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地区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突破口

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但区域经济格局调整缓慢，以对外开放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已经遇到挑战。打破地区同步增长的传统思维，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大调整，使生产力按自然规律重新布局，是下一步经济发展战略的突破口。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飞速增长，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其中，一个直接的因素就是以对外开放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二十多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大进大出”的口号，旨在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广泛融合。今天，中国经济的进口、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都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吸纳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资源高度依赖的结构，今天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外贸争议不断，汇率纷争四起，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和价格不断上升，这些必将约束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区域经济结构大调整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一个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伴随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区域经济不断再分配和再布局的过程。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在空间上转移，寻找最适合于畜牧业发展的地区。当定居的农业逐步取代畜牧业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产业时，生产力在地域空间上实际上完成了重新分配。工业革命以来，工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产业。而工业经济的区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运输的便利。所以，传统工业国的生产力布局主要集中在河流及河流入海处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交通便利，既有利于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进行国内贸易。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对于这一经济区位的基本格局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最适合于工业发展的地区，是那些江河经过很多分叉之后进入大海的流域，因为那里的交通非常便利。事实上，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选择各殖民地时，就是特别强调这一区位分布。这也就难怪当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首先对中国香港地区提出殖民的要求。

当工业逐步让位于服务业进入后工业化生产阶段时，区域经济的格局又进一步演变。服务业的发展，既不依赖于土地面积的大小，也不依赖于交通的便利，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类生活的舒适度。因此，服务业逐步向气候宜人的地区集中。比如，软件业研发行业逐步向冬季短、气候温和同时相对干燥的区域集中。事实上，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以研发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吸引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形成了服务业优势，使得该地区经济总体规模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区域经济不断再布局的过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区域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恰恰是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在地区间不断拉平的过程，因为这一调整过程的根本动力是人口的流动，而人口流动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在地区间的差距缩小。

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后发的经济体，应该总结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历史已经反复验证过的基本规律，包括区域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意识地顺应这些规律，而不是人为地与其对抗，这样我们的发展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尽快使我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落后及扭曲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以广东、福建、山东、江苏等地为领头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飞速发展，但其他地区，包括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都非常快。很显然，这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并造成诸多的扭曲。

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地方，由于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使得发展潜力受到约束。具体说来，沿海地区的土地受到了约束——土地价格增长过快，土地的供给受到政府行政性的约束——工业化进程得不到应有的推进。与此相关的是，资金被人为引导强行投入到一些经济发展潜力相对不足的地方，造成了资金在空间分配上的不合理。与资金和土地相关，人才流动在空间上也受到相应的限制，劳动力和人才难以自然地向经济发展优势地区集中。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是，资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费，总体经济增长的受限。

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约束。第一个制度约束，源于当代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格局，就是政治上的权力相对集中（主要表现在地方官员的任命非地方选举产生）和经济上的相对分权（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强大自主权），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地方政府积极扩大本地总体经济规模的冲动（主要表现为资金、人才上的相互竞争）。与此同时，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中央也有追求地区之间总体经济增长规模平衡的倾向。

第二个制度约束，就是迄今尚未打破的户籍管理体制。在现行的户籍管理体制下，地区间人口的流动很难完全达到市场经济分配的要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我国区域经济调整的落后，我国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而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口流动的不畅。

区域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构想

既然区域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规律，而中国经济区域结构的调整是滞后的，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应该放到如何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大方向上来，这既是提高中国经济总体效率，也是减少地区人均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公平性的发展战略。

如果生产力能够在中国经济中按自然规律达到重新布局，则中国经济的国内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终将统一起来。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的产生，能够促使中国的产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更好地统一运行；能够促进大企业的发展，而大企业的发展又能够提高包括自主研发能力在内的中国整体研发能力，这又将促进中国经济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依赖性。

如何才能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呢？

第一，要打破现有的经济增长以每一个地区的增长为基础的传统思维。这种将国家经济增长等同于每一个地区同步增长的传统观念，是与人类经济自然发展的规律根本不符的。事实上，强调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其结果适得其反，它恰恰强化了地区间人均收入与福利水平的差距，因其阻止了地区间正常的人口流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启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许这样的理念和思维有积极意义。但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具规模，继续这样的思维，弊远大于利。各地区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事实上是促进各地区人均福利水平进一步同质化的。因为，生产力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根本要求，是劳动力和人才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而人才和劳动力的逐步流动，将使人才和劳动力的人均福利水平进一步同质化，从而减少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别。

第二，应该认真研究和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在空间有序流动的机制。现行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可以不完全打破，即，可以在现行体制下实行有序的、渐进的跨地区人口流动的管理机制，为此，可以借鉴国际间跨国移民的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各地跨地区包括城乡间人口的有管理的流动。这种有管理的有序的流动，完全可以避免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所担心的城市贫民化倾向。事实上，如果不探索这种有序管理体制的话，现行的户籍管理体制反而会产生盲目的人口流动趋势，造成城市贫民化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可以探讨跨地区土地调配机制的可行性并进行选点试验。比如，当人口逐步从中部流动到沿海一带时，沿海一带可以将更多的耕地转向工业化用途，而中部地区可以考虑减缓其耕地转变为工业用地的速度。这样做，可以在保持现有的耕地管理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使得人口的流动与耕地转为工业用地的过程协调一致。总之，可以在维持目前的人口管理体制以及耕地管理体制的大前提下，进行渐进的、有序的改革，促进人口的流动，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同时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负面冲击缩减到最小。

第三，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制也应予以合理的调整，要取消以当地GDP总量增长速度为核心的考核体制，转向以当地常住居民的人均福利水平，包括消费水平和人均GDP甚至人均国民收入（GNI）为目标的管理体制。在这种新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促使地方政府官员更加积极地支持生产力在地区间的重新分配。

综上所述，支撑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已经遇到挑战。为此，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积极地探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机制，从而产生中国国内的统一大市场，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国力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些也许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