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化研究综述

本书的主要写作目的是想通过汉语名量词语法化过程的个案研究，在类型学的视野下，参证中国民族语言及其他语言材料，提出汉语名量词的形成机制。本书汉语名量词的个案研究一共有十个，我们要详细地描述这十个汉语名量词产生、发展的语法化过程，归纳其来源类型，并在其他语言尤其是中国民族语言量词发展的视域中建构汉语名量词的形成机制。

为了论述方便并规避重复烦琐，对于综述我们分开处理。关于汉语名量词来源类型的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参见下文1.2.2及第二章的开头部分。关于汉语名量词范畴形成过程的研究综述，我们将放在第五章中进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首先对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化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汉语名量词作为一个语法范畴的语法化程度的研究；一是名量词语法化过程的个案研究。

1.2.1 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

在汉语名量词作为一个词类范畴何时完全成熟这个问题上，主要有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姚振武（2015）基于对大量汉语出土早期文献材料的研究，提出“东周以后”汉语个体量词就进入了发展成熟期。姚振武（2015：11）说：“个体量词。殷商时期仅露端倪，只有‘人’和‘丙’。到了西周时期，‘丙’已基本不见用，但个体量词数量开始增多，除‘人’外，新增的有‘伯、夫、聝、乘、两（辆）、匹、金、反（钣）、田、牛、羊’等。东周以降，西周原有的‘田、牛、羊’等名词兼任自身量词的现象大致消失，‘伯、聝、反（钣）、金’已基本不再用，‘人、乘、两（辆）、匹、夫’则继续使用。同时汉语个体量词数量大增，……由此汉语个体量词走向发展成熟期。”

第二，刘世儒（1959）提出要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后来，他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刘世儒，1965）一书，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汉语的名量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迈入完全成熟的时期”，也就是说汉语名量词作为一个语法范畴成熟了。郭锡良（1984/2007）也是这一看法。Bisang（1999）提到，Gurevič（1966）就对刘世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刘世儒没有把含有量词的结构和没有量词的结构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含有量词的结构远比含有量词的结构使用广泛。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汉语量词范畴的“第一个开花期（first flowering period）”，而不是成熟期。

第三，李艳惠、石毓智（2000）从量词系统与复数标记“们”的相互影响出发，认为汉语量词系统的稳当建立当在15世纪，因为在15世纪，汉语数词和名词之间必须要有量词，而“们”也受到了量词系统的制约，失去了一些15世纪之前发展出来的特征。

第四，贝罗贝（1998）认为汉语量词要到中古后期（7—13世纪），也即唐代以后，才成为主要的语言现象。吴福祥（2007）以文本频率、句法行为、语义语法化的程度三个参数为标准，通过对汉语名量词的考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量词范畴的语法化程度整体上还比较低，量词范畴的完全成熟应该是在唐代以后。

张赪（2009）认为汉语数量表达的主要格式在唐以前是“数+名”式，唐以后是“数+量+名”式，这是量词普及的结果，而不是由“名+数+量”式中的“数+量”前移造成的。张赪认为量词在唐代开始普及，实际上也就说量词这个范畴在唐代开始成熟，这与贝罗贝（1998）、吴福祥（2007）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倾向于第四种观点。

量词范畴的成熟主要是从量词使用是否必须，也即量词使用的普及程度来讲的。就量词这个范畴的内部成员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语的个体量词（分类词）比度量衡单位词的语义虚化，可以看作是一种功能词，但是其语法化程度也不是很高。董秀芳（2013）指出，现代汉语中不同类别的个体量词，有着不同的语法化程度，具体表现是：个体量词的成员多，特异性较强，规则性不高，名词来源的个体量词仍残存一些名词的句法特征。

1.2.2 名量词语法化过程的个案研究

一般认为，汉语的名量词是由名词和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名词来源的名量词与名词的特征有关，动词来源的名量词与动词对名词的处置和动作有关。在这一问题上，刘世儒（1965）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二、三、四章较为详细地描写了200余个名量词的语源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汉语中的语义演变、句法组配等情况。但由于该书以魏晋南北朝为限，一则一些名量词没有论及，如“窠”“棵”“桩”“则”“届”“项”“页”等，一则有些名量词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语义演变和句法组配发展言之不详，如“副”“根”“件”等，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与其组配的名词有大量增加，其组配的扩展机制需要研究。另外，在语义演变等关键问题上，该书往往以“虚化”或者“词义引申”一笔带过，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Wang（1994）虽以“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为题，但所研究量词的个数却不多；关于量词的起源，Wang（1994）主要以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为材料，研究了“朋”“珏”“匹”“人”等几个量词的出现及其用法；关于量词的发展，Wang（1994）仅描写了“条”“枚”和“个”三个量词的发展演变情况，其中又以“条”最为详细。叶桂郴（2008a；2008b）则研究了明代的一些新生量词。张赪（2012）结合类别词类型学研究所提出的语义参项和语义层级体系，分形状分类词、功用分类词和通用分类词三类描写了汉语各个时期量词系统的发展及量词的组配变化，而对量词本身的语法化过程及其组配变化的动因与机制关注不多。王力（1958/1980）、向熹（1993/2010）、王云路（2010）对量词的论述均是举例性的，较为简略。

名量词语法化的单篇论文很多，但是所研究的对象却较为集中。如洪诚（1963）、王绍新（1989）、陈绂（2002）、张谊生（2003）、Wu（2004：13—50）、叶桂郴等（2008）对“个”的研究；Tai & Wang（1990）对“条”的研究；Wang（1994）、张万起（1998）、陈绂（2002）、叶桂郴等（2008）对“枚”的研究；叶桂郴（2004）、王彤伟（2005）对量词“头”的研究；赵桂玲（1984）对量词“人”的研究；萧国政（2004）对“把”的研究；金桂桃（2006a；2006b）对“件”的研究；Tai & Chao（1994）、孟繁杰和李如龙（2010）对“张”的研究；等等。

汉语量词语法化的研究有利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陈绂（1998）认为，每一个量词的用法都与它在转化为量词之前所具有的本来意义以及在转化过程中所遵从的引申线索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一些量词，虽然我们也知道它们是由名词转化而来，但却对它们的本义及其向量词转化的缘由不甚了然，对它们成为量词后的应用范围与其本义之间的关系也不能透彻地加以解释，因此也就更有必要对这些量词的由来及发展线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该文简述了“条”“块”“颗”“股”“首”“页”“张”“封”“段”“本”等名量词的本义及量词本义对量词组配的制约。按照这一思路，陈绂还指导其学生伏学凤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量词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伏学凤，2004）。类似的研究还有缑瑞隆（2006）和缑瑞隆等（2009）等。

蒋颖（2005）则提出了汉语名量词语法化的三种机制：隐喻、推理和泛化，并举了“朋”“口”“领”“个”“条”等例子来论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名量词语法化的研究上还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名量词语法化过程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出名量词与名词搭配的语义基础与认知动因，但是目前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除了前边说的研究对象较为集中这个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论述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尤其缺乏对多个个体量词语义演变与语法化全过程的详细考察，而没有这一基础性工作，也就无从知道名量搭配的历史变化及名量搭配变化所蕴含的机制。“Erbaugh（1986）就指出汉语分类词的使用约有1/3没有道理可循，是武断的配对使用。”（田意民、曾志朗、洪兰，2002）名量词在语法化的过程中，不仅有语义的漂白现象，而且也有因隐喻、转喻及吸纳语境因素而产生的新的意义，而量词意义的变化又会导致其所计量的名词范围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语法化过程中，有些个体量词与名词搭配的理据也越来越模糊。所以，如果仅从现代汉语这个共时平面来看名量词和名词的组配，有时候确实说不出什么道理，但量词历时演变的研究往往能够揭示量名搭配的一些理据。

第二，根据类型学研究，一般认为汉语名量词是由名词和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实际上，从汉语量词的演变与发展来看，这一说法存在两个问题。一则不全面，如袁毓林（1981）曾指出“一汪汗水”“一曲溪流”“一方书橱”“一泓秋水”中的量词借自形容词，余志鸿（2007）也指出“一方手帕”“一弯新月”“一碧蓝天”的“方”“弯”“碧”等量词是“形容词”的语法化；贝罗贝（1998）也针对汉语量词发展的事实明确提出，量词主要经过语法化过程后，从名词（也有少数来自形容词或动词的）演变而来。二则从研究进展及微观的角度看，这一看法过于笼统，太粗线条了，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名量词是来源于名词或动词本身，还是来源于由该名词或动词所组成的词或短语，也没有告诉我们名量词是来自该名词或动词的本义，还是其引申意义或者其他意义。同时，这一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很多研究者的先入之见，限制了人们对量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探讨，有时候甚至牵强附会，曲为之辞。实际上，有的名量词并不是从其字形所代表的名词本身直接发展而来的，如本书下面要论述的量词“棵”“项”和“页”；有些名量词是由一定结构或者特殊语境中的动词或名词语法化而来的，如“届”和“桩”。这一点恰如Bybee（2003：602）所说：“把语法化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一个词汇项目变为一个语法语素；这是不够的；说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特殊结构的语境中是较为确切的。实际上，这样说可能更为精确一些：含有特殊词汇项目的一个结构，词汇项目在其中变得语法化了，而不是说一个词汇项目变得语法化了。”丰富、细化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化类型或者说其来源类型，是本书的一个目标，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对研究对象的选择。

第三，需要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搜集更多的材料，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的语言事实。如量词“副”，古代汉语中就有很多现在不再使用的句法组配，如“袜若千副”“靴帽各一副”等；在海外华语如马来西亚华语中，还有“一副电脑”“一副细腰”等组配。量词组配范围的扩大和缩小，是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再如量词“项”，实际上来自于双音节的复合结构名词兼量词“头项”。不论在汉语史上，还是在现代汉语中，复合式的双音节量词都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Harris & Campbell（2007：12）认为，“在历史句法研究方面，很丰富的但却经常被忽略的可靠材料是方言差异”。在汉语量词研究上，也是如此。罗自群（2005）通过比较量词“只”在方言中的组配范围差异，勾勒了“只”的语义特点及发展脉络，并与一些非汉语语言的个体量词进行了比较。把汉语方言甚至其他语言的材料与汉语量词历时共时的句法组配情况进行对比和互证，是本书所追求并努力做到的。例如现代汉语成都方言中量词“窝”的用法就为我们重建量词“窠”及“科”的语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第五，应该把单个量词的语法化过程与其构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汉语“名+量”式双音词的研究就要建立在单个量词的语法化过程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对单个量词语法化过程的清楚了解，就不能很好地断定某个词到底是不是“名+量”式双音词。如“事件”中的“件”原本是动词，它要与“事”构成“事件”这个双音词，就必须先语法化为量词，而“官员”“书本”“房间”“人群”中的量词“员”“本”“间”“群”则不然，因为这些量词本为名词，作为名词它们就可以跟名词构成“名+名”式的偏正复合词，要判断它们是否是真正的“名+量”式双音词，就必须了解其语法化为量词的时间和过程，目前关于“名+量”式双音词来源问题的主要争论之一就是这个问题。吴福祥（2007）说：“常用个体量词语义泛化的程度也可以作为判断量词范畴语法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不过，这个参数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很多个体量词语义演变和语法化过程的细节还所知甚少，目前尚无法将这种测试办法大面积地使用。”

第六，缺乏对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的全面深入理论阐述。Wang（1994）根据量词“条”的发展演变，提出了量词搭配范围的“自然扩展（natural extension）”和“隐喻扩展（metaphorical extension）”，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对汉语名量词搭配范围扩展机制的较早的论述。徐通锵先生（2008：228—229）以“形”为基础把量词分为“点”形、“线”形、“面”形和“体”形，并指出：“现实现象是复杂的，具有典型的点、线、面、体的事物并不多，这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典型的点、线、面、体的特征的事物如何选择量字，进行组配？语言自有它的表达方法，这就是运用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的认知方式，参照典型物体的形态，抓住非典型物体的最突出的特点，进行由此及彼的联想，并根据相互的相似性或相关性特征去选择语义相关的字，使之成为量字，或者临时用作量字，以限定名字、名辞的语义范围。”徐先生在这里较Wang（1994）更进一步，指出了量词搭配范围的扩展除了隐喻机制，还有转喻。本书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不仅仅通过详细丰富的个案考察指出量词组配范围的“隐喻-转喻扩展”机制，考察隐喻扩展对一些量词意义的塑造，而且还将在语言类型学的视野下，参照中国民族语言及其他语言量词的发展演变情况，提出量词的产生本质上是转喻性的，即量词生成的“转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