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大国格局中的中国智慧

——畅想中美30年

《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境外媒体频频出现“中国崛起”、“中国世纪”等方面的报道，关注中国的迅速崛起，对此您如何分析？

李稻葵：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成功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使得改革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主题。美国兰德公司前总裁Sherwin Rosen曾经说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几乎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但是，未来的三十年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很难说。

发展战略转型

《21世纪经济报道》：阻碍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李稻葵：在发展策略上，我和林毅夫的观点不一样。我国的经济存在很多弱点，对外依赖得太多，无论是对原材料、能源还是对产品市场，都存在过分依赖。我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依赖出口拉动是有问题的。中国必须要开发自己的大市场，尤其是在中西部区域。

过去，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是分大国和小国的，实际上大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与小国有区别。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继续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实际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原因是我们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出口主要是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这些国家的市场能够开放的都已经开放得差不多了。

而且，大量的出口还会影响到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们也想占有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许多重大的与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际问题上，需要这些“穷哥们”的支持。

另外，作为大国我们稍微增加一点出口能力，就会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显得非常高，但份额的增加就使得我们的产品不值钱了，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是非常分散的，集中程度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低，比如汽车行业，我国有上百家企业，而美国只有三家大的企业。这是多年兼并的结果，而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这种情况下企业各自为政、竞相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就上不去。

根据以上三条理论，我认为比较优势的理论再往下走就比较困难。所以最近我就写了一篇短的评论文章《别了，大卫·李嘉图》，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贸易理论是不错的，但作为发展战略来说，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恐怕已经走到头了，再往下走就不行了。而目前中国的出路应该就是：

第一点，充分发挥大国的优势，我国的优势就是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一方面要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就是要打出我们的品牌，促进大企业的发展。还有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逐步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快我们的城市化进程。

第二点，就是现在国内的消费不足。目前中国的投资比例甚至已经超过陈云所担心的计划经济的水平。陈云经常说，投资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30%，而中国现在是38%。而消费占GDP的比例刚刚达到50%，第二产业占40%，政府投资占10%。我国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进出口上，自己内部的消费市场却没有启动。

第三点，与美国有关。美国的制度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在处理本国内政方面，基本上没大的事情，而在对外关系上，调整得却很缓慢，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很不明智的。另外，美元现在成为一种主要的储值方式，但在美元的发行问题上，它的自律性就表现得很差。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会有潜在的危机，要有应对美元贬值的准备，以保证在美元大贬值时，中国经济不受其害。比如说将现在过高的美元债券储备，换成石油、铁矿石等实业投资，避免牵连进去。

《21世纪经济报道》：如何完成我国从产业“制造”向“创造”和由“生产”到“消费”的战略转型？

李稻葵：我认为主要靠有实力的大企业。那种完全靠研究所关起门来做研发的方式，已经被证明不是最重要的产业研发模式。为了具备研发的能力，首先要形成产业的相对集中，这就回到了我说的“大市场”的概念，没有大市场哪来大企业，没有大企业哪来研发能力？同样，没有大市场也就完成不了“生产”到“消费”的转换。而大市场的形成就是要靠走城市化的道路。

美国的优势与劣势

《21世纪经济报道》：美国的经济前景如何？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李稻葵：一般人都认为美国的核心优势是它巨大的研发能力，特别是在美国的两岸——东海岸和西海岸聚集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不光是有自己的科技人才，而且它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相当的自由度，也吸纳了全世界各地的高质量的人才。比如说底特律，那里有三大汽车厂，仅仅雇用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就有2000多人，如果算上印度人和其他地方的工程师，轻而易举就达到5000人以上的研发队伍。它的汽车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就来自于不断地研发、更新。这一点我认为是美国经济的最大优势。

美国经济还有一个优势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它还对全世界消费市场有着相当大的导向性，很多国家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美国消费市场的标准；美国还有一个优势是，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初就兴起的霸权型的经济大国，它有相当大的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相当强的谈判能力，这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在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它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等这样的组织，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我认为它还有一个优势是它的经济制度有相当的弹性，有相当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关于黑人的歧视问题，这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动荡，那么经过黑人的斗争，社会风气慢慢改变了，通过社会精英的呼吁，慢慢地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处理得比较好了。

《21世纪经济报道》：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李稻葵：制约美国发展的最大瓶颈，我认为在于美国对外关系上的调节能力，这一点是比较差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美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9·11事件”，发生这个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阿拉伯世界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中东政策不满，那么为什么美国长期以来偏袒以色列呢，为什么不去搞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呢？原因很简单，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只有美国的老百姓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那么阿拉伯人在美国的政治里面声音是比较小的，而以色列犹太人通过血缘、人脉关系，在美国政治里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导致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的不合理。

再加上美元是世界通行的货币，美国缺少外部约束，危机就有可能慢慢积累，最后造成大爆发。

美国现在的国债水平大概是50%左右，外贸赤字占GDP的6%，这是很高的水平，但美国还是有很多资产可以卖的。它的企业以及土地都是可以吸纳外国人投资的，所以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这种趋势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就很难讲。恐怕有的时候会出现波动，我们一定要警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1世纪经济报道》：三十年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两国的位置如何？

李稻葵：我的估计是四分天下，一个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占世界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中国应该也是四分之一；欧洲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四分之一，三百年前是四分之一，现在也是四分之一，比较稳定；还剩下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前三个区域形成三大统一的市场。

《21世纪经济报道》：未来我们如何处理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李稻葵：在美国，民主政治深入人心。那种认为中国早晚不行的观点，在美国的精英阶层中尤其强烈，可以说，在美国越成功的人士这种心态越强烈。这种心态是深入骨子很难调整的，所以导致了两国政治上的不断摩擦，而政治上的摩擦又不断带来经济上的摩擦，所有两国经济问题都有政治的背景。所以在处理中美两国的关系时一定要有全局的观念，汇率、贸易摩擦、购买企业这些相对于大局而言都是小事，要认清楚它背后的东西，从全局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