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联盟的存在形式

强调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注重分解国家和社会，注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与社会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的交叉联合和斗争”。本书谈到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联盟，一般专指社会的各种集团形成的联盟，而暂时把作为国家的政府一方放在外面。之所以可以先不考虑政府，主要是因为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政府由于受到非政治性的改革压力，其选择是相对确定的。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的作用，本章第四节还将单独讨论，但一般都假定政府都面临不得不进行缩减改革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者说是动力，来自于养老金体系的技术特点、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相关的财政危机。简单地说，先假定政府推动改革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非政治考虑。

现在让我们先把焦点放在对社会一方的分解之上。“联盟一词不仅是一组拥有共同政策偏好的人，它还隐含了为影响政策制定而进行的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例如投票、游说、抗议、示威等等）”。投票是社会个体对社会联盟的直接参与过程，然而我们很难去直接测定选民个体在养老金议题上的立场。除了用直接投票行为来表达利益要求以外，选民还可以参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组织，用组织的形式来寻求利益诉诸。事实上，大部分具体政策都与选民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选民的投票只能对间隔几年的政治领袖或执政党进行选择，从而间接地对政策进行选择；具体的政策往往都直接来源于各种组织或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而施加的压力组合。

因此，为了测度社会联盟的不同形式，本书的研究将焦点放在对相关政治组织的分析之上，用对政治组织的分析来操作化社会联盟的测度过程。在民主政体中，“政党、工会组织、特殊利益游说集团就是社会联盟影响政策的主要组织渠道”。要理解不同的政治分化与社会联盟，就需要分别界定和区分这些政治组织。科里曾用特殊年龄集团（specific age group）与年龄涵盖性组织（age-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来区分不同政治组织的年龄整合程度。相对于其他政治组织来说，政党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组织，而任何想在政治系统里长期生存的政党都必须尽量包括更为广泛的人群，所以政党自然成为年龄涵盖性组织的典型。与之相反，养老金游说集团是典型的特殊年龄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本应与政党一样，是年龄涵盖性组织的典型，然而现今欧洲工会的阶级政治则正面临老人政治转向的严重挑战。

1．政党

具体来说，首先来看政党的基本特性。与一般的社会集团不同，政党是制度性较强的机构性政治组织，是一种专业化的利益综合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前提条件：养老金问题本身以及它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不足以改变已有的政党体系，政党体系是外生的，是由于更深远的其他政治分化而形成的。在福利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各国的主导政党都无一例外地与相应的阶级基础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PD）和法国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都与左翼势力要求福利扩张的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意大利的共产党（后分裂为左翼民主党和重建共产党）也不例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SAP）、英国的工党也都是要求福利扩展的先锋，其行动的基础都是阶级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将会潜在地影响到政党成员对于养老金改革性质的判断，从而对政党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党内团结程度造成明显的影响。因此，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阶级分化越严重，代表不同收入群体的政党内部就越团结，他们或是一致地支持削减（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右派政党），或是一致地反对削减（左翼政党）。在这种阶级联盟主导的情况下，各政党的政策位置应该如下排列（参见图2-1）；然而，如果是代际联盟主导，作为典型的阶级组织，政党内部就会出现分裂，其政策立场就会出现混乱局面，图2-1的阶级立场就不容易出现。

在后续的案例分析中，本书会将分析焦点放在传统左翼政党（包括极左翼的共产党与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立场上。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研究养老金问题引发的社会联盟的关键在于反对改革的社会联盟，而如果阶级联盟延续主导地位的话，传统的左翼政党应该是反对联盟的核心。因此，左翼政党的立场变化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社会联盟的变化。

第二，谈到政党就不得不牵涉到“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领袖与政党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政党—政府”而言，这本身就有值得研究的类型学在里头：在有的国家，政府受到了支持性政党的支配，如英国、瑞典；而有的国家，政府却相对独立，政党较为软弱，如意大利、法国（法国是半总统制）；德国的情况似乎位于二者之间（总理与执政党的权力分配根据相关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对于本书要解释的政党在社会联盟中的表现而言，“政党—政府”关系也是一个干扰性的制度变量。因为政府受到非政治性改革压力需要推动养老金缩减，而支持性政党则因其选民基础而拥有不同的政策立场，那么政府与支持性政党之间的关系则会影响到支持性政党内部的立场协调问题。换句话说，由于支持性政党的领袖一般都负责组建政府，所以政府与支持性政党的关系问题就转变为支持性政党内部领袖与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交接点上，“政党—政府”的关系与政党内部“大众—精英”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重合。为了避免这种政党制度多样性对本书中心逻辑论证的干扰，除了在横向比较时尽量控制所选案例的制度差异之外，案例研究中特意加强了案例内部的纵向比较。在单个案例国家内部，政党制度的变化相对较小，支持性政党立场的变化就更能体现出其选民基础中社会联盟变化的影响，而非受到来自执政党政治精英所主导的政府改革意愿的影响。

第三，所选案例除了法国是半总统制以外，其他国家都是议会制。所以，研究政党的立场变化，很大程度上必须分析议会中各党议员的行为。除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党员以外，议会中的议员应该是各党最为核心和直接的政治资源。所有相关法案都必须得到议会通过，所以，议会中各党议员的表现往往能体现出各党的政策立场。本书暂时无法获得可以系统比较的各国议会具体资料，所以改用其他二手的替代途径来测度各党的政策立场。然而，关于议员仍然有值得一提的要点，那就是各国议员的平均年龄。这个指标虽然有太多的历史制度因素干扰，并不能由此而肯定议员的平均年龄对议员在政策上的年龄倾向存在明确的作用方向，但至少不能否认案例各国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异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参见表2-1，法国要远高于德国、意大利；而英国、瑞典则处于低年龄的一个极端）。对于这个指标的意义，本书在案例分析中还可以结合工会成员的年龄结构做进一步的阐述。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与工会成员的年龄结构相比，议员的年龄结构对养老金政策的潜在影响要小得多。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涉及政治组织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施加影响的策略。执政党可以直接控制政府、设计立法草案；反对党可以控制议会，阻挠法案通过。当然，除了这些直接手段以外，政党还可以联合其他政治组织，使用间接手段。在三种相关中介政治组织中，政党的政治资源是最为集中、最强有力的。因此，考察养老金改革中社会联盟的性质，必须从政党的立场选择开始分析。对社会联盟中其他政治组织的讨论，往往也得分析其与相关政党的制度性关系。

2．工会

工会是福利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其组织目的是为了表达特定的经济利益，而其组织形式上也具有高度分化的角色结构和正式制度，因此其组织特性介于阿尔蒙德所界定的社团性政治组织与机构性政治组织之间。一方面，工会的初始目标是代表雇员同雇主展开集体谈判，为雇员要求雇佣关系中的经济权益；另外一方面，因为经济利益的获取（尤其是分配性的工资协议与福利待遇问题）往往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获得解决，所以工会也会卷入政治事务中，在产业关系立法、具体政策制定方面积极活动，从而成为民主政体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利益团体。

从历史发展上看，一个国家的全国性工会一般具有明确的传统阶级偏好，并与相应的左翼政党建立某种制度性的联系（参见表2-2）。这种工会的政治分化就如同一国的政党政治分化相同，受到该国历史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基于阶级基础的工会是否按传统阶级逻辑“出牌”，这是研究养老金政治中社会联盟性质的关键考察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养老金政治的阶级分化越明显，这些工会组织就越可能反对减少代内再分配的改革；而代际分裂显著的时候，工会组织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决策。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工会成员的人口结构变化，传统的工会政治本身可能因代际分裂而发生新的变化。其实这就是工会政治中的成员结构逻辑（the logic of membership），工会组织的成员结构影响了工会的政策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组织本身容易体现出更多的老人政治的特点，从而削弱其阶级为基础的代表性。例如，可参见表2-3，表2-4的具体数字。首先，各国净工会组织率的年龄差异要显著大于性别差异；其次，就不同年龄的组织率相对比率（5）而言，瑞典的差异最小（111.5）（德国总体上平均仍然高于瑞典），法国的差异最大（296.0）；英国出现了与各国相反的模式，年老工人的组织率反而低于年轻工人（相对比率为72.1）。表2-3的指标趋势也与组织率的指标趋势吻合。本书后面的案例分析还会指出德国、法国的工会本身就体现了老人政治，既不与左翼政党合作，又更反对右翼政党提出的削减计划；相比之下，英国、瑞典、意大利的工会则相对较为严格地按照阶级逻辑出牌。因此，除了意大利这个案例以外，其他各国工会的立场选择与其成员的年龄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当然，成员的年龄结构只是可以影响工会政治倾向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不同成员利益的表达途径与表达强度也存在差异。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工会中有多少养老金领取者，而在于这些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在工会内部是如何被表达的。因此，在案例分析时，除了分析养老金领取者的相对数量比重以外，还必须关注养老金领取者在全国工会联盟层面的聚集程度和影响力途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工会成员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是与工会组织率（union density）与组织集中度（associational monopoly）联系在一起的。后面这两个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干扰性制度变量，会间接影响到工会选择政治立场的基础。其一，其他条件不变，工会组织率越高，工人群体的工会化程度越高，工会越容易表现出涵盖性组织的特征，从而体现出其阶级基础的集体行动，也就更愿意与政府进行统合主义的协商，保证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如提高经济绩效、稳定公共财政。在横向比较来看，欧洲各国二战以来的工会组织率历来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瑞典最高，法国最低，德国、意大利、英国处于中间地带（参见图2-2）。其二，便是组织集中度的问题。工会组织率不足以确保工会追求更为广泛的利益，因为在工会组织结构分散的情况下，组织率高的工会组织也会追求狭隘的利益。因此，组织集中度是影响工会能否成为涵盖性组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全国性工会或者工会联盟的组织集中度越高，在相关领域作为谈判代表的能力就越高，这样的工会也就越容易追求涵盖性的利益诉求。蓝领工人工会的组织集中度往往高于白领工人的工会，私有部门工会的组织集中度往往高于公共部门的工会。从横向比较来看，德国工会的组织集中度较高，法国的集中度最低（参见表2-5）。当然，在这里，工会的组织率与组织集中度对工会集体行动的一致影响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在实际情况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例如，第三个时期德国工会的表现，则是二者相互作用之后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变异。

上面分析了将会影响工会政治立场的可能因素，下面来看工会对养老金政治施加影响的具体途径。简单地说，工会的影响力涉及工会发挥政治影响的制度环境。一般来说，工会对养老金改革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政治过程施加影响，有四种可能的影响途径：行政渠道、公共舆论、工资谈判平台、与政党的制度联系。首先，工会往往参与了养老金管理行政机构，工会官员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直接表达意见。工会自己可以统合主义下的社会伙伴，参与工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以及养老金委员会的立法过程。其次，工会可以利用其组织优势营造社会舆论，动员其会员参与示威、罢工以对政治家施加舆论影响。第三，工会可以在统合主义的工资谈判中直接引入养老金议题。最后，在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工会与相应的左翼政党都建立程度不一的制度性伙伴关系。工会可以与左翼政党建立制度性联系，各国工会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瑞典的LO，其领袖就在社会民主党七人委员会里面。

在以上总结的四种途径中，最有效的影响途径显然是通过与左翼政党的联系来直接影响相关立法进程。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制度联系越多，二者形成统一社会联盟的可能性越大，工会的政治影响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这一点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DGB属于后者，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与LO属于前者。

3．特殊利益团体

最后是特殊利益团体。虽然老人代际联盟的参与者大都以选民的身份在大选中表达政治诉求，但他们同样也可以按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更有组织、更为频繁的利益表达。社团性的利益团体拥有一批专职人员集中致力于利益表达的目标，并寻求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分散化的个体投票行为相比，这种方式可以向政治决策中心更有效地传递代际联盟的利益诉求。

养老金政治中的利益团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不仅是简单地以年龄为基础来确认成员，而且更是在具体的养老金项目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协会组织。如在德国就有德国养老金提供者联合会、雇员组织保险联合会等游说团体。另外，还有一些与养老金相关的管理者组织，它们也代表了老人的利益。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的不同的组织形式，但这类游说团体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特定代际的特征人口为基础，往往具有明确的核心政策目标，以及相对稳定的组织边界。

最后，养老金团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施加影响的策略与工会相似。但养老金团体的出现一般要晚于工会，所以其组织程度与强度一般都要弱于工会。一般来说，养老金团体都还停留在非制度性或是制度性的游说政府的层面，并没有像工会那样成为统合主义安排下默认的社会伙伴之一。但是近年来，随着代际联盟的兴起，一些国家的养老金团体也逐渐进入统合主义的核心结构之中。更多的比较将在案例分析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