在于运动”“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在熟语是否完全属于词汇这一点上，学术界的观点是有分歧的。有学者认为熟语应根据是表示概念还是表示思想而分别为语言的熟语和言语的熟语，语言的熟语可与词一起划归词汇，而言语的熟语则不能与词一起划归词汇。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不断有人提出。¹⁰然而，这一观点在实践上却可能会遇到麻烦。例如“欲投鼠而忌器”是谚语，按照上述理论就认为它所表达的是思想，而“投鼠忌器”是成语，按照上述理论就认为它所表达的是概念。这样不同的处理，于情于理似乎都难说通。再看下例：“掌上明珠”是成语，“掌珠”是词，按照上述理论来看它们两者表达的都是概念。但是“掌上明珠”和“掌珠”的区别，似乎比“欲投鼠而忌器”和“投鼠忌器”的区别还要大一些。同样的例子：“守株待兔”和“株守”，前者是公认的成语，后者无疑是词；“方枘圆凿”和“枘凿”，也是前者为成语，后者为词；“梧鼠技穷”和“鼠技”是《新编》所收的两个词汇单位，也是前者为语，后者是词。它们之间的区别点似乎也都胜过“欲投鼠而忌器”和“投鼠忌器”的区别点。问题还不在个别例子是否表达概念或思想，而在于熟语中是否真有如那些学者所述的截然的鸿沟存在。从一个方块形状的字到若干个方块形状结构成的熟语，随着词长的不断加长，确实是会出现不相一致的情况的，尤其是将最短的一字单位和最长的熟语单位拿来比较着看的时候。但是用以比较的一字这样最短的单位和熟语中最长的单位，是极端的例子，并不能说明词长对照不太明显的例子是否也如极端的例子那样对照鲜明，判若泾渭，从而可供论者拿来作为它们一者表达概念一者表达思想的根据。语言中出现的一个单位，当它具有了使用上的复呈性，意义上的凝固性，词形上的完整性，它就自然而然被使用者视为一个词汇性单位，而与不具使用上的复呈性、意义上的凝固性、词形上的完整性的非词汇性单位区别开来。这一点不仅是词汇单位与非词汇单位的区别点，也是判定一切词汇单位内部成员的同一性的根据。词汇单位内部存在着许多次类，一些次类的区别也并非不显著，但是它们内部成员间的这种差异远远比不上它们与非词汇单位间的那种差异，后者更是显著的，原则性的。

在熟语的问题上还有一种意见，就是曾有学者将“语汇”与“词汇”，“语汇学”与“词汇学”这些异名同实的单位，作为全然不同的另外的学科术语来使用，认为“语汇”是熟语的总汇，“语汇学”是对熟语的研究。这样的认识，易于引起认识上的混乱，不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因此有学者的著作将本该称作“词汇”之处改称“语汇”，以使之与“语法”“语音”一致起来。学界也很早就有人将熟语称作“特殊词汇”。“特殊”二字多少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传统上和现实上，绝大多数学者都将熟语纳入词汇学领域，或将“熟语”作为“词汇”的下位单位或次类看待的。因此，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当然，一种认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提出来，对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并无害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要相应的逐一加以解决，而问题的由来要从学理上找到根据，问题的解决更需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语汇”一旦作为与“词汇”相对的概念提出，就可能会有与“词缀”相对的“语缀”，与“词性”相对的“语性”，与“词法”相对的“语法”（注意：并非grammar那个“语法”！），与“词义”相对的“语义”（注意：并非semantic那个“语义”！）等一系列新术语伴随而来，还会有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相对的“名语、动语、形容语”等一系列新术语制造出来。而这样众多的新术语的创制是否有必要，就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二 熟语的“词”长

成语的典型长度是四个字。《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收条总数为17,934个，其中四字组合有17,140个，约占总数的95.57%，包括一些双四字组合的形式，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然，说成语的典型形式是四字组合，就意味着成语也还有一些非典型的形式，即非四字格的。《中国成语大辞典》中收有非四字组合的成语794个，仅约占总数的4.43%，例如“莫须有”“牛马走”“物不平则鸣”“图穷匕首见”“顾左右而言他”“起死人，肉白骨”“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以看出，成语的长度，短可三字，长可八字。但是，八字的成语一般都是双四字组合对称结构的，¹¹非对称结构的成语一般都少于八个字。对称结构的偶字数成语（有的或许不是成语，而是他类熟语），总长为六字的不可只说其中的三字，例如“满招损，谦受益”“先小人，后君子”“不法古，不修今”“拔赵帜，易汉帜”，都不可只说前三字或后三字；而总长为八字或八字以上的却可只说一半，例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都是可以只说前一半（有的后一半也可单说）。在超过四字的典型成语的问题上，还存在着续写成语的现象。例如有成语“望子成龙”，便有人在其后续写上“望女成凤”，以形成对称式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¹²

“惯用语”这一术语，我们不认为所指的是那类由三个字构成的意义非字面上的单位，如“穿小鞋、碰钉子、捞稻草、赶浪头”，而认为它所指的应是四个字或四个字以上的表意俗白的单位；“穿小鞋”等单位，我们认为与“自来水、荧光灯、自行车、斑马线”等同属词的单位，是三字词中的一个离合性的次类。我们这样处理的理由，后面还会详述，此处暂且不论。

惯用语中由四个字构成的单位略多，因此我们可以把惯用语的典型词长定为四字，例如“仨瓜俩枣、仨饱俩倒、有一得一、喝西北风”。惯用语当然有超过四字的，如五字的“脚踩两只船”，六字的“官盐当私盐卖”，七字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八字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九字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十字的“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甚至有超过十字的，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马”“只能骗过猪八戒，骗不了如来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惯用语可有单小句型和多小句型两类。单小句型的长度一般会以十字为限；多小句型的一般是由双小句构成的，个别的也有由三个小句或三个以上小句构成的。双小句型的惯用语的长度，一般也不会超过两个单小句惯用语之和。

歇后语是由引子、诠释这样双小句结构成的单位。无论是引子部分还是诠释部分，字数多寡不拘，短可一字，长可数字。一字的如“妙（庙）：老道的房子”“鞋底儿抹油——溜”，多字的如“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武大郎卖豆腐——人软货不硬”，引子部分、诠释部分的长度多数情况下长于一个字。无论是引子部分还是诠释部分，多数是由单小句独立构成，少数是由双小句构成的（例如“捉鳖的下了塘——不但吓坏了王八，也急坏了黄鳝”“猪向前拱，鸡往后扒——各有各的路”）。由单小句构成的引子部分或诠释部分，其长度一般以一个惯用语的长度为限，很少有超过十个字的。

谚语是人们在对生产、生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有的是劝诫讽喻性的。谚语在古代学者眼里是承袭自古代的，所以《说文》说：“谚，传言也。”段玉裁注：“传言者，古语也。”对生产、生活经验进行总结的谚语当然多是先人创造而后流传下来的，例如“葱怕雨淋蒜怕晒，大堆里头烂白菜”“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劝诫讽喻性的谚语，有一些是对现实现象的及时反映，很难看作是“传言”和“古语”。或者应该说段氏所说“古语”的“古”，不能理解作古代的“古”，而应理解为与“今”相对的“古”。距今遥远（比如千万年）自然是古，距今不远（比如百十年甚至更近）也同样是古。现代当然亦可产生谚语，而且现代的谚语一如古代，也是先在大众口头造就而后才被一些书面文献引用，甚至被收入谚语类的工具书的。这是从谚语的流传方式的先后上说的。从谚语的采集过程上看，古今亦无大的区别：古代是采风以知民情，现代的一些谚语（尤其是劝诫讽喻性的谚语）的采集也反映出政府对民意的重视态度。

谚语的长度不像字、词、成语、仂语那样规整，也不像惯用语、歇后语那样为一定的形式所限制。日常所见所用的谚语固然多是长度较短的单句形式的（如“朝里有人好做官、舌头底下压死人、久病床前无孝子、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谚语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句构成的。由两个小句构成的谚语如“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由三个小句构成的谚语如“马看牙板，树看年轮，人看言行”，由四个小句构成的谚语如“牛耕田，马吃谷，自己养崽，别人享福”；《通俗编》所收的最长的谚语是由八小句三十二字构成的“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冻死”。如此看来，谚语的长度似乎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会如此，怕是因为它们与谣这类单位近似有关。在古代歌和谣不是一种事物，《诗·魏风·园有桃》：“我歌且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曲合乐”的歌，不易转化为谚，“徒歌”的谣却很容易转化为谚，因为谚也无须“曲合乐”。后世“谣谚”的合称，或许正反映出这两种事物相近而最终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谣可长可短，谚语的长度也难有硬性的规定，它们都只为如下两个因素所制约：对称和叶韵。对称和叶韵能使人的记忆得以强化。当然，记忆的限度又不容许谚语的长度无限膨胀和扩张。

名言、格言和警句很难作为独立的熟语类存在，它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谚语的小类，是谚语的下位单位。谚语中表劝诫和祝颂等的谚语，倘若出自名人之口，即成为名言，倘若惊警性较强，即成为格言或警句。如此，名言、格言和警句的长度也就与一般的谚语的长度有着相类之处。

各类词汇单位的长度，上文中已分别做了分析。语文性或语文兼百科性的词典是要把多种词汇单位搜集在一起的。作为各类词汇单位的裒辑者，它是否也应对所收条目的长度有一个限定？任何一部语文性或语文兼百科性的词典都不可能不对条目的长度有所限定，任何一部语文性或语文兼百科性的词典都会尽量使所收条目在有限的长度内负载尽可能大的含量，也会尽量使所收的各类条目的长度不要相去太远。正由于此，《现汉》所收的条目长度最长的是双小句十二字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没有把“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三个秀才说书，三个屠夫说猪，三个女人说夫，三个老板说苦”“一个皮鞋匠，难出好鞋样；两个皮鞋匠，有事好商量；三个皮鞋匠，胜过诸葛亮”这些长于十二个字的、超过两个分句的熟语也一并收列。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现汉》这样的词典必须为所收条目的长度做出一个规定，超过十二字长度、多于两个分句的单位即使再有价值也只好舍弃，因为它是语文性词典或语文兼百科性的词典，而不是以收某类专门的熟语为己任的工具书。

一般来说，词的长度要比熟语的长度短小一些，普通词的长度要比专门词语的长度短小一些。尽管如此，熟语的长度也好，专门词语的长度也好，都还是有一定的长度限制的。这可从我们上面所举的汉语材料中看得很清楚。但是其他语言的词长，未必与汉语遵从着同一的规律。2008年9月4日新浪科技载文称世界上第一长的地名是由163个泰文字母组成的：Krung thep maha nakorn amorn ratana kosinmahintar ayutthay amaha dilok phop noppa ratrajathani burirom udom rajaniwesmahasat harn amorn phimarn avatarn sathit sakkattiya visanukamprasit。不过它尚未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列入。世界第二长的地名是由85个字母组成的Taumatawhakatangihangakoauauotamateaturipukaka pikimaungahoronukupokaiwhe nua kitanatahu。目前它已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列入，是毛利语记录的新西兰的一座山的名字，大意为：“大膝盖的男人塔玛提亚，他滑山、爬山、吞山，以蚕食土地而闻名，海洋和大地旅行者，他在这里对他心爱的人吹响笛子。”世界上最长的村名在威尔士，它也是世界上第三长的地名，总共由59个字母构成：L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yll llantysiliogogog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