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教育问题形成的原因

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海峡两岸的大学公民教育，之所以出现西方价值与东亚传统格格不入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不易一言以蔽之，但是以下两项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常常忽略中国经验

包括公民教育的诸多理论在内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历史经验作为素材而建构，很少或根本未尝将东亚特别是中国悠久的历史经验纳入考虑，因此，这些社会科学理论终不能免于一偏之见，而使中国经验成为理论的例外。但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挟近代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威势，不但长驱直入亚洲知识界与教育界，而且寖寖然成为全球普遍的真理。正如张光直（1931—2001）所说：

在大半个世纪中支配全球一半人口的史观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讲社会结构要读韦伯与列维·斯特劳思；讲语言要引福柯和强姆斯奇；每年一个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没有研究中国经济的；美术史的理论中心一直在欧洲。

数十年来海峡两岸中文学术界流行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说，莫不是源出西方社会而由欧美学人所论述，再经由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留美青壮学人的引介，而成为亚洲各国学术界流行的学说。我们尚未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时间悠久而内涵丰富的中国历史经验作为基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提出重大而基本的命题、学说或理论。因此，海峡两岸高等院校所开授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课程，自然就因之而不免有所偏颇。

其实，20世纪中国学者对于这种中西失衡的偏颇，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20世纪中国知识界多半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有其矛盾之关系。20世纪哲学家熊十力（子贞，1885—1968）认为西方社会学说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相反的，思想史家侯外庐宣称他“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申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确实是企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恩理论的亚洲版本之注脚。这些针锋相对的意见隐约间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存有某种紧张性，不是中国屈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完全将中国经验视为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例外。

值得令人欣喜的是，近20年来欧美社会科学界逐渐体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将中国历史经验纳入考虑，以丰富理论的内涵。近年来愈来愈多西方社会科学家对这一点颇为重视，我们举美国的社会学家史柯普（Theda Skocpol）为例加以说明。史柯普研究的主题是近代世界史上的“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她所谓的“社会革命”是指某一个社会中“国家”或阶级结构之快速而基本的转变。她主张，对这种“社会革命”的分析，必须采取结构的观点，并特别注意革命的国际脉络，以及导致旧政权瓦解新政权建立的国内因素。她主张“比较的历史分析”是最适当的研究方法。史柯普的书就从国家结构、国际力量以及阶级关系入手，分析1787年到180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到1930年代的俄国革命，以及1911年到1960年代的中国革命。在西方社会科学界，虽然早在1853年5月，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已经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放在一起思考，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拋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但到19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家才比较全面地注意中国历史经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例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史柯普的书在1979年问世，她是近3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另一位社会学家。

史柯普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提出许多创见，对马克思与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的许多学说，既加以吸纳融会，而又提出修正。全书论述引人入胜。史柯普从中、俄、法三国的历史经验指出，“国家”虽然是一种行政的与强制性的组织，但是，“国家”常常具有某种潜在的“自主性”，而不受阶级的控制。她认为在分析“社会革命”时，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史柯普的书之所以能在这三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中提炼理论，主要可以说得力于她在西方历史经验之外，再将中国经验纳入考虑，从而在三个革命经验中既求其同，又见其异。从史柯普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在建构社会科学理论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最近150年来中国人苦难的历史经验导致民族主义的昂扬

当前海峡两岸公民教育之所以出现本土现实与西方价值理念之间形成张力的现象，第二个原因实植根于近150年来海峡两岸中国人都以血和泪写近现代史这项事实。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俎上鱼肉，中国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饱受列强凌虐与战火洗劫。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交织的苦难史。台湾从1895年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之下长达51年，51年的异族殖民统治，使“台湾人要出头天”的情绪高度昂扬。

在上述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海峡两岸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常常有相当大的成分来自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因而与民主宪政等源出于近代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之间，产生某种紧张性。

其实，不仅是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凌的华人社会如此，即使是在后冷战时代中已经成为世界新霸权的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十分高涨，并渗透到各级学校的教育之中，“9·11”纽约恐怖攻击事件以后美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更是如日中天。事实上，当前美国知识界的许多知名人物就一再痛斥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者削弱了美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例如亨廷顿就说：

美国面临比较立即而危险的挑战。综观历史，美国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上一向由西方文明的传统所界定，政治上则由大多数美国人所同意的信念，像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宪政体制、私有财产所主导。在20世纪末，美国定位的这两大要素，不断遭到少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政论家密集而持续的攻击。他们假多元文化之名，抨击美国和西方文明认同，并否认美国有任何共同文化，而鼓吹种族、族群和其他次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团体。套一句他们自己的报导所用的字眼，他们谴责教育有系统地偏向“欧洲文化及其衍生物”，及“欧洲—美国单一文化观点的垄断”。

亨廷顿更重申国家利益从国家认同中衍生，他在1997年很忧心美国因为没有敌人的威胁，所以认同感逐渐崩解。他认为，美国认同感的崩解，受到多元文化论与同化论的影响而雪上加霜。他呼吁，美国应再度强力介入全球事务。管理学著名学者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也撰文强调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活动中，“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仍展现其坚韧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国内财政与货币政策、国外经济政策以及国际商务等领域更是如此。

以上所说的不论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是着眼于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持续影响力，在21世纪各国的公民教育中，民族主义或国情因素，都仍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这一种状况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海峡两岸高等院校公民教育中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