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盟形式与改革阻力

什么是改革阻力？改革阻力源自何处？在社会联盟的理论看来，政策依靠社会联盟推动；政策失败的关键也必然是因为有社会联盟的反对。首先，养老金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改革过程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有效否决点的数量和强度决定了改革阻力的大小。其次，根据皮尔逊“福利国家的新政治”所讲的逻辑：以前的福利政治是增加社会保障、提高福利开支的政治，容易得到选民团体的支持，而“新政治”是福利国家的缩减政治，主要涉及削减福利开支，必然要遭到选民和一些大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缩减不可能是与扩张完全相同的景象，福利项目已经培育了自身的选民基础，这些反对者将构成影响改革的主要因素。

虽然皮尔逊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并未能充分说明反对者的组成结构，但他关于反对者政治影响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与否决点的决策机制加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在养老金缩减的改革中，反对方的力量比支持方要重要得多，二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改革成功与否，是看反对方的影响力有多大。更进一步说，要看反对力量是否形成了有效的社会联盟，其社会联盟的性质如何：如果反对力量形成了统一的社会联盟，则阻力较大；如果反对力量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联盟，则阻力较小。总之，改革阻力的具体程度，就与反对方的社会联盟联系起来。下面我们来看与之相关的两个推论。

1.“从联盟形式到改革阻力”的两个推论

推论1：以代际为基础的反对联盟的行动力强于阶级联盟。

推论2：任何一种社会分化获得主导地位时，形成了单一的分化形式，这时的改革阻力较大；反对力量未组成有效联盟时，社会分化无主导形式，这时的改革阻力最小。

（1）推论1的推理过程

工会与游说团体是代表不同社会联盟的典型组织，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比较。

首先，与像政党这样的更为制度化的正式政治组织不同，工会与游说团体都属于组织更为松散的协会。与正式的制度化集团不同，作为利益集团的协会仅仅是由具有某种相关关系的成员组成，协会之间的成员身份常常存在重叠。因此，在吸引成员的支持上，协会之间必然存在竞争性。在这个意义上，代表阶级的工会与代表代际的养老金游说团体是相互竞争的，而二者对成员参与和支持程度的竞争结果正好可以反映出社会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具体分化形式。

其次，代表阶级的工会在养老金问题上往往更难以统一行动，而代表代际联盟的游说团体则更容易形成有政治影响的行动，后者的组织动力要显著强于前者。这可以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解释，具有选择性激励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具体而言，养老金缩减直接针对具体的养老金项目进行改革，对具体的代际再分配的影响更直接，因此代际组织对个体的选择性激励更更有效。同时，年龄是一个容易辨认的身份边界，而养老金项目的具体设计更使得受益者相对较于确认自己的利益，所以以代际为基础的组织更容易确定组织的边界，更易于联合起来为集体利益采取积极行动。与之相反，养老金缩减对代内再分配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并完全发生在当下，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是要通过累进税率的变化间接反映出来，同时，收入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边界，不同收入水平的利益相关者较难确认自己的利益，因此相对而言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缺乏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手段和容易辨认的组织边界，其成员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

更进一步，集体行动团体的涵盖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整个经济体效率的影响，因此，广泛意义上的阶级联盟更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以代际分歧为基础的特殊分利集团反而更专注于抢夺经济体中尽可能多的资源。因此，在养老金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过程中，与阶级联盟主导相比，代际分裂下的社会联盟如主导养老金政治，则会给改革带来更大的阻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代际联盟之间对立造成狭隘的老人政治更容易给养老金改革造成较大的阻力，其狭隘的利益要求在传统的统合主义框架下不容易得到协调；而阶级联盟之间的冲突更容易被政府调节管理，以阶级为基础的反对联盟对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2）推论2成立的推理关键

根据政治学上的“交叉压力”理论，社会主要对立的数目越多，社会完全分裂的风险就越小；“冲突和组织成员资格的交叉线导致政治缓和以及政治稳定，而冲突的协同线则导致强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不稳定”。不同的社会对立就像湖中起点相对的波浪，如果一个波浪的波峰与另一个的波谷相遇，这些波浪将相互压制；如果它们的波浪与波峰、或波谷与波谷相遇，则彼此加强。另外，李普塞特也强调过交叉压力对选民和政党组织的不同影响。他认为政治上不一致的重要归属、忠诚和刺激的多元化降低了选举中情绪化和暴力现象出现的风险，而具有多个相应交叉关系的团体和个体则增加了稳定民主的几乎。更进一步，一些针对选举与选民的研究专门考察了遭受交叉压力的个人表现出的行为趋势：对选举失去兴趣；减少了其政治承诺的强度；放弃投票；减少了党派特征；时常改变政治态度。

在养老金政治中，低收入年轻人与高收入老年人正是受到相反的交叉压力的影响，与另外两种特征人口（低收入老年人、高收入年轻人）相比，他们的选择更不稳定。当家庭养老强度变化时，他们的利益平衡发生变化，其政策立场也随之变化。这两种群体的选择决定了社会联盟的主导形式。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家庭养老从高到低的变化过程中，社会联盟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论上，总有那么一个点或时期，遭受交叉压力作用的这两种群体处于临界状态，加入任何一种联盟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种临界状态可能受到现实政治中其他历史制度、政治运作的因素干扰，不一定会稳定存在；然而，一旦环境条件有利于其存在，那么这时的社会群体中就没有形成任何主导形式的社会联盟，四类潜在的利益群体处于分散的立场之中。对养老金改革来说，这样的无主导联盟的临界状态应该是阻力最小的时候，因为只有低收入老年人这一种群体潜在的反对改革（参见表2-6）。这就是推论2成立的整个逻辑。

如果我们把推论1与推论2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理论上不同社会联盟的改革阻力的排序（代际联盟主导＞阶级联盟主导＞无主导联盟）。而改革阻力的变化是与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变化：从整个变化趋势来看，家庭养老强度最高时，改革阻力较大（相比之下，这是处于三种情况之中的中等阻力）；家庭养老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改革阻力最小；家庭养老强度最低时，改革阻力最大。（参见图2-3）

总之，如果低收入的老人能与高收入的老人打破阶级界限组成老年联盟，这样的分利联盟会对政府的缩减改革构成最大的阻力；如果低收入老人与低收入年轻人能保持旧有的阶级联盟，这样的联盟会对改革形成一定的压力；如果低收入老人无法与其他人构成稳定的联盟，这时政府的改革阻力最小。对无主导联盟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这是一种低收入老年人未能与他人组盟的情形：处于交叉压力的另外两种人群处于选择的临界状态，并未加入任何反对联盟：低收入年轻人不愿与低收入老年人合作，体现为低收入基层的工会组织缺乏统一反对意见；而高收入老年人也不愿与低收入老年人合作，体现为养老金团体缺乏统一反对意见。