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会通物我
游鱼之乐所体现的思维，是一种会通万物的思维，在诗意的心灵中，打通“我”与世界的界限，通世界以为一。这一理论在中国美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鱼乐之辩中，庄子以知游鱼之乐而发出会心的感慨，惠子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诘难之，透露出道、名二家的不同思想指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的问难若从理性角度看，是完全合理的：鱼的快乐是鱼的体验，人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出游从容”，是鱼游动的样态，并不表示鱼有这样的情绪体验。庄子与鱼别而为二，二者各为孤立的世界，不存在相通的物质因缘。因此，从科学角度看，庄子的论断不成立；从逻辑上看，庄子的推论也无根据。
游鱼之乐这个论题的要点之一，就是“知”。惠子认为，鱼之乐不可“知”，但庄子说“我知之濠上也”。这句话是此论辩的关键。正像宣颖所解释的：“我游濠上而乐，则知鱼游濠下亦乐也。”[1]正因“我”来到这河边，徘徊在河的桥梁上，正因“我”心情的“从容”，在这从容游荡中，“我”感到无拘束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觉得”不是意识，而是纯粹体验）鱼游是快乐的，山风是快乐的，白云是快乐的，鸣鸟是快乐的。这是诗意的目光、审美的目光。
庄子所说的游鱼之乐，绝不是对游鱼之乐的“知”——从认知的角度看，不存在游鱼之乐——而是对游鱼之乐的体验：他体验鱼会如此，其实鱼并不如此，但他根本不在乎鱼不如此。惠子所诘难的“知”，是科学认知的“知”，而庄子的“我知之濠上”之语，则说的是生命的体验。
惠子虽然“泛爱万物”，但他与万物是分离的，物与物之间是孤立的，他所谓联系是以人的知识谱系将万物连接，并非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联系。他是“看”世界，人在万物之外，人是世界的观照者；他是分析世界，世界成了人的“理”的对象，世界被“理”所征服。其直接结果，就是人与物的分离，如明代文征明所批评的“吾自吾，竹自竹，虽曰与竹居，终然邈千里”。
庄子看到了惠子守其孤明而不与万物相通之心，致力于凿通孤立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与物关系的“绝地天通”。他以诗意的眼光超越“人”的态度，超越科学、功利的视角，以天心穿透世界。他在桥上看鱼，鱼在桥下优游，在他的感悟中，桥没有了，水没有了，鱼和“我”的界限没有了，世界即如一大河流，他和鱼都在这河流中优游。鱼非“我”眼中所见之鱼，而是在“我”生命中游荡的鱼，“我”也非故常之“我”，而是“丧我”之“我”。在“神遇”而不是“目视”中，二者会通合一。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果站在人与天分离的角度看，天是天，物是物，我是我；如果站在诗意的立场看，“我”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和世界融为一体，还归于世界的大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的眼光，就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庄子所反复强调的“天地与我并生”、“磅礴乎万物以为一”云云，即是说“人在世界中”，人并不在世界之外。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在”者，而不是“观”者。
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分子，人用人的目光看待世界时，似乎从这世界抽离出来，世界是“我”的“对象”。在“对象化”中，世界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意义，变成了人的知识、价值的投射，人也在对象化中撕裂和世界密合的整体。庄子所反对的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做法。庄子认为，这合于“人”理，并不合“天”理。因为，在人为世界立法的关系中，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握有世界的解释权，世界在人的知识谱系中存在。庄子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存在。庄子哲学的总体旨归正是将世界从对象性中拯救出来，还世界以自身的本然意义——不是人所赋予的意义。
庄子将会通物我的纯粹体验境界称为“物化”。“化”于物，“我”就是物，没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物化”的概念是由《齐物论》结尾处一个关于梦化蝴蝶的故事中引出的。“物化”是和“对象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将人从“对象化”中拯救出来，让生命自在显现。庄子讲了一个关于影子的故事。有一个人讨厌自己的影子，他行动，影子跟着他，他跑，影子也随之而跑，他拼命地奔跑，试图摆脱影子，但还是不成，最后累死了。庄子说，世人其实就是与影子竞走，与一种虚幻不实的目标角逐，知识的、利益的、欲望的，都是和自己相摩相戛的对象，造成全面的冲突。庄子曾经批评惠子：“形与影竞走也，悲夫！”依庄子，你为什么不到大树下去休息，大树下面不就没有了影子？这“大树下”，就是自然天全的物化世界——在自然中，和万物融为一体，没有冲突，没有彼此，没有观者和被观者。
大树下的悠闲和濠梁上的快乐，都是非“对象化”的境界。这一思想在后世中国美学中得到了丰富。如苏轼评文同的竹画：“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2]在苏轼看来，文同的竹之所以出人意表，就在于他解除了人与竹的物质关系，人不在竹外看竹，而物化于世界之中，与竹相与优游，画家与竹子没有任何界限，对象化的世界被忘己忘物的纯然一体所取代。
庄子哲学充满了“隔离的智慧”，“忘”、“丧”、“去”、“除”、“斋”、“堕”、“黜”、“外”等等，就是把一切非自然、非本真、非原初的心灵尘埃都荡涤干净，将人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对象化在于“隔”，庄子哲学着眼于“通”：“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通于天地”；“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人与万物相通，世界向人开放。在知识的眼光中，世界是封闭的，是一个被观者。而在生命的眼光中，万物都打开了生命的窗户，相通了。在“通”的世界中，人“与物有宜”——无所不在的相融相即。从知识、欲望的角度看世界，当然无所谓通，表面的知性掩盖了深层的隔阂。在庄子看来，这正是惠子哲学的缺憾之处。
“与物有宜”，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观点之一。《世说新语·言语》有这样的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位简文帝当然不是“曳尾于途”，但并不影响他对庄子所描绘的境界的体悟。他在山水中“会心”，体悟到濠上快适、濮水自由的境界，感受到大自然中原有的亲和——如果“放下身心与万物一例看”，原来鸟兽禽鱼也“自来亲人”。“濠濮间想”成了中国园林的一个重要境界。苏州留园，北京北海、圆明园旧景等都有以此为名的景点。李日华题画诗曰：“惨淡存山格，凄迷见野情，谁将濠濮趣，一枕到华清。”八大山人题画诗曰：“点笔写游鱼，活泼多生意，波清乐何知，顿起濠濮思。”“濠濮间想”就是一个“通”的境界，一个与世界相与优游的境界。
濠濮的境界，解除人精神的“套”，因为人在“套”中，就很难真正感受到欢乐。山林之想，云水之乐，其实并不在山林云水本身，而在人的心态。谈“心态”并不是说庄子哲学强调主体性，相反，他是要放弃这种主体性。心态自由、平和，当下即是云水，庙堂即是山林。正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你看一个歌咏自然的人，走到自然中间，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着他们的情、他们的梦、他们的想望。”元赵子昂有《落花游鱼图》，后人多有仿作，画的就是庄子之意。其上他题有一诗云：“溶溶绿水浓如染，风送落花春几多。头白归来旧池馆，闲看鱼泳自沤波。”他通过落花游鱼发现了自己久已疏落的世界，那个人真性自在优游的世界。
“料得青山应似我”——物我相通，是一种预设，但却是一个有根据的预设。《庄子》中有个相濡以沫的典故。《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枯后，鱼儿被困在陆地上，它们用自己的湿气互相嘘吸，用口中的唾沫互相湿润对方（这是庄子所讽刺的儒家的德性主张）。与其这样，还不如相忘于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地游。回到生命的水中，回到自然而然的状态中，不是让你向鱼表现出一种亲和的态度（有态度，就是情），不是“像”鱼那样存在（有比喻，就是知识），也不是有意去和世界沟通（那是一种目的性的外在活动），而是相“忘”于江湖——这个“忘”也不是有意作心理排除的意识活动，而是浑然无知的状态。从干涸的生命暂寄场所，回到本然的生命存在的“江湖”，你要做的就是“游”，哪里有什么理性的分别、目的的争取、欲望的挥洒。
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说：“水光山色与人亲”；沈周说：“鱼鸟相友于，物物无不堪”。世界中的一草一木都成了人的朋友。这种与万物相融相即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诗意的情怀。谢灵运诗云：“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李白诗云：“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刘长卿诗云：“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这是怎样的缱绻，怎样的优游！诗人就是一条优游的鱼。在这诗意的氤氲中，白云拥抱着山石，清风荡漾着绿林，山月与弹琴人相与优游，流水游戏着心灵的轻柔。
唐人刘眘虚诗云：“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盘山的曲折小径在白云间盘旋，盎然的春意随着蜿蜒的溪流潺潺流淌，偶尔有落花随水飘来，又随着水流向前飘去，飘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惟留下一缕香意淡淡地氤氲。人与这世界缱绻，清泉就是“我”适意的心灵，蜿蜒的小径就是“我”盘桓的意度，淡云微岚将“我”的心灵拉向远方。虽未有一字着人，却处处在写人，人融于物中，人在世界的“大通”中。中国美学推崇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二十四诗品》第三品为《纤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开始的八句是写阳春之景，这是一个美的世界。但如何把握它，或者说如何“识”，不外乎二途：一条是知识的道路，那是外在的认识，和世界处于“分”的状态；一条是纯粹体验的道路，这是内在的冥合，与物相“乘”，即相随，融入这个世界中，与这世界同在，和世界实现“大通”，这是“合”。后者就是一条审美的道路。在审美的境界中，万物各张其性，各任其新，即使人人所见之物、时时熟悉之境，也能以故出新。审美的眼光具有极大的创造力。
[1] 宣颖《南华经解》，半亩园丛书。
[2]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苏轼诗集》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