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迈向公民教育的新境界:植根本土,放眼全球

在以上各节论述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讨论高等院校公民教育的理念与教学实务的提升。整体而言,我认为,公民教育不论在教育理念或教学实务上,都需要开发并拓深本土文化传统的资源,并溶入大中华社会经济圈现实状况的关怀,才能使21世纪海峡两岸高等院校的公民教育,迈向新的境界。

(一)开发并拓深本土文化传统的资源

从亚洲国家立场出发思考近年有一些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撰文并标榜“从亚洲思考”的立场,参看:沟口雄三编:《アジアから考え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4年版。,高等院校的公民教育无论如何不能只从全球化角度规划教学内容。我们必须在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学之中,在讲授源自近代西方而成为全球价值的“民主”、“人权”、“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理念时,与东亚尤其是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价值传统,互相发明。我在这里并不是鼓吹在21世纪经由公民教育而培养具有新义和团心态的大学生。恰恰相反,我是有见于当前高等院校公民教育所传授的基本上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与价值理念,而过度忽略东亚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这种中西失衡、新旧失调的教学状况,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开发其21世纪的新意义,并适度地融入公民教育课程之中。

(二)将本土社会现实状况融入教学内容之中

公民教育课程以最鲜明的方式触及人之存在的时空性、具体性与脉络性。人是活生生参与生产劳动的人,人不是作为范畴的抽象的存在这项特质,也在公民教育课程中彰显无遗。因此之故,公民教育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应该不仅是与“公民资格”(citizenship)J.M.Barbalet, Citizenship(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88),中译本:谈谷铮译:《公民资格》,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7年版。相关的抽象概念的推衍而已。公民教育的实施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建构不但无法切割,而且密切相关。Murry Print, James Ellichson-Brown and Abdul Razak Baginda, Civic Education for Civil Society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1999).谈到“公民社会”的建构,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极为重要,学校可以视为“民主的实验室”。Walter C.Parker, “Introduction: School as Laboratory of Democracy”, in Walter C.Parker ed., Educating the Democratic Mind(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pp.1—22.因此,高等院校为了将“民主的实验室”的特性发挥至极致,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应大量融入本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状况,并在公民教育的理念与本地的现实之间,保持一个动态的互动关系。

举例言之,海峡两岸社会在21世纪开始之际面临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贫富阶级的差异日益加深这个现象。以台湾社会而言,根据最新(2001年度)统计,台湾个人所得最高族群(前1/10),其所得金额是最低族群(后1/10)的63倍之多,这个倍数创下历史新高。一年前(2000年),这个差距倍数为近39倍,而十年前(1991年)更仅为19倍。所有台大学生里,来自台北县市的比率占57.6%,至于苗栗县、嘉义县、花莲县、新竹县、台东县等则都低于1%。郭奕玲:《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http://magazines.sina.com.tw/businessweekly/contents/800/800-001_1.html。就大陆的情形而言,统计资料显示,全大陆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在1998年是4.4倍,1999年是4.5倍,2000年是5倍,到2001年是5.3倍。《天下杂志》,272期,2003年4月1日,第89页。由此可见,贫富差距拉大,正是海峡两岸华人社会随着全球化、知识经济以及高科技发展而来的重大问题。中国大陆问题更为严重,包括东西部发展失衡问题以及城乡差距问题,都是大学公民教育必须触及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在公民教育课程中,如能将诸如“公平”、“正义”、“经济人权”等公民社会价值理念,与上述具体的社会经济现实状况扣在一起,引导学生研究深思,必能引导公民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